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其管辖境内变着法地为曹锟搜刮金钱，作为曹锟的贿选资金。其实，为曹锟贿选出钱的并不只是一个王承斌，直系的各省督军、省长及以下大员，不管甘心还是不甘心，都要认捐大选经费。据报纸事后披露，在曹锟贿选一事上，肖耀南、齐燮元、阎锡山各捐了50万元，田中玉捐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捐30万元，张锡元、陆洪涛各捐20万元。据说，齐燮元曾表示愿出100万元大选经费，但有个条件，就是曹锟当选后要任命他为副总统，并要求先期发表任命。后经吴景濂解释说，曹锟尚未当选，无法宣布任命。再说副总统也要经过选举，并不是一道任命书就可以当上的。齐燮元听后便只捐了50万元。

还有人把曹锟贿选当成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有个自称叫“树德堂”的人，表示愿借给北洋政府200万元作为大选经费，条件是利息二分二，交钱时先扣一年利息，其余从1月份起，分10个月将本息还清，并要求以来年的“盐余”为担保。所谓“盐余”，就是中央政府收取的盐税扣除外债本息和支付盐务行政经费之后的剩余款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年北洋政府向银行贷款，常以“盐余”作担保。那么，这位“树德堂”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够一出手就拿出200万元？事后经《大公报》披露，此人居然是曹锟的弟弟曹锐的化名。曹锐曾任直隶省长，后来曹锟将这个职务让王承斌来做，曹锐便一门心思地挣钱。这哥儿俩果然是一奶同胞，哥哥要当总统，弟弟则借机想捞一笔钱，发一笔财，此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曹锟为贿选筹措了大把资金。有了钱，贿选班子工作起来就有底气了。8月20日，吴景濂在国会两院议员的茶话会上，对在京议员发表讲话，说国会的“岁费”已有切实保障，肯定不会亏待诸位。他提出，以后召开宪法会议，凡出席的议员均可领到“出席费”。希望在京议员，“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8月24日，国会举行议员谈话会，参众两院合计有150余人参加。吴景濂在会上宣布，自8月27日起，国会议员参加会议可以领取“临时出席费”。具体实施办法为：第一，两院每周常会，每位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中支取100元。第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凭出席证换取支给证。第三，议员凭支给证，于次周一向会计科领取费用。“宪法会议”不定期举行，议员每参加一次给出席费20元。此外，夏季发“冰敬”，类似于今天的“防暑费”；冬季发“炭敬”，类似于今天的“取暖费”，各种名目加在一起，每位议员每月可得到600元的油水，这个数目要比在上海的议员多得一倍。

对于已经离京去天津或去上海的议员，曹锟支使吴景濂等人采取一对一的个别说服，也就是区分名望、地位分别给予千元甚至万元不等的“旅费”。那些离京议员，不少人原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无所谓个人操守，他们去天津或去上海完全是为了领取高额的旅费与津贴，如今北京开出了更高的价码，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开始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为了让在京议员安心并争取更多的外地议员返京，吴景濂又提出要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根据《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众议员任期三年，本届议员任期自民国二年（1913）4月8日国会开幕之日算起，中间虽经两次解散，扣除间隔至民国十二年（1923）10月也到了期满之日。为了延续众议员即将结束的任期，吴景濂于8月底提出：国会议员“任期为一问题，解职时日又为一问题。个人地位事小，维护国家之体制事大”。这就相当于玩了个“诡辩术”，把议员的“任期”与“解职”分开了，身为议员虽然任期已满，但只要不解职，就可以继续做下去。随后，就有议员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的议案，将众议员任期改为：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按照这个规定，只有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产生以后，旧议员才可以解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何时能够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完全是未定之数，这也就意味着现有国会议员已经没有了明确的任期限制。

曹锟出钱，吴景濂出力，使出“十八般武艺”，连哄带骗使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回到了北京。回京的议员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人肯替曹锟投票，吴景濂心里不是很有底，曹锟心里更没底。但曹锟觉得事不宜迟，不能再拖了。那一年曹锟已经62岁，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就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曹锟身体本来就不好，此生还剩多少时光只有天晓得。他很着急，急着要当总统，看着外地议员陆续回到北京，就催促着吴景濂等人赶快直奔主题——选举总统。

曹锟很着急，吴景濂等人该怎么办？宪法会议还开不开？“先宪后选”还算不算数？

其实，所谓“宪法会议”本来就是个幌子，“先宪后选”更是骗人的鬼话。吴景濂不过是说说而已，许多来京的议员对此也并未当真，许多人根本不是冲着宪法而是冲着钱返京的。既然如此，如今“东家”着急了，不想再在宪法这类问题上打转转，而是想直奔主题选举总统，那吴景濂也就没有理由非要坚持先去搞什么制宪了。

