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有资善堂为皇子就学之所，创于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在元符观之南，其以“资善”为名者，盖取“乾资始善长”之义也。其教职则有翊善、赞读、直讲、说书与小学教授之别，见《玉海》一六一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然此无关于一般宗室之教育也。一般宗室之教育机关，则为宗学。然宗学一名，至南宋始确定。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三十引《宏词宗学记》：“今以公族之盛，其材多固宜，然世远而益繁，而教养之法未广。哲宗皇帝，明诏加恩，为宗子建学，以成神考之志，甚盛德也。……今益广学校，为建师儒，凡诸侯宫学之所建者悉居之，其教养劝课与夫简试升黜之法，皆视太学。”章如愚，宁宗时人。宋初因宗室未众，未感设学之必要。至宗学之教授，《长编》载太宗至道元年（995）正月戊申，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为皇侄皇孙教授。时中书言：“唐太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读、诸王亦有侍读，无降杀之礼，请改为奉诸王讲读。今皇侄皇孙，皆列职环卫，请以教授为名，从之。故涪陵悼王廷美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业焉。”是教授之始。然教授者，须品学兼优，如《玉海》卷一三〇载天圣三年（1025）仁宗曰：“教授非止讲经，宜选履行端悫者。”及睦亲宅成，宗子既聚居，于是以时为之讲书。《长编》载景祐三年（1036）九月己未，以祠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国子监直讲王宗道，太常博士、国子监说书兼监丞事杨中和，并为睦亲宅讲书，睦亲宅讲书始于此。又据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庆历五年（1045）十二月己未：“诏大宗正帅宗子勉励学业。睦亲宅北宅诸院教授官，常具听习经典或文词书翰功课以闻。”此条为通行本《长编》所阙。以宗子渐众，仁宗特重其教育，于此可见。至英宗时，遂有增置宗室学官之诏。见《长编》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己亥条，并云：“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名，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八百余宗子，而教授原仅有六员，平均一位教授分教一百余人，其势不得不增置者也。至哲宗之世，据《宋史·职官志》大宗正司条，元祐六年（1091）“诏宗正按熙宁敕，诸院建小学，自八岁至十四岁，首检举入学”，是则有类于今日之国民教育矣。徽宗既设外宗正司，亦各置教授以教育之。建炎南渡，干戈不息者十许年，宗子之教育，自亦未遑多顾，及南北和议已定，绍兴十四年（1144）始建宗学于临安，学生以百员为额，大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见《文献通考·学校考三》。

以学规言之，《玉海》卷一三〇载，治平元年（1064）六月己亥诏曰：“一祖之后，诸宗之支亦尝著令于前，命官以训，或兼职他邸，或备位终年。诏近臣荐能者，使成童而上，讲诵经书、小学之居，通达名数，朝夕劝善，日月计能，居常谨修，戒在中止，内有懿亲之表率，外有明师之切劘。其子弟不率教者，俾教授及尊长，具名申大宗正司戒责，教授不能勉励，宗司察访以闻。”其处罚之方法，《宋会要辑稿·崇儒一》规定“宗子年十岁以上入小学，二十以上入大学，年不及而愿入者，听从便。若无故应入学而不入，或应听读而不听读者，罚俸一月。再犯，勒住朝参。三犯，移自下斋。即两人不入学，本宫本位尊长罚俸半月。三人以上并犯者，罚一月，十人以上罚两月。重者申宗正司奏取敕裁”。可见宗子如届入学年龄，无故不入学者，除处分其本人外，尊长亦须罚俸，此所以训饬宗子向学之心，毋使其辍怠也。

以科目言之，宗子年幼者，先教以方名数目，见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八《宗讷第四男石记文》。又宗学法规定小学生逐日点校《论语》《孟子》，或作诗对，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一》。而成童以上，则讲诵经书，若经学有所未通，则先治《论语》《孟子》。高宗绍兴五年（1135）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钱观复等言：“今来宫学大学生，人数至少，年格虽及，而经书全未通诵，尚须点授。若遽以大经义讲说，则义难开晓，恐成躐等。欲乞且讲《论》《孟》，可使易晓，候至稍通经旨，仍旧大小经轮讲，庶以渐进。”又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二十五日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陈棠言：“睦亲宅南班官，及其子弟讲解传授，旧制具存。向缘创复之初，有司建请，以未能通经，乞且讲《论》《孟》，至今逾二十年，唯讲此二书。”以上俱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一》。盖《论语》《孟子》二书于修身行已，有所裨益，而文字亦较大经为浅易，可谓宗学之基本课程，然徒诵此二书，尚未足以言对学术有何贡献，而必有赖于后来之努力也。(www.daowen.com)

以校舍言之，绍兴五年（1135）八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钱观复等言：“今行在惟有睦亲宅一处。见在散居五间，除教官二员，各得直舍屋一间外，余讲堂三间，更无斋舍，可以容处。欲各就宗子所在讲说训导，非特与民间混杂，所居褊隘，又散漫不一，难以遍诣。”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宗正丞吴景偲亦言：“伏睹陛下偃武修文，崇儒重道，学检之设，遍于幅员，惟是宫学兴复，既已历年，止有敝屋数间，萧然环堵，释菜无殿，讲学无堂，逼近通衢，又无廊庑，师儒斋几，卑隘浅陋，生徒诵读游息之地，抑又可知，岂有仙源流衍，英材众多，传经肄业之所，乃苟简如此邪？”俱见《宋会要辑稿·祟儒一》。此乃丧乱迁徙之余，政府尚无力顾及。至嘉定七年（1214）八月二十六日乃诏临安府建宗学，其学置六斋，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一》。六斋者，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载嘉定岁，始改宫学为宗学，学立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斋舍有六，匾曰：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

上述为宗学组织之大概情况。然自南宋后，宗学大抵徒具形式。《宋会要辑稿·崇儒一》，载光宗绍熙二年（1191）七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王奭言：“宗庠之设，凡事具文，有名无实。”又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四月，从事郎行宗学谕范楷奏：“学校之广，十倍于前，而养士尚仍其旧，区宇宏大，弦诵寂寥。”可知宗子入宗学求学者，实不多也。是盖由于宗室之居处，较之北宋时代为自由，不限于行在，不限于福、泉二州，而其教育亦不以徒具形式之宗学为重，而广求师儒于外，与一般士大夫同，故人才自较北宋为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