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都市经济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到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据《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南宋末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0760之多⑥，但这个数字是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即依附郭钱塘、仁和二县而言，人口为432046⑦，已占全府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杭州市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又比较集中。南宋临安府户口增长的原因，除了南方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由于宋室南渡以后，北方大部分土地为女真贵族所占领，因此大批人民不愿受女真统治者的蹂躏，扶老携幼，纷纷南迁。绍兴十八年（1148）大理评事莫濛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⑧而临安又是全国首都所在地，是北方人民南迁的重点地区。这些南渡的人口中，可分为这样几种人：一种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他们避地南来，大多寄寓城中，也有少数居住乡间的。这批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享有各种特权，穷奢极欲，生活极端腐化，与临安的虚假繁荣不无关系。所以当时杭州有“销金窝”之称。一种是南宋的军队。因临安是首都所在地，武备不可一日弛阙，单就禁卫军而言，人数已非常可观，而军士之中，又是西北人居多，其次为河北、山东等地人。南渡的将领当中，北人最占优势，如延安人韩世忠，相州人岳飞，保安军人刘光世，德顺军人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秦州人张俊。当时“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⑨。一种是社会上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南渡的思想家如解州人赵鼎，拱州人许忻，许昌人韩元吉，开封人向沈等。文学家如洛阳人陈与义，济南人辛弃疾、李清照等。名画家如河阳人李唐、李迪，开封人刘宗古等。他们纷纷南渡，云集杭州，一时人才荟萃，济济一堂。他们的南渡，大大促进了杭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导了南宋一代学术文化的先河，同时对杭州都市经济的繁荣也有促进作用。一种是大小商贾。南宋临安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⑩。当时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所以凤凰山又名客山。所寄寓者，大多是江商海贾［11］，其中有许多也是西北人，他们“辐辏骈集，数倍土著”［12］。正如陆游所说，“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13］。小商贩从东京迁来临安恢复营业的，著名的如鱼羹宋五嫂，东京人，南迁后居钱塘门外，以此为业，曾经高宗宣唤，因此有名，至今杭州“醋熘鱼”一菜，还独擅其美。此外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杂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张家团子之类，都是从汴京迁来的。南渡的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大批南渡，对于杭州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他们辛勤的劳动才是创造了杭州的文明，使南宋临安成为经济繁荣的大都会的主要动力。

另外，因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兼以有湖山之美，风景秀丽，也吸引、招徕了许多外地人的迁入。如邢太尉孝扬，南渡初期，寓家湖州的德清驿，因该地湫隘不足容居，于是搬到杭州来［14］；又如乾道年间沈唯之，因为参观都下热闹的郊祀礼，特地从湖州迁到杭州的荐桥门内居住［15］。诸如上述的情况，为数不少。(www.daowen.com)

由于临安城内及其附近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多，这就势必促进了都市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