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以后,临安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衣冠毕会,商贾云集”,而西湖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因此,南宋统治阶级对西湖的整治、疏浚更加重视。如绍兴九年(1139)临安知府张澄奏请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委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专一浚湖,“如有包占种田,沃以粪土,重置于法”[56]。绍兴十九年(1149)以西湖秽浊湮塞,诏郡守汤鹏用工开撩,并修理了六井阴窦水口,增置斗门闸板,量度水势,通放入井。[57]孝宗乾道五年(1169)守臣周淙说:“西湖水面唯务深阔,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内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洁。旧招军士止有三十余人,今宜增置撩湖军兵,以百人为额,专一开撩。或有种植茭菱,因而包占,增叠堤岸,坐以违制。”[58]乾道九年(1173)守臣又说:“西湖冒佃侵多,葑菱蔓延,西南一带,已成平陆。而濒湖之民,每以葑草围裹,种植荷花,骎骎不已。恐数十年后,西湖遂废,将如越之鉴湖,不可复矣。”[59]于是,政府便下令严禁侵占,不得再有围裹,违者治罪。宁宗嘉泰以后,西湖又听民种荷,湖面日狭。理宗淳祐七年(1247)大旱,湖水尽涸,郡守赵与又加以开浚,自六井至钱塘门上舩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等处,凡种菱荷茭荡,一切剃去。[60]直到度宗咸淳间守臣潜说友又建议湖中不得种菱荷,以免侵占湖岸。南宋时,陆续对西湖加以疏浚,禁止侵占湖面。这些对杭州附近的农田水利和都市经济的繁荣,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苏轼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又说“保西湖即以保杭州”,说明了西湖与杭州关系的密切。
西湖在南宋时不仅对农田水利有重大作用,同时,也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南宋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沉湎于湖山之乐。吴自牧感慨地说:“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61]所以当时西湖有“销金窝”之称。他们还在西湖附近大兴亭园苑囿,“自六蜚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62]。
名园中如聚景园,在城西清波门外,旧名西园,孝宗致养之地。光宗、宁宗都曾游过此地,规模宏大,殿堂甚多,如会芳殿、瀛春堂、揽远堂(《咸淳志》作亭)、芳华亭、花光亭等,还有柳浪、学士二桥,每当夏秋之际,芙蕖绕堤如锦,夹径老松婆娑。曹勋有《聚景园看荷花》诗云:
四山收尽一天云,水色天光冷照人。
面面荷花供眼界,顿知身不在凡尘。[63]
陆游也有《小舟过御园》诗二首:
圣主忧民罢露台,春风别苑昼常开。
尽除曼衍鱼龙戏,不禁刍荛雉兔来。
水鸟避人横翠霭,宫花经雨委苍苔。
残年自喜身强健,又作清都梦一回。
水殿西头起砌台,绿杨闹处杏花开。
箫韶本与人同乐,羽卫才闻岁一来。
鹢首波生涵藻荇,金铺雨后上莓苔。
远臣侍宴应无日,目断尧云到晚回。[64]
到了理宗以后,园内日渐荒落,皇帝也不来临,释永颐有《过聚景园》诗云:
路绕长堤万柳斜,年年春草待香车。
君王不宴芳春酒,空锁名园日暮花。[65]
玉津园,在城南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龙山之北。绍兴十七年(1147)建,为孝宗与群臣燕射之所。绍兴十八年(1148),金使萧秉温来贺天申节,宴射园中。乾道二年(1166)二月,孝宗与皇子、宰执、亲王、侍从、五品以上官及管军臣僚等,较射园中。淳熙元年(1174)九月,又在园中行宴射礼,群臣赋诗赓和,极一时之盛。丞相曾怀有《恭和御制玉津园燕射》二首:
名园佳气霭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
五品并令陪燕射,四端欲序宾贤。
恩涵春意鱼翻藻,威人秋声雁落弦。
竣事更容窥典雅,宸华应陋柏梁篇。
江山秋色冠轻烟,别苑风光胜辋川。
位设虎侯恢盛典,技穿杨叶校名贤。
礼均湛露宣飞斝,乐奏钧天看发弦。
圣主经文与纬武,全胜巡幸射蛟篇。[66]
富景园,在城东新开门外,俗名东花园。规制略仿湖山,园内有百花池,与德寿宫很近,孝宗曾陪同宪圣皇太后来游,“登龙舟,撤去栏幕,卧看尤佳”[67],至咸淳时湮废。
翠芳园,旧名屏山园,在钱湖门外南新路口,净慈寺前,面对南屏山。园内有八面亭、五花亭等,一片湖山,俱在面前,是欣赏西湖风景的佳处。咸淳中,因建宗阳宫,亭馆花石都被移去,园遂废。相传白云庵是翠芳园的故地。
真珠园(《西湖游览志》作珍珠园),在雷峰塔寺前,今南山路,是张俊的别墅。园内有珍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等。又有梅坡,尤以高寒堂极其华丽。
集芳园,在葛岭,前临湖水,后据山冈,原为张婉仪别墅。绍兴年间,收归官家,藻饰益丽。理宗景定三年(1262)赐给贾似道,改名后乐园。园内“古木寿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眇逶迤,极其营度之巧”[68]。还有“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前揖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穿,各随地势以构筑焉”[69]。著名的堂榭有蟠翠、雪香、翠岩、倚绣、挹露、玉蕊、清胜等。住宅的左边,有养乐园,内有光禄阁、春雨观、养乐堂、嘉生堂。又于西泠之外,树竹千挺,架楼临之,名秋水观、第一春、梅坞、剡船亭,通称为水竹院落。在贾似道当国时,真是“地力穷斧斤,天章焕丹雘。花石拟平泉,川途致兹壑。唯闻丞相嗔,肯后于下乐?”[70]后来贾似道败亡,园也衰落,有人吊之以诗云:
檀板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
指挥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
败屋春归无主燕,废池雨产在官蛙。
木棉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71]
