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远在春秋时就已有收藏典籍的“盟府”，《史记》记载老子曾为周藏室史。到西汉武帝时，“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①。东汉有兰台、东观，魏晋至隋有秘阁，唐、五代有三馆，北宋有馆阁，这些都是国家藏书的地方。

北宋的馆阁是指三馆和秘阁，所谓“三馆”就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都是唐朝开始设置的②。五代梁末帝贞明中，在汴都（今开封）也设有三馆（当时称西馆），位于右长庆门东北，只有小屋数十间，“湫隘卑痹，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条件很差，周围环境又吵闹，所以“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③。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皇帝看到这种情况说：“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邪！”④于是马上派人选择左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地，督工徒晨夕兼作，还亲自设计房屋结构，到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便建成了，定名为崇文院。周围“敞园苑，植花木，引沟水以溉之”，造得“轮奂壮丽，甲于内庭”⑤。然后将西馆的图书迁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共八十万卷。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因崇文院遭火灾，于是在右掖门外创立崇文外院，到仁宗天圣九年（1031）才又重新建造崇文院，从而废去外院。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官制，改崇文院为秘书省。

太宗端拱元年（988）五月，又在崇文院中堂建立秘阁，淳化三年（992）五月诏增修秘阁，八月阁成。秘阁的建筑也很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称为“木天”⑥秘阁的设立，与三馆并列，合称“馆阁”。这是北宋馆阁设置的经过。

北宋继五代扰攘之后，偃武修文，提倡右文政策，太祖、太宗都好学不倦，对图书非常重视。太平兴国九年（984）正月，太宗曾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⑦太平兴国九年（984）正月诏书又说：“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⑧他深刻地认识到图书与巩固宋朝的封建统治有密切关系。为了达到“致治”的目的，多方设法搜求书籍，以充实馆阁。淳化三年（992）九月，太宗到秘阁观书说：“丧乱已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⑨北宋馆阁藏书在建隆初只有一万二千余卷，这是从五代后周遗留下来的，由于太祖、太宗在平定诸国中，都很注意收罗书籍，藏书增加了不少。如太祖乾德元年（963）平定荆南（即南平），尽收高氏图书，以实三馆。乾德三年（965）九月，灭后蜀，又遣右拾遗孙逢吉到成都收蜀图书，得书一万三千卷。开宝九年（976），江南平定后，又派太子洗马吕龟祥收金陵图书二万余卷⑩。到了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吴越钱俶归附，又收到了不少书籍。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北汉平，任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太原城点检书籍图画［11］。只有开宝四年（971）平南汉时，刘出降前纵火焚烧府库宫殿，因此得不到图籍［12］。五代时，西蜀、南唐、吴越三国是文化特别发达的地方，藏书丰富。蜀的成都自晚唐以来，就是雕版印刷的中心。五代时，雕印书籍很多。南唐李煜“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13］。所以十国文物图书，首推南唐和西蜀。至于吴越，由于社会安定，无战争的破坏，典籍的收藏也比较丰富。北宋自平定诸国之后，所得的图书颇多。

其次就是下诏募购亡书和奖励民间献书。早在太祖乾德四年（966）闰八月就下诏购求亡书，规定“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14］。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正月，又下诏书。这次对献书的办法，规定得更具体，凡献三馆所缺的书在三百卷以上的量才录用，献书不及三百卷的，按卷帙多少优给金帛；不愿献的，则采取借本缮写，抄后归还。同时，又公布阙书目录于待漏院，榜示中外，广泛征求［15］。至道元年（995）又派裴愈、叶传出使江南、两浙诸州，购募图书［16］。咸平四年（1001）真宗见三馆亡书还很多，于是又下诏说：“国家设广内、石渠之宇，访羽陵汲冢之书，法汉氏之前规，购求虽至，验开元之旧目，亡逸尚多、庶坠简以毕臻，更出金而示赏，式广献书之路，且开与进之门。”凡是献三馆所缺书籍，每纳一卷，赏钱一千。在三百卷以上的，“量才试问与出身酬奖，或不亲儒墨，即与安排”［17］。天圣五年（1027）十月，仁宗说：“三馆书校开元所失甚众，宜加求募，进及三百余卷以上者，赐出身。”［18］嘉祐五年（1060）八月，又下诏说“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凡献馆阁所缺书每卷支绢一匹，如达五百卷的，特予官职。［19］颁发这一诏书时，距北宋开国刚刚一百年，足见北宋统治阶级为了充实馆阁藏书，百年来多次下诏购募亡书和奖励献书。由于北宋政府的大力号召，民间献书的、献书画的、献印板的，不乏其人。例如：

