陈亮认为当事者要选拔人才，富国强兵，就必须“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⑦。即废除“士以尺度而取”的科举制度和“官以资格而进”⑧的官僚选拔和晋升的用人制度，并明确主张“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

陈亮对消蚀人才的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为此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对科举制度束缚与摧残人才以及当时科举取士的冗滥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造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⑨。这种“士以尺度而取”的科举制度，只能使“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⑩。历来封建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病，尤其是宋代科举取士的冗滥，使官僚机构和官员总额不断膨胀，形成机构臃肿的局面。这种叠床架屋的庞大机构，导致政事相互牵制，相互扯皮的现象；有的则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尚书省的五部来说，“吏部闲了，事却归审官院及流内铨；户部闲了，事却归三司；礼部闲了，事归礼仪院；刑部闲了，事归审刑院；兵部闲了，事归枢密院”［11］。还出现了“官”与“职”分离的怪现象，即本官不管本职，“官”是虚名，“职”才管政务。《宋史·职官志一》说：“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官员的数额也十分惊人。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今内外宫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与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12］并慨叹道：“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设六官，僚属渐广，秦并六国，郡县益众，降及汉魏，以至隋唐，虽设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烦冗甚也。”［13］因此陈亮讽刺这些“今世之儒士”，“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不知形势之为何用”［14］，世事茫然，“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15］。他认为这种科举取士制度是“抱规矩准绳之大器，爱毫发丝粟之小才”［16］，因而对这种制度深为不满。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度外之用也”［17］。这是陈亮对科举制度的大胆否定。对于科举制度束缚与摧残人才，陈亮曾有切身之感。他本人少年早熟，智略横生，自谓年轻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18］，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在十八九岁时便著有《酌古论》，纵论古今，被人誉为“国士”。27岁时就向宋孝宗赵眘上书，即著名的《中兴五论》。辛弃疾称赞他“风流酷似，卧龙诸葛”［19］。甚至他的政敌朱熹也承认他“志大宇宙，勇迈终古”［20］。但这样一个卓有才华的人，却郁郁不得志，科举屡试不中，直到他51岁时，才状元及第，可惜这个“天下奇才”“而不得一展以死”［21］，在考中以后的第二年就逝世了。(www.daowen.com)

此外，陈亮对以恩荫入仕的制度也深恶痛绝，极力反对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恪守论资排辈的做法。他说：“庙堂方以资格从事，下人轻上爵，小臣与大计，则其徇徇苟求，浮伪偷惰之风，不当尚求之法也。”［22］这种“除授必资格”［23］的取人制度，使既得权位的官僚贵族得以垄断仕途，阻碍有识之士为国效力，并且扼杀有用之才。由于这些“庸愚龌龊之人”，堵塞了人才的进取，“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24］。陈亮的剖析，可谓尖锐泼辣，切中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