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人才的兴衰，与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14］。中国古语有“人杰地灵”“时势造英雄”等说法，正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构成环境的因素很多，但大致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才的成长和发展除受自然环境影响外，还要受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影响程度，后者大于前者。从自然环境来说，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气候适宜，山水之美，甲于海内。杭州在五代以后，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称誉。“山川之胜，翰墨之缘，可以兼得。”欣赏山水，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而且与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宋代山水画家就十分注意深入山川，师法造化，他们提出：“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15］又如山水文学是以山水景物为中心题材或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山水景物是否具有自然之美，对于山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人说“当奇境而有奇文”“江山明秀发诗情”，形象地说明了山水景物只有具备自然之美，才有可能引起从事山水文学创作的作家的热爱和向往，“身即山川而取之”，创作出情景交融的山水作品。中国历史上的山水诗、山水画都极盛于南宋的浙江，恐怕与浙江的自然风光之美不无关系吧。从社会环境来看，社会环境的安定与动乱，决定着人才数量的多少和人才的类型。从古今中外的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看，战争年代虽也可以锻炼出政治家、军事家等类型的人才，但从客观环境来说，则属于逆境，不利于人才的大批涌现。而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太平盛世，则常常有成批的人才涌现。南宋建炎初年，浙江虽遭金兵南下之扰，但时间较短。社会环境的长期安定，为人才的顺利成长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陈亮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16］

此外，南宋浙江交通事业的发达，尤其是海外贸易，对人才造就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南宋浙江海外贸易之盛远超前代，如明州港（今宁波市）“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7］，“风帆海舶，夷商越贾，利原懋化，纷至遝来”［18］。此外，温州也是南宋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为当时国内造船定额最高的地区之一，商业活动也颇为活跃，“其货纤靡，其人多贾”［19］，海外贸易相当繁荣。中外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外交通史上，人和物的转运输送，总是与以语言、文字为手段的文化转递相联系的。因此交通的往来既是政治、经济的往来，也是文化技术等的交流。交通的发展是各地区、各民族交往密切、生产发展的结果，故它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海上贸易不仅是经济上的贸易，也是文化上的交流。如南宋浙江输往日本、朝鲜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书籍、文具之类。书籍、绘画和各种工艺美术品，是南宋时期中国输往日本的重要商品，在《宝庆四明志》所列的货单中，就有从高丽输入的纸、墨等类文具用品。又如日本僧人源信就曾经委托宋朝海商周文德把自己的作品《往生要集》携带到中国，送给天台国清寺。源信还曾委托宋商杨仁绍把另一部作品送到浙江婺州（今金华）云黄山。从上可以看出，海上贸易的往来，加强了浙江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大批商业家、航海家、翻译家等类人才。(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