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兴盛与否，是跟文教事业密切相关的。这个地区的文教事业越是发达，那么这个地区的人才也就越多。南宋时的浙江，无论在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上，还是在教育事业上，都居全国前列。

从作为传播文化手段的造纸术和印刷业来看：浙江的造纸业，自古称盛，早在晋代，“剡藤纸”“苔笺”就已负盛名。唐宋以后，会稽的竹纸日益精美，遂代替“剡藤纸”“苔笺”而擅名天下。米芾《书史》说：“予尝硾越州竹纸，光透如金版。”于此可见会稽竹纸在宋时已负盛名。宋室南渡后，浙江成为纸的重要产地。如富阳的赤亭纸、谢公笺，温州的蠲纸，钱塘之油纸，四明之盐钞，天台之玉版，黄岩之藤纸等，皆名闻一时，为人珍重。在印刷业方面，浙江在吴越国时已经相当发达了。仅吴越王钱俶和延寿所印佛像、咒语，有数字可查的共计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本，数量之大，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到宋代，浙江已是全国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杭州为宋代四大印刷业中心之一，“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20］。绍兴的印刷业也十分发达，“其刊书之多，几与临安埒”。此外，台州、衢州、婺州等处刻书也很盛。［21］据统计，南宋刻书的地方有170多处，其中以浙江为最多，因此王国维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22］以质量而论，也是浙江最高，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23］广泛大量的刻印书籍，对浙江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一些珍本秘籍的刻印，减少了士人得书的困难，便于文人学者阅读利用，推动学术研究，为造就众多的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人才成长的催化剂——图书来看，“南宋之世，藏书家以越、闽为最盛”［24］。据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宋代浙江藏书家共有33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为南宋时人。《嘉泰会稽志》谓越藏书有三家，即山阴陆宰、陆游父子，新昌石公弼，会稽诸葛行仁，皆为当时的名家。此外义乌何恪，上虞李光，鄞县张瑞，安吉陈振孙，镇海曹蛊，鄞县楼钥、楼郁，吴兴叶梦得，於潜洪咨夔，海盐许棐等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私家藏书风气的兴起，对人才的造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些私家藏书，学者们怎能博览群书，广搜资料呢？以南宋大学者王应麟为例，据《宋史·王应麟传》所载，他著书695卷，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小学、艺文、制度、典故等方面，成书20多种。其博学多闻，实为宋朝一代所“罕有伦比”。很显然，撰写这些书，没有深广的学识是不行的，而这些学识正是建立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又如一生写了9000余首诗的爱国大诗人陆游，其家就有“书巢”之称。此外如吕祖谦、薜季宣、陈振孙等人，既是藏书家，又是宋代著名的学者。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藏书对人才造就的重大作用。

南宋时期，浙江之所以人才辈出，跟教育事业的发达也是分不开的。历史事实证明，人才的出现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教育比起社会环境中的自发影响来说，它对人的发展，特别对青少年一代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它告诉人们，愈是重视智力投资，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就愈是人才辈出。宋代的教育机构主要有书院和学校两种。以书院来说，南宋书院分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南文化荟萃之地，以江西、浙江、湖南、福建为最多。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203所，江西最多，达80所，浙江次之，为34所。［25］这34所书院基本上建于南宋时期，著名的有：金华丽泽书院、道一书院，宁波甬东书院，衢州柯山书院和清献书院，绍兴稽山书院，淳安石峡书院，慈溪慈湖书院、楼氏精舍、杜洲书院和石坡书院，台州上蔡书院，温州虎丘书院，永嘉浮沚书院，东阳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横城精舍，湖州安定书院等。［26］由于书院在全省各地的普遍设立，这对于文化的传播、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慈湖（杨简）弟子遍于大江以南”［27］。又加上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在这些书院中讲学过，如吕祖谦讲学于丽泽书院，杨简讲学于杜洲书院，何基讲学于北山书院等。由于这些学者讲学躬行，创辟蹊径，故乡习濡染，寝成风气，前后相继，蔚为文教之邦，例如“富阳民多服贾而不知学，简（杨简）兴学养士，文风益振”［28］。浙江的地方学校事业也很发达。南宋时的临安府，除中央所办的学校外，还设有杭州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29］又如南宋时，“甬句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宵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岑，其亦盛哉！”［30］文风之盛，可见一斑。洪迈在《容斋四笔》中说：“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31］