乾德四年（966）闰八月，三礼涉弼，三传彭翰（《长编》卷七作彭幹），学究朱载，应诏献书，总千二百二十八卷，赐弼等科名［20］。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21］。

天禧元年（1017）八月，学究刘溥侯、惟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五百卷［22］。

天禧二年（1018）五月，长乐郡主献家藏书八百卷，赐钱三十万，以书藏秘阁［23］。

宣和五年（1123）二月，荥州助教张颐献五百四卷，李东六百卷，内张颐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补迪功郎［24］。

宣和七年（1125）四月，王阐、张宿等家献藏书凡六百五十八部，一千五十一册，轴计二千四百一十七卷，诏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25］。

献书画的有：

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荆湖献晋张芝草书及唐韩幹画马三本，潭州石熙载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袁州王瀚献宋之问所书龙鸣寺碑，昇州献晋王羲之、王献之、桓温二十八家石版书迹［26］。

太平兴国六年（981），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演献钟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迹凡七轴［27］。

太平兴国八年（983），秘书监钱昱献钟繇、王羲之墨迹八轴［28］。

雍熙二年（985）三月，殿直潘昭庆献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墨迹三十本［29］。

献印板的有：

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毋守素子克勤，进《文选》《六帖》《初学记》印板，为奉职［30］。

天禧五年（1021）六月，景德寺僧溥清，献其祖库部员外郎陈鄂所撰《四库韵对》九十八卷印板，诏赐钱十万，度行者一人［31］。

此外，凡官修或私撰的书籍，都照例要上缴馆阁庋藏。如建隆二年（961）正月，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诏藏史馆［32］。乾德元年（963）十月，吏部尚书张昭上《名臣事迹》五卷，诏藏史馆［33］。此外，如建隆二年（961）五月，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洛阳聂崇义上《三礼新图》二十卷［34］。八月，史馆上《周世宗实录》四十卷［35］。乾德元年（963）七月，监修国史王溥又上《五代会要》三十卷［36］。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37］。开宝六年（973）四月，翰林学士卢多逊等上所修《开宝通礼》二百卷，《义纂》一百卷［38］。开宝七年（974）十月，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39］等。当时凡吏民所献上的书，大都藏于史馆。所以三馆中以史馆藏书独多。

馆阁既是国家藏书之府，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帝及其近臣，供他们阅览。正如太宗端拱二年（989）八月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等所说：“国家承衰敝之末，复兴经籍。三馆之书，访求渐备。馆内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40］此外，为馆臣编纂官书和校勘图书提供资料。

编纂官书和目录是馆阁的一个重要任务，尤其太宗时是编纂官书的一个兴盛时期。当时国家统一工作基本完成，社会的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太宗大力提倡编书，所以北宋四大类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除《册府元龟》外，其余三部书都是太宗时编纂的。

《太平御览》是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十七日奉太宗的命令由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撰，初名《太平总类》，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十九日。书成以后，才改称为《太平御览》，主要参考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共1000卷。内容“包罗万象，总括群书”［41］，分55部，每部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类。所引书籍，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就有1690种（实际上只列举了1689种）。而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还不包括在内。其中有些是重复的。这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保存了不少已经失传的古书，确是辑佚工作者的“宝山”了。

《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是同时编纂的，编纂者也是李昉、扈蒙等人。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共500卷，目录10卷。内收汉魏至宋初野史、传记、小说等，达343种［42］，其中有许多书也已散佚、残缺，赖此得以考见。内容分92大类，是一部古代小说总集。当时编成之后，因为“非后学所急”，将雕版藏在太清楼，有否开印，不得而知，所以在宋代流传很少。

《文苑英华》，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太宗命李昉、扈蒙、徐铉、宋白、杨徽之等人编撰。后李昉调离工作，由翰林学士宋白等续任此职。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八日完成。该书继《文选》以后，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选录作家近2200人，作品近二万篇。以唐代各家的文章最多，内容很广，体裁兼备，撮其精要，以类分之，是一部对研究文史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书。

