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为东南交通的枢纽。水道方面，有运河北通苏、湖、常、秀、润、淮诸州，有钱塘江南通严、婺、衡、徽诸州。钱塘江上游寿昌、龙游之间有梅岭，南宋建都临安府时，此岭最为重要，凡闽、蜀、江西、荆、湖、两广、云南八番以及海外诸国来者，皆经此岭［53］，然后顺江而抵临安。海道方面，离临安城东25里有澉浦镇，是对外贸易的商港，海面上桅樯林立，船舶云集。由于南宋造船事业的发达，当时大的船舶可以载重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可载五六百人，中等的船舶可载一千料至二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54］这些船舶来往于日本、高丽、印度等国。所以《马可·波罗行纪》中说：“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55］各国的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澉浦成为一个拥有数万人口的市镇。杭州的开港，始于北宋。至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更加频繁。杭州的市舶务，最早开设在杭州城东南面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56］，后来移至城北的梅家桥（今体育场路梅东高桥一带）北面［57］。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建有“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58］。这些“塌房”就是堆栈和仓库。南宋在江南立国，都城临安又地处东南沿海，因此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远远超过北宋。市舶司的税收约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是一项重要的收入。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59］又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上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60］南宋在澉浦设有市舶官，管理课税事务。由于南宋政府不断采取奖励措施，对外贸易数量逐年增加。南宋政府采取奖励海外贸易的原因，主要是南渡后偏安江南，半壁河山，版图不及北宋时的三分之二，剥削所入也随之减少。南宋政府一方面为了对付女真贵族的侵扰，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浩大；另一方面，每年还要向金贡纳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银和绢帛、茶叶等物。因此，只有通过海外贸易来解决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事实上，由于当时市舶司收入逐年增多，引起了南宋当局对发展海外贸易的密切关注，即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61］。“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62］再加上南宋统治当局为了满足其腐朽生活的需要，要进口大量奢侈品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药物等。因此南宋统治者积极采取措施，奖励海外贸易。为了奖励外商来中国，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63］。当时纲首蔡景芳因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招诱贩来货物净利收入高达九十八万余贯之多，因此南宋政府就于绍兴六年（1136）年底授予他“承信郎”的官爵［64］。在南宋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之下，对外贸易比北宋有显著发展。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当时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葩珍卉，源源运至临安。番货中以香药为大宗。绍兴十四年（1144）命诸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1147）诏以沉香、豆蔻、龙脑之属，号细香药，十取其一［65］。香药的大量输入不仅增加了宋代税收的来源，而且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宋的临安，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临安都市经济在南宋一代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代表了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说明了城市经济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是，就整个临安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世纪封建消费城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亚洲城市的兴旺，或者说得更好些，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66］当时临安的情况也正是如此，数以万计的僧道、尼姑、巫卜，以至市井无赖、流氓、妓女，以及大量的闲散流动人口，使这座消费城市的特征更加显著。可是这一派繁华热闹和歌舞升平的帷幕，却遮掩不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泪。大批失业的、无家可归的劳动者，他们“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67］。特别是到了南宋末年，皇帝昏聩，权臣贾似道独揽朝纲，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豪华堂室和花圃，寻欢作乐。政治日趋腐败，经济更加凋敝，临安附近出现了“行都之内，气象萧条”［68］的惨象。这正如高斯得的诗句所揭露的：

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

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

真珠作襦锦作袴，白玉为饭金为糜。

苍天苍天此何人，遘此大疾谁能医。

无食吾欲食其肉，无衣吾欲寝其皮。

谁能为我覆八溟，一洗世界无疮痍。

丝麻粪土被天下，菽麦水火赈民饥。

风后力牧不可起，吾辈碌碌安能追。［69］

物价飞涨，朝廷滥发纸币，饥荒严重，饿殍遍地，使得繁华的临安都市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绝境。

注：

①《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②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④陶谷：《清异录》（《说郛》卷六十一）。

⑤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

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户口》条记载：“今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

⑦《梦粱录》卷十八，《户口》条。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

⑨《宋史》卷四三七，《程迥传》。

⑩《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11］《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

［1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14］［15］宋人著阙名《异闻总录》卷四。

［16］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一篇Ⅱ《李嘉图的利润学说》，第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7］陈起辑［清］顾修重辑：《南宋群贤小集·静佳龙寻稿》（清嘉庆六年石门顾氏读画斋刊本）。

［1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9］《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二，《山川一》。

［20］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杭城食米》。

［21］《梦粱录》卷十六《米铺》条。

［2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

［23］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

［24］《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151章，冯承钧译。

［25］《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

［26］《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擂槌》：“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

［27］《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

［28］晁补之：《七述》。《武林掌故丛编》第十八册。

［29］《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www.daowen.com)

［30］《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

［31］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

［32］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33］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见《文物》1962年第1期。

［34］《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条。

［35］周辉：《清波别志·哀扇工歌》。

［3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37］《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38］［39］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

［40］《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

［41］《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

［42］《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条。

［43］《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条。

［44］据《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夜市》《诸色杂货》，第十六《酒肆》《分茶酒店》《而食店》《荤素从食店》等条统计。

［45］《梦粱录》卷八，《大内》条。

［46］《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7］《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

［48］《梦粱录》卷十六，《酒肆》条。

［49］［50］《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条。

［51］《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条。

［52］《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条。

［5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寿昌县梅岭》条。

［54］《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

［55］《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151章，冯承钧译。

［56］《乾道临安志·仓场库务》。《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条》作“市舶务，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又有新务，在梅家桥北”。

［57］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

［58］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条。

［5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十。

［6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十四。

［61］《宋史》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6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番》。

［63］《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

［6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

［6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

［66］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四四八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

［67］《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68］《宋史》卷四〇七，《杜范传》。

［69］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七，《物贵日甚》。

（与方如金合撰，原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