学术风气的空前浓厚，有力地促进了人才的兴起。早在北宋之时，浙地学者，与中原相埒。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诸儒讲学的先后，浙江已有四明庆历五先生（即慈溪杨适、杜醇，鄞县王致、王说，奉化楼郁），与永嘉九先生（即周行已、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沈躬行、赵霄、张辉、蒋元中）相继著书讲学。南宋时，浙江为首善之区，人文荟萃之所，所有各派的学术，没有未到浙江的。浙江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而远非北方所能望其项背，堪称“蔚盛当世”。南宋的学术主要有两派三家，两派即心性之学和事功之学，三家是指朱学、陆学和浙学，它们对浙江都有广大的影响，尤其是事功之学（即所谓浙东学派）影响最大，它是婺学、永嘉之学和永康之学的总称。婺学则首推吕祖谦、唐仲友，此外鄞县楼昉、王应麟，金华叶邽、叶秀发、戚如琥，武义巩丰、巩嵘兄弟等，都是这一系统的重要人物。永嘉之学，则有郑敷文、薜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可谓人才济济。永康之学，则有陈亮。这三个学派，为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学术派别，三个学派的学者，不仅交游甚密，相知很深，而且都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性命。此外，朱学、陆学在浙江影响也极大。朱熹的门徒中有许多是浙江人，其直接传授的弟子就有崇德辅广，义乌徐侨，永嘉叶味道、陆埴，黄岩杜煜、杜知仁兄弟。其再传弟子则更多了，在金华则有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即世称“金华四先生”；在宁波则有余端臣、黄震、史景及程端礼、程端学兄弟。陆学对浙江的影响要比朱学大。陆九渊的门人，一出自江西，另一出自浙东四明，其中浙东的更盛，有名的就有“甬东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涣），其再传弟子则有鄞县史家兄弟（弥忠、弥巩、弥林、守之、定之），严州钱时，衢县徐霖等等。“甬东四先生”都开门讲学，传授陆学，并且常常开讲学会，盛况远远超过槐堂。中外历史事实证明：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历来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社会因素。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促进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都起着重要作用。各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学术争鸣，相互取长补短，能够把不同学者的学识、本领和能力结合起来，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各有所长而能相得益彰的人才。在某一个或数个著名学者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学者，他们形成了一个“人才集团”。同时学派中的传、帮、带，可使该派的学术延续，后继有人。由此组成代代相传的“人才梯队”或“人才链”，即所谓学派。因此孙衣言说：“至于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人才之众寡，莫不于学术见之。”［32］陈虬也说：“吾乡南宋永嘉之学称极盛，然皆得之师友讲肆之功。”［33］南宋浙江学者勇于创新，提倡求实，兼取诸家之长的治学精神，对形成良好的学风影响极大。

由此可见，浙江人才之所以称盛于南宋，绝非偶然，它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今，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造就大批优秀人才，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素有“文物之邦”称誉的浙江，更应发挥自己的长处，培养出比以前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振兴中华、建设新浙江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

①《实史》列传人物参见《史地学报》第二卷第四号，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宰相、词人、画家统计人数，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学者人数参见《禹贡》1934年5月第一期，余瑛《宋代儒者地理分布的统计》。其中浙江是指今浙江省钱塘江以南地区，浙江西南一部分地区的儒者人数算在江苏和安徽一栏中。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③《苏东坡奏议集》卷九《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

⑥《浙江通志·选举》卷一二五至一二九，（清）李卫、傅王露等修纂；《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5册《考选》。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⑧⑨⑩［11］《宋文鉴》卷四。

［12］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学校》。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

［14］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

［15］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见《美术丛书》二集第七辑。(www.daowen.com)

［16］《陈亮集》卷之一《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

［18］李璜《重建〔明〕州学记》（绍兴七年冬），见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九。

［19］程俱《席益差知温州》，《北山小集》卷二十二《外制》。

［20］［21］［22］《两浙古刊本考序》，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第1046—104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23］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24］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况》，载《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25］参见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根据各省通志统计，说宋代有书院397所，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辑。班书阁在《书院兴废考》中说，宋代书院有229所，载《女师学院期刊》二卷一期，1933年12月。

［26］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28—30页。

［2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石坡书院记》。

［28］《宋史》卷四〇七《杨简传》。

［29］《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30］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31］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

［32］《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25册《文徵》，孙衣言《瓯海轶闻甲集序》。

［33］陈虬《治平通议·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

（与徐吉军合撰，原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