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都市经济的繁荣，一方面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却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剥削农村的结果，也就是说封建城市的经济是建立在对农村的剥削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中世纪都市资本的积蓄，……主要似应归因于商业和手工业对于农村的榨取。”［16］毫无例外，南宋临安城市工业商业的发达，主要也是靠对农村的榨取，正如朱继芳的《农桑》诗所说：

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

努力经营犹恨晚，官司那问有钱无。

…………

四月官场入纳时，乡耆旁午上门追。

请看贫妇通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17］

而且它也是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因为江南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农产品的销售需要市场，这也就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www.daowen.com)

首先，江南地区的农业，自北宋末年开始，由于北方农民不愿受女真贵族的统治，于是纷纷迁往江南，从事土地的开垦，因此耕地面积日渐扩大，对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由于江南一带，水利发达，修治了许多堰闸沟渠，开辟了大片的湖田、圩田、涂田、沙田、梯田等，兼以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再次，南宋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供其挥霍滥用，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此对农业生产也比较重视，如南宋政府对南迁的农民，曾发给他们一些钱米等赈济物资，或租给耕地，或拨出寺院官舍以救济贫乏，以此来安定他们的生活，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后，南迁的农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南方农民共同开发江南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南宋时江南农业非常发达，尤其是苏、湖、秀、常一带，上田一亩可收五六石，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18］当时江南地区所产的粮食，多数运往杭州，因此杭州就成了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所谓“薪南粲北，舶舻相衔”［19］。南宋时杭州粮食的消耗量是很大的，据周密说：“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20］吴自牧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21］朱熹也说：“京师（指杭州）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22］三者记载数字虽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出杭州粮食消耗量是很大的。来杭的粮食大多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但以湖州为最多，所以南宋时杭州北门外有一市镇叫作“湖州市”（即今湖墅），是杭州主要的米市。

除粮食以外，柴炭竹木则来自严州、富阳，“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也有来自婺、衢、徽等州。蔬菜多来自东门外，主要菜市就在崇新门外南北土门及东青门外坝子桥等处，因此当时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23］的谚语。

此外，由外地来杭销售的各种水果，如福柑、福李、台柑、洞庭橘、衢橘、陈州果儿、密云柿儿、罗浮橘、温柑、樱桃、荔枝、圆眼、密林檎、葡萄等。还有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的海鲜鱼、蟹、鲞、腊等类。仅胡椒一项，每日运往杭州食用的就有44担之多，每担合223磅［24］，共计有9812磅，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强，临安近郊农民有以种花为副业的。当时花的品种繁多，有牡丹、芍药、红梅、蜡梅、月季、蔷薇、碧蝉、棠棣、佛见笑、聚八仙、百合、滴滴金、石竹、金林檎、水仙、迎春、郁李、桃花、荷花等等不胜枚举，光是菊花就有70多种，不同颜色的榴花就有数十样［25］，真可谓花团锦簇，万紫千红。此外，还有从闽、粤运来的茉莉花，为市民所爱好，栽遍杭城，成为风尚。

因为南宋杭州的人口众多，农副产品的需要量自然很大，尤其是粮食和蔬菜。这些农副产品都以杭州为主要市场，这也推动了杭州都市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