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之有科举，始于神宗时代。《苏东坡奏议集》卷十《荐宗室令畤状》：“自建隆以来，累圣执谦，不私其亲，干国治民，不及宗子，虽有文武异材，终身不试。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髦，与天下共之，故增立教养选举之法。”又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十四《论用宗子》：“昔仁祖朝，富弼在枢府，仁祖诏弼专管北事，弼因上安边十三策，其一，则论宗室当教而用之，所以强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谓虏人贵亲，多以近亲为明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强，而中国未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虏必谓王室孤危，无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摇动，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此言仁祖时也。其后熙宁元丰间，始行教养考试之法，英才辈出，虽未尝大用，无赫赫功名，震耀海内，而亦不得为无人矣。”宋初数十年间，极端奖励文士，抑制武人之结果，士大夫势力逐渐膨胀。至仁宗时代，遂居于领导地位，代替唐代及其以前之贵族阶级，而宗室亦至仁宗以来，人数剧增，在此种情况下，为其自身计，不得不谋求加入士大大阶级。故神宗时代，开放宗室之科举机会，实可认为一种自然趋势。即宗室人数增加之结果，不得不改变以前强制坐食政策，而士大夫势力膨胀之影响，使帝室感到威胁，故将宗室加入势力集团，使皇权之外围，亦有其社会领导之地位也。

宗室应举分袒免亲与非袒免亲二种。《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载熙宁五年（1072）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廷试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李攸《宋朝事实》卷八：徽宗时尚书右仆射蔡京等言：“臣等伏考神宗诏书，盖为袒免既已赐名授官，若愿应举者，自当依进士法。其非袒免，既不赐名授官，故止令量试艺业，即推恩数，非若应进士举之难也。至于年长，累试不中，则又特与推恩，量才录用之制，则随其材器，收录尽矣。”袒免亲较非袒免亲为优遇，可不必参试而授以爵位，而非袒免亲之考试，亦不若一般士大夫之难。虽然如此，其录取名额，亦非漫无限制。《文献通考·选举考四》：“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毋过五十人。”其比例占全数二分之一，故录取机会，自较一般士大夫为多，亦见其对宗室考试之宽大也。至于所试科目，《长编》载熙宁五年（1072）五月辛已，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者，试策三道，论一道，或大经义十道。《文献通考·帝系考十》，则谓非袒免亲应进士者，只试策论；明经者，习一大经，试大义及策。《宋史·选举志》第一百一十所载：“崇宁初，疏属年二十五，以经义、律义试礼部合格，分二等附进士榜，与三班奉职，文优者奏裁。其不能试及试而黜者，读律于礼部。”又载孝宗时宗子习经人，本经义二道，习赋人，诗赋各一首，试论人，论一首。

至于其考试合格后出官之制，与一般士大大不同，姑举孝宗时为例，宗室御试合格第一名承节郎，余并承信郎。而一般士大夫御试登科，如隆兴元年（1163）第一人承事郎，第二第三人文林郎，第四第五人从事郎，第六人至第四甲并迪功郎。所谓承节郎，承信郎皆属武阶，而承事郎、文林郎、从事郎、迪功郎皆属文阶，此为两者出官之别也。

在神宗以前，宗室中有特赐进士者一人，即赵叔韶也。《长编》载皇祐元年（1049）六月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为右领军卫将军，赐进士及第，寻加文州刺史。叔韶尝献所著文，召试学士院，入优等，特迁之。仁宗曰：“宗子好学无几，尔独以文章得进士第，前此盖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宜勿忘所学。”叔韶字君和。魏王廷美之后，为宗室召试之始。宗室有科举虽始于神宗，然宗室之当列于士大夫之林，则仁宗时已感其必要矣。“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一语，非泛泛之言，内所以促宗室之自觉，外所以示天下，宗室已具士大夫之资格矣。(www.daowen.com)

至于由科举登第，宗室中最早者为神宗时之令铄。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英宗在濮邸，与燕王宫族人世雄厚善。两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时。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铄也。神宗后即帝位；令铄进士及第，为本朝宗室登科第一。”宗室登科之第一人，《宋史》竟无传，《宋史》之失也，然他书亦罕见提及之者。而汝愚之魁天下，又为宗室中瞻前无邻矣。《玉照新志》卷四载王明清启云：“宗室魁天下，今日创见，可谓熙朝盛事。”虽然，宗室之有科举，为宋开国后百年之事，而宗室预科举后，能魁天下者，又更百年而后始见，且为赵宋一代所仅有者。

宗室进士登第，据《宋朝事实》卷八所载自熙宁至元符初三十余年，中试者二十余人。又据张淏《云谷杂记》卷三载，自元祐三年（1088）戊辰至嘉定元年（1208）戊辰一百二十年间，中试者一千三百四十四人。其姓书见录于载籍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谱牒类》及《玉海》卷一三〇所引淳熙二年（1175）大宗正士，宗正丞耿延年所编之《皇族登科题名》有子湜、令馡二人。其见于《宋史》者，元祐六年（1091）有子栎，崇宁五年（1106）有子崧，宣和中有子，宣和六年（1124）有伯振，绍兴二十七年（1157）有不、善俊，绍兴三十年（1160）有彦逾，乾道二年（1166）有彦、汝愚，乾道五年（1169）有善誉，淳熙十一年（1184）有汝谈、汝述，淳熙十四年（1187）有希言、希怿，庆元二年（1196）有希、善湘，嘉定元年（1208）有汝谠，嘉定七年（1214）有必愿、与懽，嘉定十三年（1220）有与，咸淳元年（1265）有时赏等二十一人，以上俱据各本传。见于陈骙《南宋馆阁录》及《续录》者，而《宋史》列传所未见，如绍兴四年（1134）有元孺。乾道八年（1172）有时逢，淳熙十四年（1187）有崇朴，开禧元年（1205）有彦悈，嘉定元年（1208）有汝，嘉定十三年（1220）有时，嘉定十六年（1223）有与汶，宝庆二年（1226）有汝腾，绍定五年（1232）有时愿。此外，绍兴十八年（1148）同年小录，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虽因朱熹、文天祥而传，然以此知绍兴十八年宗室登科者凡十七人，为子修、伯茂、伯术、伯瑷、师孟、不、不愧、不悔、善屾、善珏、俨之、像之、公斌、公懋、彦文、彦龄、彦恂。是年进士总数为三百三十人，宗室占5.2％。足见宗子中固未尝不多可造之才也。至于宝祐四年（1256）宗室登科者凡八十五人，为子发、与东、与遴、与溥、与、与种、与樀、与梣、与棏、与铦、与、孟奎、孟仚、孟定、孟槱、孟浑、孟涔、孟澜、孟续、孟熩、孟俨、孟、孟钻、孟铸、汝澋、汝埏、崇回（字国老）、崇湁、崇墀、崇、崇、崇铬、崇回（字希道）、崇口、必、必遝、必寰、必、必、必洤、必樘、必棍、必揆、必烇、必聪、必、必、必朠、必、必畊、必偊、必鑛、必铮、必、良茞、良埈、良、良铨、友焕、暮夫、夫、夫、时赛、时垦、时、时贯、时洮、时溱、时沝、时熪、时瑐、若鲁、若、若祺、若焯、若、若玤、若琲、若琟、若硂、若钰、嗣、嗣恩、嗣淐、嗣樟，其人数则远过百年前之绍兴十八年，然是时宋祚已近覆亡之边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