至于《册府元龟》，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二十二日命王钦若、杨亿等编纂，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八月编成，初名《历代君臣事迹》。编此书的目的是“盖欲著前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43］，也是“欲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戒鉴”［44］。真宗对此书的编纂非常重视，赐名《册府元龟》，并亲为制序。至于书的凡例、门类、篇目等，都亲自审定。此书选择的材料以正史为主（包括全部十七史），也采用经、子等书，只是不采小说杂书。全书1000卷，分31部，各部又分门类，总计1104门［45］。每门有序文一篇，每部有总序一篇，另有目录、音义各10卷，这是一部自上古至五代的重要史料汇编。

馆阁除编纂大型的官书外，还编写馆藏书目，中国的目录学，到宋代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由于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达；同时，雕版印刷的流行，书籍出版大量增多，官私藏书日益丰富，也是宋代目录学发展的原因。

宋代官修国家藏书目录，最早是乾德六年（968）编的《史馆新定书目》四卷（已佚）。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闰六月，又编《崇文总目》。这是三馆秘阁的藏书目录。因三馆秘阁都在崇文院内，所以叫《崇文总目》。当时“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编成的。著录藏书计30669卷，分46类，由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撰定，至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奏上。

《崇文总目》原是宋代一部有解题的官修目录，共66卷［46］。可是到了后来全部序释都没有了，关于其原因，历来有不同说法。清朱彝尊说郑樵反对《崇文总目》在“每书之下，加以著说”，这样太烦琐，重复，“使人意怠”，因此高宗绍兴时便把序释都删掉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郑樵“自揣海滨寒唆，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以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47］。对郑樵更是恶毒诽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钱大昕对朱彝尊和《四库提要》的说法加以辩驳，他说：“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不过一时揣度之词，未及研究岁月，聊为辨正，以解后来之惑。”［48］杭世骏也说：“马贵与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后夹漈百余年，其书皆引证其说。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骥刻《列女传》，首简亦引此书，则知此书在宋时原未有阙，后世传钞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删去耳。”［49］钱大昕、杭世骏的说法颇有道理，不能把《崇文总目》删去序释的责任，全部推到郑樵身上，这是不妥当的。

仁宗嘉祐六年（1061）六月，《崇文总目》编成以后，仁宗以馆阁所藏的遗逸尚多，于是又下诏访求遗书，编有《嘉祐搜访阙书目》一卷［50］。（今佚）

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崇文院为秘书省，至徽宗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十四日校书郎孙觌说：“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祐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51］于是命孙觌，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此书为重订《崇文总目》而作，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增书数百种，但南宋以来，援引此书的，仍称其为《崇文总目》。

校勘书籍，是我国官私藏书的一项重要工作，自西汉刘向开始，一直成为藏书家的优良传统。宋代馆阁藏书，非常重视校勘，馆臣中有专职的校勘官，从事校勘藏书，并“皆有程课，以考勤惰”。凡馆阁藏书，必须经过校勘。宋敏求（次道）为修撰时说：“馆阁四部书，猥多舛驳，请以汉艺文志目，购寻数本，委直官重复校正。”［52］同时，校勘非常认真，凡校勘官校好，送复校勘官复校，再送主判馆阁官点检校，最后两制择官一二人复加点检。［53］沈括在馆阁时，对校书改误的事很有经验，他曾说：“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54］在宋代已制定出一些校勘条例，成为一门校勘学。

北宋馆阁校书，范围很广，凡经、史、子、集都有。经部如真宗咸平四年（1001）九月，翰林侍讲学士国子祭酒邢昺等重校《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疏义凡165卷［55］。史部如太宗淳化五年（994）七月，由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等校《汉书》《后汉书》。到真宗咸平中，以三史版本“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于是命直史馆陈尧佐等复校《史记》。景德元年（1004）又命直秘阁刁衎等复校《汉书》《后汉书》，二年（1005）七月刁衎等上奏说：“《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56］直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九月，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汉书》，下国子监颁行［57］。余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先儒注解、训传、六经、小说、字林、说文之类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数千言，尤为精备”［58］，成《汉书刊误》30卷，宋本校勘的精审，由此可见。又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月，诏直秘阁黄夷简等校勘《三国志》《晋书》。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诏直史馆张观等校勘《南北史》《隋书》。嘉祐六年（1061）八月，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周书七部史书，“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由曾巩校南齐、梁、陈三书，刘恕等校《后魏书》，王安国校《周书》，到徽宗政和中才全部校好［59］。