延祥园,西依孤山,为林通故居。园内有瀛屿、六一泉,香月、香莲二亭,抱翠、清新二堂,花明水洁,气象幽古。香月亭旁环植梅花,理宗大书“疏影横斜”一联,刻于屏。元初为杨琏真伽所据,园遂废。
玉壶园,在钱塘门外,南宋初为刘光世(鄜王)园,湖光涵映,最为胜绝。正如杜范的诗所说的:“占尽春光好,湖山一览余。著身蓬岛里,纵目画屏如。”[72]理宗景定年间,隶修内司,有明秀堂,咸淳年间,隶慈光殿。
庆乐园,在南山长桥之南,旧名南园。宁宗庆元三年(1197)赐韩侘胄。陆游在《南园记》中说:“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73]园中有许闲堂、和客厅、寒碧台、藏春门、凌风阁、西湖洞天、归耕之庄。其他还有夹芳、豁望、鲜霞、矜春、岁寒、忘机、照香、堆锦、清芬、红香等堂名,远尘、幽翠、多稼等亭名。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的园林中,没有比得上南园的。后归御前,名庆乐。理宗淳祐中赐嗣荣王与苪,又改名胜景。
水月园,在大佛头西。绍兴中,高宗赐给杨和王存中,高宗书“水月”二字。孝宗时赐给嗣秀王伯圭。园中有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还有瀛堂、玉林堂。
五柳园,在新门外,金刚寺北,即西园。
此外,还有钱塘门外九曲城墙下的择胜园,钱塘门外酒库侧的新园,丰豫门外的环碧园,城北的隐秀园,雷峰塔西的湖曲园(又名甘园),葛岭水仙王庙前的挹秀园(又名秀野园),钱塘门外的杨府云洞园,孤山路口张内侍总宜园,沿苏堤还有先贤堂、三贤堂、湖山堂等,大小园林,不下百数。
凡历朝帝后年高,即辟园奉养,最著名的如德寿宫,又称北宫,为高宗晚年休养之所。在望仙桥东,宫中分四地,随时游览。东地分香远、清深、月台、梅坡、松菊三径、清妍、清新、芙蓉冈,南地分载欣、欣欣、射厅、临赋、灿锦、至乐、半绽红、清旷、泻碧,西则泠香、文杏馆、静乐、浣溪,北则绛华、俯翠、春桃,又有亭叫盘松。宫内凿大池,引湖水注之。叠石为山,仿飞来峰,峰高丈余。建冷泉堂,一切布置仿效西湖,花台月榭,穷极华丽。有聚远楼,取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之句为名。周必大有诗云:
聚远楼高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
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74]
孝宗皇帝也有《题冷泉堂飞来峰》诗一首云:
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独立名飞来。
参差翠麓俨如画,石骨苍润神所开。
忽闻仿象来宫囿,指顾已惊成列岫。
规模绝似灵隐前,面势恍疑天竺后。
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万壑藏云烟。
上有峥嵘崆峒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飞泉。
一堂虚敞临清沼,密荫交加森羽葆。
山头草木四时春,阅尽岁寒长不老。
圣心仁智情悠闲,壶中天地非人间。
蓬莱方丈渺空阔,岂若坐对三神山。
日长雅趣超尘俗,散步逍遥快心目。
山光水色无尽时,长将挹向杯中渌。[75]
他把德寿宫内的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真是人间仙境,为西湖园林之冠。
所有这些园林的兴建,不知耗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王公贵族在这里藏歌贮舞,过着苟且偷安、穷奢极欲的生活,给西湖带来了畸形的繁华。
西湖景色在南宋时已有十景,即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优美的西湖景色,为画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南宋大画家马远的儿子马麟所画的《西湖十景》被称为佳作。画家陈清波也是专画西湖十景的。据《绘事备考》记载,他传世的佳作有“三潭印月”“断桥残雪”“南屏晚钟”“曲院风荷”“雷峰夕照”“苏堤春晓”等。绮丽的湖光山色,也为诗人词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诗人王洧为十景题诗,词人吴文英、周密、张矩、陈元平都有咏西湖十景的词。由于画家、诗人、词家的描绘和歌咏,西湖十景名扬天下,留传至今。
西湖的景色,四季不同:“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76]每逢春秋佳节,西湖游人如鲫,更是热闹异常。端午节的西湖竞渡,据《南渡稗史》记载:“是日画舫齐开,游人如蚁,龙舟六只,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彩旗、锦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得胜者,给以奖赏。六月六日“游湖者多于夜间,停泊湖心,月饮达旦”[77]。西湖的游船花样不一。有以颜色取名的,如鸣玉、锵金、金胜、宝胜、大绿、间绿、游红;有以形状命名的,如龙头、鹿头;有以形状和颜色混杂命名的,如百花、十样景;有以人的姓氏命名的,如黄船、董船、刘船。游船中大的叫头船,最大的如贾似道的车船,不用篙橹,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的叫瓜皮船,还有总宜船,取苏轼“浓妆淡抹总相宜”之句为名。[78]西湖游船,大小不等,大者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可容百余客,五百料者,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客,都造得奇巧,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舟中所需器物,一一毕备。至于贵族官僚自造的游船,那更是特别精致。
西湖周围,梵刹琳宫,星罗棋布。《西湖游览志余·方外玄踪》中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79]至于城内大小寺院,也有57所。[80]当时灵隐寺、净慈寺都是禅院五山之一,游客极盛,甚至日本僧人也有来此挂锡的。每年春季,各地来西湖朝山进香的香客络绎于途,松木场沿运河一带,帆樯林立,极一时之盛。
西湖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国内外的许多游客,这更为南宋临安城增添了热闹繁华。
