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士大夫在政治上之环境，《玉海》卷一三〇官制·宗戚条云：“明哲之君，知骄侈之易满，荣辱之难保，授任各当其才，禄位不过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诫之以大义灭亲，使居无过之地，永享不赀之福，与国终始，不失其所亲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六年（1136）正月乙未条载高宗曰：“近上戚里，既擢用后，或有罪戾，罚之则伤恩，贷之则废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为宰相，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所谓“无过”，为宗室自处之要道，所谓“安全”，为处宗室之妙诀。处此要妙之下，宗室在政治上自难有何发展。且在北宋初期，不但不予一般宗室以高位，而地位较低之职事，亦不轻授。《乐全集》卷三八《永嘉郡王墓志铭》：“国朝之制，不属宗室以吏事，悉留京师，以奉朝请。”又卷三八《世褒墓志铭》：“近事诸皇族，鲜出补外官，悉留京师，亦不厘务，为选儒学官，切磋讲习外，奉朝请而已。此朝廷亲亲之义，敦睦纠合，所以别于庶姓，不责以事。”其不责以事，非谓宗子才能不美也，亦即所谓“安全”之耳。《宋朝事实》卷八：仁宗尝语及宗室多求外居者，然后因之试以外官。仁宗曰：“宗子素未谙民政，若补外官，但虑易致过失尔。”韩琦曰：“陛下若命宗室习律令，久之，何患其不能从政也。”参知政事赵曰：“人臣子弟，未必皆有过人之才，使之从政，尚能粗了局事，盖积习使然。宗室固多美才，若择而任之，庶几渐知为政之方也。”足见仁宗以前，宗室鲜有从政，至仁宗以后，人数渐众，有不能悉留京师之趋势，故仁宗时宗室乃有要求任外官之事实。

宋祖宗之法，不许宗室干政，在表面上虽求宗室之安全，但推其深旨，实防危及政治。然此法究不能行之久远者，乃因宗子人数渐增，而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故仁宗时已有开放宗子参加政治之趋势。迨至神宗，则不得不开宗子仕进之途，而宗子始有应举之事。嗣后入仕者遂众，然亦只能参加一般士大夫集团，而不能独自成一集团，以免触忌也。

其在未许参加应科举之先，所除之官，依《宋朝事实》卷八，枢密副使吴奎答英宗语“祖宗时，宗室皆近亲，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而已。即京师诸王，亦大抵有官无职，此可于《宋史·宗室传》中证之。至于宗子迁官，沈括《梦溪笔谈》卷二，故事条：“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宋初，宗子从未参加实际政治，英宗以后始渐众。至徽宗时乃又趋于滥。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三，宗室参选条：“按宣和七年（1125）八月，臣僚论祖宗时，宗室无参选法。至崇宁初，大启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优为之法，参选一日，即在阖选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贵，其间不为无人，而膏粱之习，贪淫纵恣，出为民害者不少。议者颇欲惩革，罢百十人之私恩，为亿万人之公利，诚为至当。若以亲爱未忍，姑乞与在部人通理名次。”靖康元年（1126）八月，洪迈又奏云：“祖宗时，未有宗室参部之法。神宗时，始选择差注一二，崇宁初，立法太优，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占名州大县优便丰厚之处，议者颇欲惩革，不注郡守县令，在部人通理名次。”见《容斋三笔》卷十三。宗室既得外任，其凭恃势位，贪淫纵恣者固多，而清官循吏，亦未尝无人。如高宗时辚之，历监磁州滏阳县驿者三年，三门、白波辇司催促纲运者四年，皆尽力无乏事。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赵府君墓志铭》。又不息知开州，罢横敛，去苛政，以修学兴孝劝之，民稍知义。在开三年，民绝斗殴，夜不闭户，除夔州路转运判官，开人数千，遏城门不得行，不息谕之曰：“今犹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见叶适所撰《赵公行状》，载《水心文集》卷二六。孝宗时之师，知吉州，治有余，益施与，减征商十三四，减苗耗十五六。属县解板帐，量留之穷乡，不幸病死，民感其意，即城隍敞大堂，分建十一祠，祝嘏荐献如神明焉，见叶适所撰《赵公墓志铭》，载《水心文集》卷二四。宁宗时之彦，知晋陵县。庆元初，浙西饥，三十县饿死殆尽，独彦能活二十万人。见叶适所撰墓志铭，载《水心文集》卷二三。此皆宗室任地方官而有政绩者也。