子部如咸平六年（1003）四月，命杜镐等校勘《道德经》，并《释文》一卷［60］。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国子监直讲孙爽、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庄子》［61］。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等校定《南华真经》［62］。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月，诏崇文院校勘《冲虚真经（列子）》［63］。此外，农书如《四时纂要》《齐民要术》，医书如《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其他如韵书、兵书、地理书、律疏等，都由馆阁校勘后，镂版颁行。

集部如景德四年（1007）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校后摹印颁行［64］。

馆阁不仅是一个藏书、编书、校书之所，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仁宗说：“朕设三馆以育才。”［65］英宗也说：“馆阁所以育俊才。”［66］因为馆阁藏书丰富，“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咒、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67］。王禹偁送孙何入史馆时所作的诗，有“跃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句［68］。所以一些年轻有才学的人，少时就被召试入馆阁读书。最早要算太宗时的杨亿，年十一，在召试后，即任秘书省正字，后在秘阁读书［69］。真宗时有邵焕，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梅城镇）人，年十二，上书请求入秘阁读书，得到特许［70］。晏殊，年十四，宋绶，年十五，都因受到真宗的赏识，许其在秘阁读书。此外，如枢密副使张士逊之子张友直，翰林侍读学士盛度之子盛申甫，因其父的请求，也得以在馆阁读书。这些人经过馆阁的培养，后来都进入上层统治阶级。

馆阁也是宋代士大夫入仕的终南捷径。许多士大夫通过馆阁可以做到两制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宰相、参知政事。这里是培养高级官僚的场所。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说：“我朝崇尚馆殿，目为清华，辅相之材，多由此选。”［71］元祐三年（1088）七月右正言刘安世也说：“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72］这些在馆阁任职的“学士”，俸禄优厚，官职清闲，“因其校雠，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73］，每遇国家重大典礼政事，可以参与讨论，以备顾问。所以馆阁是“储材”之地，以“备大臣之选”。太宗时李昉、吕端都是由馆阁出身而升任宰相的，吕端有诗赠李昉说：“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74］当时传为士林佳话。尤其治平、熙宁年间，公卿侍从，由馆阁出身的，更不胜枚举（如富弼、韩琦、曾公亮、韩绛、吴充、王珪等都是）。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中说：“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75］英宗继位所用两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于馆阁。当时“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76］。由此可见馆阁确是“辅相养材之地”，培养高级官僚的地方。

馆职是指在馆阁工作的人员。据《麟台故事残本》《文献通考》所载三馆、秘阁的职称和职务如下：

昭文馆：设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充。学士、直学士不常置。直馆以京朝官充。判馆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雠之事［77］。

史馆：设监修国史，以宰相兼充。修撰以朝官充。直馆以京朝官充，检阅、编修不常置，判馆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掌修国史、日历及典图籍之事［78］。

集贤院：设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充，学士无定员，以给谏卿监以上充，直学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无常员。判院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79］。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雠之事。

三馆通称为崇文院，别置检讨，无定员，以京朝官充。校勘，无定员，以京朝幕府州县官充。监官一人，内侍充。掌聚三馆之图籍［80］。

秘阁：设直阁，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判阁一人，旧常以丞郎学士兼秘书监领阁事，大中祥符九年（1016）后，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充［81］。掌缮写秘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

馆阁的职务，国初不同于一般官僚，凡馆职都称“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82］。地位清切贵重，仁宗时范镇（景仁）除直秘阁，司马光作诗贺他：“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谓太宗也）重其选，国士比为仙。”［83］所以宋代士大夫认为在馆阁工作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其地位是很高的。

馆职中职务最高的为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其次为集贤校理、秘阁校理，最低为秘阁校勘、史馆检讨等［84］。其除授由校勘升校理，由校理升直馆、直院，也有直接任命为直馆、直院的。

