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濂和摄政内阁的人连夜加班，为第二天的总统选举做着最后的准备。与此同时，张作霖派来的“拆台党”也没闲着。他们在北京六国饭店的包房里对议员们做最后的游说。他们对议员们许诺说：凡不肯给曹锟投票的，每人可得到8000元的报酬。这笔钱比曹锟贿选给的钱又多出了

3000元，自然大有吸引力。截至4日深夜，已有40多名议员来领了支票。这班“拆台党”如果放开手脚的话，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议员。但他们本来就是拆台的，看到有40多人上钩了，便不肯再多花冤枉钱。他们的算盘是：目前在北京的议员共有600名多一点，而选举总统至少需要581人参加，只要这40多名议员不去投票，选举会最多只能到场460人。如此一来，曹锟的总统梦就做不成了。

10月5日，总统选举日终于到了。当天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的区域内布置了森严密集的警戒网，并加派保安队往来巡逻。在众议院所在的象坊桥一带，宪兵警察在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少量获准旁听参观的人员外，其余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等人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还是旁听参观者，入场时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则由女侦察负责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中途擅行退出。

选举会原定上午10时开始，但众议院议长、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30分就提前到场布置。什么“夹底票匦”、冒签顶替等都预先做好部署。很快，时针指向了10时，预定的开会时间已到，但议员签到者却寥寥无几。吴景濂皱了皱眉头，好在他事先早有预案，遂临时决定选举会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到议员足够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那边听说议员到场不踊跃，立即派出180辆汽车分途迎接议员到场，但效果仍不明显。上午11时40分，眼看快中午了，签到议员刚过400人，距581名的法定人数相去很远，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一面命令安排午餐茶点，以免到场的议员借故逃脱；一面急忙加派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议员，要求每人至少要拉上一人回来。这些人也确实不辱使命，果然从外面拉来一个个议员，有些患病在家休息的议员也被拉了来，包括几名身患重病的议员被用担架抬进了会场。为防发生不测，会场临时增设医生和调药师数人。

按照总统选举法的相关规定，总统选举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参加，参加投票的议员中半数以上赞成者当选。此时凑够三分之二，也就是581名议员就成了最为重要的指标，至于议员来了以后投不投赞成票反倒不那么重要了。为了凑足人数，高凌霨等人临时决定，议员们只要前来出席选举会，即使不投票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这招很管用，一些从六国饭店“拆台党”那里领了8000元支票的议员，此时又动了心思，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投曹锟的票就没有违反对“拆台党”的承诺。所以，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选举会场，从曹锟这边再领5000元的支票，此所谓“两头通吃”。还有几个议员平时反直色彩明显，不适合参加投票，他们既垂涎

5000元钱，又担心坏了自己的“清名”，便要求选举机关严格保密，不得公布参加选举会议者的姓名。正陷入困境中的大选机关，对于这类荒诞要求也一概满口答应。

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了，花钱果真买来了“鬼推磨”。到下午1时20分，选举会签到名册显示，签到议员人数已达593名，超过了法定人数！ 至此，吴景濂悬着的那颗心算是放了下来。他事先准备好了的“冒签”把戏也就不用上演了。

总统选举会正式开始了。选举会主席吴景濂首先报告签到人数：到场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已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接着，他又就投票方法做了几点说明：先由检票员检票，再由检票员宣叫议员姓名，挨次写票及投票。吴景濂讲话后，秘书开始给议员发票，然后按照事先的规定，议员开始投票。其间进程顺利，投票很快结束了。然后，由选举机关当场点票唱票。由于一切正常，吴景濂事先准备的“夹底票匦”也没有派上用场。到下午4时唱票完毕，吴景濂登台报告说：共发票590张，收回

590张，曹锟得票480张，据《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八任大总统！当吴景濂以貌似庄重的神态宣布以上结果时，台下受贿议员拼命鼓掌予以配合。

选举会结束了，选举会主席吴景濂顾不上处理会场善后事宜就急匆匆地跑回办公室，摇响了通往保定的电话。在电话的另一端，曹锟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选举结果。电话铃一响，曹锟一跃而起，一把抓起了听筒。当听到吴景濂报告他已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喜讯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喜不自禁。他下意识地死死地抓住守在身旁的亲信李彦青，眼含热泪，无语凝噎。李彦青知道大功告成，立即飞奔出去传播喜讯。顿时，巡阅使署乃至整个保定城鞭炮齐鸣，一片欢腾！

再说北京城那边。选举结束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去保定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那些接受贿赂给曹锟投了票的议员俨然功臣，成群结队地坐着专车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总统。

曹锟此番为了当总统真是花了大本钱，花费列其要者计有：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和马费夫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等等，合计支出1356万余元。

