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县地处东南沿海产盐区，这里的人们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靠贩售一点私盐来维持生计，然而当地的豪商富室却利用国家征收盐税的机会对食盐垄断囤积，并对盐民加以迫害及至残酷屠杀。王安石对民间疾苦深表同情，对官僚奸商们的横暴行为极为愤慨，他决意改变这种现状。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写了《收盐》诗，诗中描写盐民在残酷剥削压迫下的凄凉景象。王安石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提出民贵思想，警告统治者不应与民争利，以免激起盐民的强烈反抗。

北宋政府对食盐实行统制，官僚大地主无止境地向盐民征盐，而付给盐民的却是很低的价钱，且常常不按时付给。在这种情况下，盐民们为了生存，想方设法把食盐运到非产盐区销售，以获得利润，可是两浙转运使为了严禁购买私盐，就下令定期告发私贩者，并要“吏民出钱缉捕私盐，凡罪不至配杖者皆同妻子迁五百里”。为此王安石上书转运使，指出令吏民出钱招人捕盐是一大过失，并极力反对用残酷的刑罚和告密的办法来禁私盐，认为这种额外的负担不仅会迫使“良民鬻田以赏无赖告讦之人”［15］，从而败坏社会风气，而且盐出自大海，即使每天以杀人来禁止私贩，也是做不到完全禁止的，这是势所必然的事。“今重诱之，使相捕告，则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16］无赖奸人借此机会，骚扰艚户，使得百姓难以安居乐业。“艚户失业，则必有合而为盗，贼杀以相仇者。”［17］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问题。鄞地百姓本已贫困，而“贵购而不可得，则其必有鬻田以应贵者”［18］，这样必定弄得百姓倾家荡产。民为国之本，任何劳民伤财使得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穷而怨的事，实非所以为政之道。因此，王安石要求统治者对此加以考虑。捕盐不仅不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其结果只能造成“官逼民反”的危急局势，最终将酿成大祸。(www.daowen.com)

说到理财，王安石认为应把解决财政问题同社会发展、生产情况联系起来考虑。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与马运判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今国家之所以贫穷，不仅是因为无节度的消费，而且是因为失生财之道，故造成贫困不堪。他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19］同时他又指出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20］。所以应该积极开发天地间的自然资源，扩大物资流通范围，疏通各种物资的流通渠道，并做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王安石在明州的改革实践，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闭式的理财方法，也使自己从原来单纯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关心国事，留心民间疾苦的结果，也由此可见王安石这位年轻改革家的远见卓识。他在鄞县时形成的理财的新见解，为以后变法中推行的市易法、均输法等打下了基础，这对于扭转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是有很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