馆职选人，北宋初年是很严格的，入馆必须经过考试，不经过考试的，只是极少数。《宋史·职官志》载：“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85］英宗治平三年（1066）欧阳修对馆阁取人提出了意见，他说旧制馆阁取人有三路：一路是进士高科，凡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一路是大臣荐举，凡两府臣僚初拜命，各举三两人，即时召试。一路是历任繁难，久次或寄任重处者，特令带职。其中以进士高科一路进入馆阁的最多。

到仁宗时馆阁取人的方法就不够严格了，当时两省侍从陈乞子弟亲戚入馆阁的很多。甚至有的品行很恶劣的人，也被推荐召试馆阁，欧阳修曾指出凌景阳，文学既无才华，品德又甚败坏，舆论喧然，根本不配任馆职。他如夏有章、魏廷坚二人，犯有贪污之罪，也是不宜召试馆职的［86］。又如贵家子弟吕公绰、钱延年都是权贵所推荐，滥居馆阁的［87］。当时荐举非人，目的是为了树立私恩，仁宗慨然对辅臣说：“比来公卿之族，多以恩泽为请，殆非详慎之意也。”［88］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也上奏说：“两府两省子弟亲戚，不以贤不肖，辄自陈乞馆阁职事者，亦得进补。”［89］弄得“馆阁之中，太半膏粱之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假之既不足为重，得者又不足为荣，授受之间，徒成两失”［90］。神宗熙宁以后，馆职冒滥之风更炽，胡宗愈痛斥说：“熙宁执政务欲速，援亲党，假此以为进人之阶，浮躁狂妄者争趋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词掖，夕为直院，而朝作辅臣。馆阁涵养之风，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节，靡有孑遗，既无素养之才，悉皆苟合之土。”［91］秦观也说：“比岁已来，校书正字之职，龙图集贤之号，何其纷纷也。”［92］馆职取人如此之滥，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长此以往，则“天下寒畯，何以勉进，朝廷贤材，何以教育”［93］。于是仁宗天圣四年（1026）五月降诏馆阁校勘，自今不得增员［94］。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又下诏，自京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95］。欧阳修也建议要限制馆职人数，非“文学行义，杰然为众所推者”，不得召试。谏官陈升之也请约今在职者之数，着为定员［96］。他们都主张精简馆职人员，严格不准许不合格人员混进馆阁。这些建议，都针对当时馆阁取人太滥，不符馆阁“聚天下贤才，长育成就”的旨意，是十分正确的。

元丰五年（1082）改官制以后，废崇文院为秘书省，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罢直馆、直院之名。凡图书著作之事，仍归秘书省。但馆阁之名独存，名目既多，贴职也滥；不是儒臣，也可贴职，如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都可给以馆职。贴职初只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秘阁三等，政和间，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阁修撰三等，龙图至秘阁凡六等［97］。元祐三年（1088）七月刘安世说：“近岁以来，寖轻其选，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贴职名，渐开侥幸之门，恐非祖宗之意。”［98］到了徽宗崇宁、政和、宣和年间，馆职取人更滥，不仅大臣子弟姻戚，甚至钱谷文俗吏都有［99］。大观中，有医工曹孝忠也擢置馆阁［100］。于是馆阁中“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101］。因此馆职不为士大夫所贵重，其地位也不如以前了。

北宋的馆阁是国家藏书的地方，它对北宋文化事业的发展，确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北宋许多宰执大臣，都由馆阁出身。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沈括等都担任过馆职。当时一入馆阁，便为名流学者，所谓“三馆清密，古渭登瀛”［102］，其地位“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103］。所以在宋代士大夫中形成一种风气，认为得到馆职是一生非常荣耀的事情。

可是到了仁宗时代，由于北宋官僚政治腐朽的作风日渐滋长，馆阁取人方面，恩除私授之风日盛，一些不学无术的人，通过私人关系，混进了馆阁，他们窃取名器，尸位素餐，结果造成馆职冗滥，馆阁也因此名存实亡了。

注：

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注引刘歆《七略》。

②昭文馆，《唐六典》卷八注：“武德初置修文馆，武德末改为宏文。神龙元年（705）避孝敬皇帝讳，改为昭文，神龙二年（706）又改为修文。景云二年（711）改为昭文，开元七年（719）又改为宏文，隶门下省。”宋朝建隆元年避宣祖庙讳，改为昭文馆。史馆，高承《事物纪原》卷六《京邑馆阁部》第三十二：“唐太宗始置史馆，以修国史。”集贤院，同上：“唐开元五年（717）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丽正修书院于集仙殿。十三年（725）明皇召张说等宴集仙殿，谓说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集贤，由是修书院，亦曰集贤院。”