这么多钱总算没有白花，曹锟当选总统的消息通电全国后，各地趋炎附势之徒纷纷电达保定以示祝贺。仅10月6日这一天，曹锟就收到来自各省区、团体的贺电一千余件。开始时，曹锟每封贺电必亲自过目，后来贺电太多了，看不过来，便告知手下的人，只需把来电的团体或个人名单抄录给他看即可。同时他又特别叮嘱，吴佩孚如来电，必先呈送给他。因为曹锟最关心的，还是吴佩孚对他当选总统的态度。别人的贺电都来了，唯独不见吴佩孚的贺电，曹锟心里感到有点不踏实。

在焦急中等了一天，10月7日，吴佩孚的贺电终于来了。曹锟急忙接过电文，吴佩孚写道：“我公得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天下为公，选贤乃治，大位不易，有德者居。恭维我大总统名高海宇，功在国家，法统重现，遂作华盛顿之第二……”吴佩孚的话，句句说到了曹锟的心坎上。有了吴佩孚的支持，曹锟的腰板更硬了。

10月10日，是曹锟宣誓就职的日子。为迎接新总统的到来，北京城的主要街道和中华门、天安门、前门外火车站等处都搭起了大型五彩牌坊。曹锟的就职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10时整，曹锟在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王怀庆等人簇拥下步入大厅，面向议长、议员宣誓：“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谨誓。”誓词简短而庄重，包括曹锟在内，所有参加宣誓仪式的人都一脸的庄重。但每个在场的人，或者行贿，或者受贿，个个知情，人人有份，想来也是蛮具讽刺意味的！

曹锟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统宝座。然而，他以5000元一票的高价公开贿赂议员，所用的钱主要是通过摊派、敲诈和搜刮等方式筹集到的。贿选黑幕一经披露，反对风潮立即四面涌起。(www.daowen.com)

反对贿选的风暴在曹锟当选之前就已经涌动起来。10月3日，有个叫邵瑞彭的众议员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揭发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人在总统选举中行贿，并将自己手中的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证据是他本人收到的一张大有银行5000元支票，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意味着这张支票是发给邵瑞彭的。

邵瑞彭，浙江淳安人，老同盟会会员，民国元年（1912）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袁世凯阴谋称帝，他不肯同流合污，忧郁返乡。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又召开国会，邵瑞彭应请再度北上。民国十年（1921），邵瑞彭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后因滇桂军阀横行，邵瑞彭心灰意冷，北上应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曹锟贿选总统，京城乌烟瘴气，邵瑞彭深恶痛绝。他表面上与吴景濂等人虚意周旋，10月1日取得贿选支票一张以为证据，并于暗中做脱身准备。他事先已经将家眷送出北京，10月1日深夜，他本人亦化装乘火车离京逃往天津。10月3日，他由天津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高凌霨等人的行贿罪行，并将手中的支票制版向各报发布。与此同时，他还通电全国揭露曹锟的贿选丑行。

在曹锟当选总统的次日，正在广东的孙中山就下令通缉贿选议员，并提议反直三角同盟出兵讨伐曹锟，并公布讨伐令：“伪巡阅使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以背叛国民，罪迹昭著……兹特宣布罪状，申令讨伐。”接着，奉天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等人亦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宣布与曹锟断绝一切关系。随后，上海、广州、杭州、太原等地市民、学生举行大会，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反贿选示威游行。各地群众在示威游行反对直系贿选的同时，还对那些参加贿选的议员口诛笔伐。在天津发刊的《国会议员通讯》第18号撰文称这些贿选议员是“猪仔”，是“三不要的丑怪东西”。所谓“三不要”，即“不要脸，不要良心，不要命”。各省社会团体及青年学生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并将名单在报纸上予以公布。有不少“猪仔”议员被宣布开除“省籍”，有的财产被抄，住宅被毁。杭州的反贿选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在西子湖畔铸一个曹锟铁像，像岳飞墓前秦桧夫妇的跪像那样任国人唾骂。

面对全国的反直系、反贿选风潮，曹锟如坐针毡。为了扭转孤立局面，他便想再次使用拉拢手段，化敌为友。拉拢谁呢？当然是要拉拢军阀，而且要拉拢大军阀。因为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力量他根本拉拢不过来，而且也不想去拉拢，只想去剿灭，而各地的群众团体他又瞧不上眼，所以，他拉拢的对象就只能是大军阀。

在直系以外，当时国内最大的军阀就要数奉天的张作霖了，曹锟首先想到的正是张作霖。此时，曹锟与张作霖已经是亲戚。在前一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1922），经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的女儿曹士英许给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如此说来，曹、张两家就是儿女亲家了。不过，当时张学思只有8岁，曹士英更小，刚刚7岁，两人算是由父母给定的“娃娃亲”，结婚要到成年以后。但不管怎么说，亲事已经定下，两家就是亲家了。靠着这层关系，再加上曹锟还想许诺给张作霖一个副总统位置。有了这两条，曹锟觉得把张作霖拉拢过来应当不难。

