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两浙社会经济之所以出现了全面繁荣和高度发展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南宋抗战派和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金，阻止了女真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保卫了南中国的安全，使得南方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这种正义斗争，保卫了南方先进的生产力，起到了使南方人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重建家园的作用。金兵自建炎三年（1129）至四年（1130）在长江中下游遭到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璘等抗战派将领及南方广大军民的沉重打击，如金兵横行在富春江边时，被严州的民兵打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挫败了金军的嚣张气焰，从此金军不敢再过长江。金军虽然后来多次南犯，但每每遭到南方军民的阻击。特别是北方数十万武装忠义民兵的抗金活动，给了南犯的金军以沉重的打击和有力的牵制，打乱了金军的既定计划，使得他们始终只能在淮水流域骚扰而不敢向南窜犯。

同时两浙的劳动人民虽然面对南宋统治者残酷的剥削，但是大敌当前，为了民族的生存，忍受着阶级压迫的痛苦（虽然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起义），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里，仍然不辞辛苦，披荆斩棘，坚持生产劳动，发挥了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两浙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室南渡，偏安江南，外患严重，边防不安，所辖领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赋税收入也随之减少，加上对外连年用兵，军费浩繁，又要向女真贵族贡纳银绢数十万匹两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及官僚机构的冗杂，行政费用支出也很大。南宋统治者为了维持赵宋王朝的半壁江山，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鼓励复业，安集流散，对于流寓失业的百姓就给予钱米或拨出寺院官舍以救济贫乏，或如前所述的诸如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清丈田亩，发展海外贸易等等。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推行，使南宋初年的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两浙经济发展的。

南宋两浙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递增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人口的增减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浙江自吴越以来，独少战争，加上北宋末年以来北方人民不堪女真贵族的蹂躏，纷纷南迁，而当时容纳北方人口最多的地区还是长江三角洲，特别是钱塘江流域，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61］。北方南迁人口大量流入首都所在地的浙江，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因此使浙江增加了大批劳动力。南渡前，徽宗崇宁元年（1102）两浙路人口数为3373441口，到南渡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达到4327322口［62］，六十年中增加了953881人。其中除浙江本身增加的人口外，北方移民占很大比例，有的来自汴京，有的来自西北，而首都临安更是北人南迁的重点。当时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所以凤凰山又名客山。此外如湖州、越州、衢州、婺州、处州等地，也有许多北移的人口，越州就有不少“赵、魏、齐、鲁、秦、晋士大夫渡江者”［63］。而南渡人口的最大部分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的南迁，使浙江的劳动力得到大量的补充，这些弃家破产、离乡背井来到浙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和浙江人民共同交流生产经验，共同开发浙江。再加上浙江地处东海之滨，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耕作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南宋浙江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总之，南宋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统治阶级采取的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只有通过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所以南宋浙江经济的发展是浙江劳动人民和南迁的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南宋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支配形式的阶级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又必然起着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作用。所以南宋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南宋封建统治阶级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破坏和种种限制，诸如官僚大地主在战争期间，利用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的机会，趁火打劫，贪婪地扩占土地，因此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浙江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高度的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生产斗争又不得不受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制约，而不可能突破和砸碎这种束缚和制约，因此也就不可能使浙江的经济向生产的高度和广度进军，而只能崎岖曲折地向前发展。

注：

①②《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一九。

④《浙江通志》卷六一，《水利十》。

⑤⑥《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农田杂录》一之三六。

⑧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第364页。

⑨方勺：《泊宅编》卷一，《骖鸾录》袁州条。

⑩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第365页。

［11］《宋诗一百首》第1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虞似良，浙江余杭人，1180年前后在世，横溪堂旧址在现在浙江天台山一带。

［12］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第367页。

［13］《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4］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钟遐：《从兰溪出土的棉毯谈到我国南方棉纺织的历史》，《文物》1976年第1期。

［15］《宋诗一百首》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翁卷，浙江乐清人，1243年前后在世。

［16］《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17］吴泳：《鹤林集》卷三十九，《隆兴府劝农文》。

［1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9］《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

［20］《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22］黄淮、杨士奇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八，《仁民》（赵汝愚为江西转运判官上疏）。

［23］朱琰：《陶说》卷二。

［24］［25］《龙泉县志》卷一，《舆地志·古迹》。

［26］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条。

［27］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哥窑》。

［28］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龙泉窑》。

［29］《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物产》。

［30］《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www.daowen.com)

［31］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

［32］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33］或作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睦亲坊即今之弼教坊。

［34］孙从添：《藏书纪要》。

［35］《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宋纪》一百六，高宗建炎三年十二月。

［36］《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

［37］朱弁：《曲洧旧闻》卷七。

［38］张仲葛：《金华猪》引言。所史载金华火腿的腌制早在唐中期就已开始，这个传说反映了南宋时金华火腿的腌制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39］《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0］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第405页。

［41］《吴兴诗存》二集八卷。

［42］《吴兴诗存》二集十一卷。

［43］《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

［44］《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二。

［45］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

［46］《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7］［48］［49］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

［50］《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

［51］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

［52］《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53］《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

［54］《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条。

［5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

［56］《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香条》。

［5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

［58］周宝珠：《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中国历史研究》第59页，1981年第2期。

［5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一一。

［60］《止斋先生文集》卷五，《汪守三以诗来次韵酬之》。

［6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十二月。

［62］《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

［6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与方如金合撰，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