宗室中在政治上踞高位而享盛名者，厥惟汝愚一人。汝愚字子直，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居饶州之余干县。父善应，字彦远，官终修武郎，江西兵马都监。性纯孝，晋陵尤袤称之曰“古君子”。丞相陈俊卿题其墓碣曰：“宋笃行赵公彦远之墓。”见《宋史·赵汝愚传》。朱熹撰《笃行赵君彦远墓碣铭》有云：“为人谦和坦易，与人语，惟恐失词色，至谊有不可，则奋前无所顾。虽以公族疏远，流落江湖，而忧国之深，如在廊庙。闻当世进一善人，行一善政，则喜不自胜，闻远近或水旱则忧见颜色。居家不设条约，于子弟无所程督，而躬行之实，所渐渍而兴起者甚众。居常称曰：‘欲学圣贤，当消客气，洒扫应对，是其入处也。’顾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为要官，故其事业，无以见于世。至其潜德隐行与其志念之精微，则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呜呼！其真可谓笃行君子矣。”见《朱文公集》卷九二。汝愚幼承家教，故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擢进士第一。其学务有用，常以司马光、富弼、韩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闻于师友，如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著诗文十五卷、《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类宋朝诸臣奏议》三百卷。见《宋史》本传。(www.daowen.com)

至其政治生涯，始于孝宗。据《宋史·赵汝愚传》及《南宋馆阁录》《续录》等记载。孝宗方锐意恢复，始见，即陈自治之策，孝宗称善。乾道五年（1169）五月除秘书省正字，六年（1170）六月，乃迁校书郎。七年（1171）七月，除著作佐郎。八年（1172）五月，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转运判官，入为吏部郎兼太子侍讲，迁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内侍陈源有宠于德寿宫，添差浙西副总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贯典兵，卒开边衅，源不宜使居总戎之任。”孝宗喜，诏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职。旧制，密院文书皆经门下省，张说在西府，托言边机不宜泄，汝愚谓：“东西二府，朝廷治乱所关，中书庶政无一不由东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旧制。淳熙七年（1180）九月，除少监兼权吏部侍郎，论知阁王抃招权预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陛辞，言国事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者府。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十六引汝愚在蜀进《皇朝名臣奏议》序曰：“臣伏睹建隆以来，诸臣章奏，考寻岁月，盖最盛于庆历元祐之际，而渐弊于熙宁绍圣之时。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过差，则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县小吏，皆得尽言极谏，无所讳忌，其议论不已，则至于举国之士，咸出死力而争之。当是时也，岂无不利于言者，谓其强聒取名，植党于朝，期以摇动上心。然而圣君贤相，率善遇而优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气。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无一人敢议论者，纵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终无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献谀者，遂以为内外安静，若无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祸乱之机，发于所伏，今尚忍言哉。”此亦可见其志节。召还。光宗受禅，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处义论其稽命，除知潭州，辞，改太平州。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1191），召为吏部尚书。三年（1192）六月，以吏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四年（1193），知贡举，与监察御史汪义端有违言，除同知枢密院事。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诋汝愚植党沽名，疏上，不纳。又论台谏、给舍阴附汝愚。又论汝愚讥讪祖宗。汝愚力辞，徙义端军器监。五年（1194）七月己巳兼参知政事，癸未自知枢密院事除枢密使。八月丙辰自枢密使除右丞相。总观汝愚自进士及第而入馆阁，由正字循序擢升而为丞相，非倖进躐等者可比拟，然属宗室之故，仍不免受人攻讦。洪迈《容斋三笔》卷七赵丞相除拜条：“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宋史·赵汝愚传》谓：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无遗。”侂胄然之。擢其党将作监李沐为正言。李沐尝求节度使于汝愚而不得，乃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宋史·徐谊传》载汝愚本人亦自谓“名在属籍，不宜久司揆事”。宗室在政治上之处境，其困难若此。汝愚既罢相，除观文殿学士知福州，其同林择之、姚宏甫游鼓山诗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人生只如此，虚阑独倚更徘徊。”亦见其晚年意兴阑珊矣。

《宋史·赵汝愚传》又谓汝愚罢相时，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太府丞吕祖俭，皆鸣不平。而侂胄忌汝愚益深，汪义端行词，用汉诛刘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杀之意。迪功郎赵师召亦上书乞斩汝愚。汝愚谓诸子曰：“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后贬永州，至衡州病作暴死，时庆元二年（1196）正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