③④《宋会要辑稿》（下称《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

⑤同注③。周城：《宋东京考》卷八《崇文院》。

⑥程俱：《麟台故事》卷一《沿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正月条。

⑧［15］［28］［29］《宋会要·崇儒》四之十六。

⑨《宋会要·职官》一八之四八。

⑩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江南书籍》条载：“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疑为二万余卷之误），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据《长编》卷十九，《宋会要·职官》一八之五十，《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玉海》卷五二，《续资治通鉴》卷九，皆作“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

［11］［20］［26］［27］《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

［12］《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

［13］陈彭年：《江南别录》。(www.daowen.com)

［14］《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闰八月。

［16］［17］《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七。

［18］《宋会要·职官》一八之五二。

［19］［21］［22］［23］［30］［31］《宋会要·崇儒》四之十八。

［24］［25］《宋会要·崇儒》四之二十。《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

［32］［34］［35］《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

［33］《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

［36］［37］《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七月。

［38］《长编》卷十四，太祖开宝六年四月。

［39］《长编》卷十五，太祖开宝七年十月。

［40］［77］［78］［79］［80］［81］程俱：《麟台故事残本》卷一，《官联》。［79］又见《文献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五》。

［41］《太平御览》引（中华书局版）。

［42］《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作三百四十五种，据近人邓嗣禹编《太平广记引得序》有四百七十五种。

［43］［44］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六，《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事迹》条。

［45］《文献通考》作一千二百四门。

［46］《玉海》《长编》《麟台故事》作60卷，《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作64卷，《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作66卷，《宋朝事实类苑》作67卷，其说不一。

［47］《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史部目录类一。

［48］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附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49］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崇文总目》跋。

［50］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三。

［51］《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

［52］陆友：《研北杂志》卷上。

［53］以上引文均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词翰书籍》。

［54］《梦溪笔谈》卷一。

［55］［62］《麟台故事》卷二，《纂》。（武英殿聚珍版）

［56］《宋会要·崇儒》四之一。

［57］《长编》卷一一七，仁宗景祐二年九月。

［58］《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卷二七。

［59］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宋书》条。

［60］《宋会要·崇儒》四之二。

［61］《宋朝事实类苑》卷三，《祖宗圣训》。《宋会要·崇儒》四之三。

［63］《宋会要·崇儒》四之四。

［64］《宋会要·崇儒》四之三。

［65］［66］《麟台故事》卷三，《选任》。（武英殿聚珍版）

［67］［7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六，《上执政谢馆职启》。

［68］王禹翶：《小畜集》卷四，《暴富送孙何入史馆》。

［69］《长编》卷二五，太宗雍熙元年十一月，《太宗皇帝实录》（残本）卷三一。《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70］《长编》卷四十四，真宗咸平二年六月。

［71］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奏上时务书》。

［72］《长编》卷四一二，哲宗元祐三年七月；刘安世：《尽言集》卷一，《论馆职乞依旧召试》。

［74］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

［75］［76］《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十八，《又论馆阁取士札子》。

［82］《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

［83］［99］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三馆秘阁》条。

［84］［101］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馆职名存》条。

［85］《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直秘阁》条。

［86］《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一，《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

［87］［90］《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五，《论举馆阁之职札子》。

［88］《麟台故事》卷三，《选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长编》卷一四三。

［91］吕祖谦《宋文鉴》卷六十，《请令带职人赴三馆供职》。

［92］秦观：《淮海集》卷十五，《官制上》。

［93］《长编》卷一六六，仁宗皇祐元年六月。

［94］《长编》卷一〇四，仁宗天圣四年五月。

［95］《长编》卷一四五，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

［96］《宋朝事实类苑》卷五，《英宗皇帝》。

［97］王栐：《燕翼贻谋录》卷四。

［98］刘安世：《尽言集》卷一，《论馆职乞依旧召试》。

［100］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102］《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103］《长编》卷三十四，太宗淳化四年五月。

（原载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宋史研究会1982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