南宋的都城临安,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封建消费城市。它的繁荣,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提到的:“在亚洲,城市的繁盛,或宁可说,它的存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地方性支出。”[81]南宋都城临安聚集着大批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他们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其经济来源,完全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因而这种繁华,是畸形的繁华,在这繁华热闹和歌舞升平的幕后,遮掩着无数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泪。
注:(www.daowen.com)
①《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②《全唐文》卷三百十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才情雅致》。
④陶谷《清异录》卷一,《地上天宫》。
⑤《万历钱塘县志·纪都》。
⑥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二,《清晓湖上》。
⑦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
⑧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
⑨据日本加藤繁的研究,我国坊市制度是在北宋仁宗中期逐渐崩溃的。
⑩《梦粱录》卷十二,《西湖》
[11]《咸淳临安志》卷五八,《户口》。
[12]《梦粱录》卷十八,《户口》。《咸淳临安志》卷五八,《户口》。
[1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二十,《杭城食米》。
[14]《梦粱录》卷十六,《米铺》。
[15]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
[16]《咸淳临安志》卷十九。
[17][19]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
[18]《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二。
[20]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二卷,第151章《补述行在》。
[21]《梦粱录》卷十三,《铺席》。
[22][24]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
[23][25]《梦粱录》卷十三,《夜市》。
[26]《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
[27]据《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夜市》《诸色杂货》,卷十六《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条的统计。
[28]《梦粱录》卷八,《大内》。
[29]《梦粱录》卷十三,《团行》。
[30]《梦粱录》卷十六,《酒肆》。
[31][32]《梦粱录》卷十六,《茶肆》。
[33]《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
[34]《梦粱录》卷十九,《塌房》。
[35]《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二。
[36]《都城纪胜》:《坊院》。
[37][38][39][43]《梦粱录》卷十五,《学校》。
[40]《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一。
[41]《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八。
[42]《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
[44]《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45]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46]《梦粱录》卷十九,《瓦舍》。
[47][48][51]《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
[49][50]《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52]《梦粱录》卷二十,《妓乐》。
[53]《梦粱录》卷二十,《角抵》。
[54]《梦粱录》卷十九,《社会》。
[55]《武林旧事》卷三,《社会》。
[56]《宋史》卷九七,《河渠七》。
[57][60]《咸淳临安志》,卷三二。
[58][59]《宋史》卷九七,《河渠志》。
[61]《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
[62]《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三,《委巷丛谈》。
[63][64][65][66][67]朱彭《南宋古迹考》卷下,《园圃考》。
[68][69][71]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贾氏园池》。
[7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八,《集芳园》林景熙诗《故相贾氏》。
[72][74][75]《南宋古迹考》卷下,《园圃考》。
[73]《陆游集》第五册,《放翁逸稿》卷上。(中华书局版)
[76]《梦粱录》卷十二,《西湖》。
[77]傅王露《西湖志》卷四七,《外纪一》。
[7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七。
[79]《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
[80]《梦粱录》卷十五,《城内外寺院》。
[81]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第三卷,第二十四章,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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