曹锟原本打算派他的弟弟曹锐出关“和奉”。这位曹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化名“树德堂”，想利用曹锟贿选总统的机会大捞一笔的那个人。曹锐是曹锟的四弟，在曹氏几个兄弟中，最受曹锟重用与信任。但曹锐听说奉系少壮派张学良等人正摩拳擦掌要报此前的兵败之仇，担心自己做了俘虏，因此不敢出关。曹锟无奈，只得改派几位与奉系有交情的下台军官，如王占元、鲍贵卿等出关表达善意。这些人在沈阳与张作霖见面时，张大帅考虑到曹锟现在的恶名远扬，便只是说一些“保境息民”之类的官话。对于曹锟承诺的副总统一事，未置一词。

在奉系那边碰了个软钉子，直系便又想着与皖系缓和关系。在拉拢皖系上，吴佩孚最为起劲。吴佩孚早就不赞成曹锟的“和奉”方针。他认为，奉系是盗匪出身的假北洋派，直奉两系终究还要再决雌雄，绝对没有化敌为友的可能性。皖系就不一样了。皖系虽然也曾与直系兵戎相见，但双方毕竟属于同根相连的北洋正统。因此，吴佩孚提出团结北洋派的口号，主张联络皖系以改变直系陷于孤立的不利局面。曹锟在“和奉”方针受挫后，也只能被迫接受吴佩孚的“和皖”计划。

吴佩孚的“和皖”计划有两个基本要点，一个是“尊段”，就是尊崇皖系首领段祺瑞；一个是“联卢”，就是联手皖系实权人物、浙江督军卢永祥。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败下野后，一直隐居天津。曹锟、吴佩孚便时常派人到天津去问候起居。段祺瑞人虽下野，但对北京政坛的动向一清二楚。他知道曹锟贿选招致天怒人怨，此时派人来天津献殷勤自然是别有所图，因此，对于曹、吴二人便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不公开指斥，也不正面回应。

以前段祺瑞在台上时，其心腹多为安福系政客。吴佩孚原本与安福系处于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地位。直皖战争后，安福系政客受到通缉纷纷逃入日本公使馆躲避，其中大部分在日本公使的保护下逃出了北京，但仍有梁鸿志等几人未走。为了拉拢皖系，曹锟于12月28日下令取消对梁鸿志等人的通缉令，并撤销了对原皖系将领曲同丰、张敬尧的监视与查办。

张敬尧曾是段祺瑞的亲信爱将，亦曾是吴佩孚的死对头，但这次曹锟下令撤销对张敬尧的查办就是采纳了吴佩孚的建议。吴佩孚之所以主张放过张敬尧，还是因为看中了张敬尧曾是段祺瑞的亲信爱将这一点。吴佩孚想利用张敬尧作为“和皖”的桥梁。为此，他亲自邀请张敬尧到洛阳一游，张敬尧还真去了，而且还闹出了一场误会。

张敬尧对吴佩孚戒心很重，接到吴佩孚要其赴洛阳一游的邀请后，起初不敢贸然前往，而是派了其弟张敬舜先去探查虚实。张敬舜去了，受到吴佩孚的热情接待，然后平安返回，张敬尧这才动身去了洛阳。张敬尧抵达洛阳后，吴佩孚为其接风洗尘，席间电灯忽然灭了，张敬尧大惊失色，急忙拔出手枪对准吴佩孚的胸膛，准备拼个鱼死网破。吴佩孚佯作不知，饮酒谈笑如故。不长时间电灯又亮了，一切如常并无异状。原来，当年洛阳电力供应不足，电灯骤然熄灭是常有的事。

张敬尧虚惊一场，平安返回。他是否对段祺瑞讲了他在洛阳的经历，以及是否替吴佩孚讲了美言，人们不得而知，但从段祺瑞此后的反应来看，即使张敬尧美言了，但对段祺瑞并无多少影响。

民国十三年（1924）3月13日，是段祺瑞的五十九岁生日。当年人们普遍讲“虚岁”，按虚岁算，这一天就是段祺瑞的“六十大寿”。由吴佩孚发起，北京政府官员大张旗鼓地为段祺瑞祝寿，各省直系将领纷纷通电表示“尊段”。段祺瑞身边的人们劝段祺瑞要与直系拉开距离，因为曹锟名声太臭。段祺瑞对曹锟的名声岂能不知，遂一再谢绝各路军政官员替他做寿，但有了曹锟、吴佩孚的事先授意，直系代表前往拜寿者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主张推举吴佩孚做副总统，吴佩孚对这种空头名号不上心。曹锟于是想用副总统职务拉拢张作霖，但张作霖并不买账，这些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吴佩孚则另有想法。他知道段祺瑞肯定不愿在曹锟手下做副总统，便想将此职务送给皖系实权人物卢永祥，以换取卢永祥与直系合作。为此，吴佩孚还派国会议员何雯到杭州拜会卢永祥，当面向卢永祥表达善意。

卢永祥当时是皖系将领中的第一号实力派，面对着吴佩孚伸出的橄榄枝，卢永祥会做何反应呢？他愿意与直系联手并给曹锟做副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