为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吴景濂先是命人对外放风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三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三个月。说这话的意思是，总统选举不能再拖延了。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黎元洪是6月13日被逼离京去天津的，6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组成摄政内阁代行总统职权。吴景濂等人放风说摄政内阁不超过三个月，就意味着总统大选要在9月份举行，这显然并不符合他们此前所宣称的“先宪后选”。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非干不可，那就宜早不宜迟。9月2日，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酒署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等人，联名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国会两院议员，熊炳琦在招待会上公开提出了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一张选票值多少钱，以及是“先付后选”还是“先选后付”的问题。几经讨价还价，议员与政客在“票价”问题上大体达成共识，即每张选票5000元，但仍有议员有其他要求，有些“大议员”，也就是重量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之外另给特别报酬，还有的议员则不愿得钱而是想做官。这些都不是普遍性的问题，可以留待个别私下里解决。

最难解决的是“先付后选”还是“先选后付”的问题，也就是“先付款，后投票选举”，还是“先投票选举，后付款”。“津保派”政客担心先付款以后议员们不投票，议员们则担心投票后“津保派”不付款。有人建议可以先付三成即1500元，“津保派”政客则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先付款项。由于意见不一，变量较多，会议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然后再决定“票价”多少及投票与付款的先后顺序等问题。

自从赶走黎元洪以后，国会参众两院因法定人数不足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开会了。直到9月7日，众议院因为有302人出席得以召开常会。会议首先审议表决通过了议员王茂才所提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我们前面讲了，众议院议员任期本来到10月届满，延长案规定为“应俟下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如此一来，算是给这帮议员们吃了颗“定心丸”。眼看议员人数越来越多，吴景濂和“津保派”政客都大受鼓舞。此次会议决定次日，也就是9月8日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津保派”政客决定再下血本，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再给200元医药费。

9月8日，是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的日子，但因贿选班子的动员工作不到位，到场议员数距法定人数相差太多，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吴景濂等人吸取教训，加紧动员，加大许诺力度，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按相关法律规定，总统选举预备会须有半数以上议员出席才算有效，当天的出席者为431人。国会议员总数为870人，半数为

435人，“超过半数”最少应为436人。眼看功败垂成，吴景濂心有不甘。他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了5名未到场议员的名字，使出席议员数变成了436人，勉强超过了法定半数。当天的会议决定，9月12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会后被冒签的议员纷纷发表通电，斥责吴景濂的卑鄙下作，但吴景濂不为所动，继续全力推动总统大选。(www.daowen.com)

总统选举预备会的次日，也就是正式举行总统选举的前一天，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人，又在外交大楼联名宴请参众两院议员，席间向议员们宣布，将大选出席费由原定的200元提高至

500元，投票的“票价”仍执行原定的5000元。

9月12日，是曹锟预定要当选总统的日子，军警当局已提前通知北京市民在门前悬挂五色国旗，庆祝新总统的诞生。这一天，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聚集在众议院门前，前门东西两个车站都有便衣侦探活动，目的是阻挡议员出京。当天到达投票现场的议员本来就不多，又由于前天预备会议冒签名的事情传了出来，现场发生了激烈争吵。议员们虽然是为了钱来投票，但眼见的形势可能会失控，便跟着吵了几句，然后一哄而散。预备会议决定的总统选举投票日，也就成了个笑柄。

摄政内阁办事不力，原定的总统选举一哄而散，消息传到保定，曹锟大为不满。很快，保定传下话来，说“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所谓“双十节”，就是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屈指算来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为了充实组织力量，直隶省长王承斌于9月14日由天津来到北京专门督办选举事宜。为了欺骗舆论，王承斌一进北京，就又把制定宪法的事提了出来。他向议员们说，要采取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也就是说，宪法还是要制定的，但不再坚持“先宪后选”而是“同时并举”。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几个议员真正关心宪法的事了，议员们最关心的是先给钱还是先投票。对此王承斌承诺，在选举前按每票5000元的数额发给议员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或“先选后付”的争端，让双方都感到公开可靠。可是有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里有无存款，如果没有存款的话，有了支票也取不出钱。为了让议员们放心，王承斌又请他们派人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对，确认银行里有足额存款。但仍有少量议员担心直系控制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款项转存至外国银行。

在这段时间里，仍有议员陆续由外地返京。至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总数已有600人以上，超过了举行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9月30日，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王毓芝等人联名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摄，元首岂可久悬。”就是说，总统职位不能长久空悬着，应当立即举行正式总统选举。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数、款项两足而呈水到渠成之势。吴景濂随即以总统选举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10月5日开会选举大总统。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开始向议员们发出支票，共发了573张，每张为5000元，折算成今日币值的话，相当于七八十万元。这些支票分别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支票签名有“秋记”“孝记”“兰记”和“洁记”四种，分别对应的是吴毓麟（字秋舫）、王承斌（字孝伯）、王毓芝（字兰亭）和边守靖（字洁卿）四人，边守靖是大有银行的后台老板，他的大有银行也是此次支付票款最多的银行。所有支票一律不填日期，支票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到银行取款。除普通票价之外，对一些重量级人物，还有一万元及以上的特殊支票。把不同面额的支票分发给相应的议员，自然不能公开进行。几个人当下议定，谁联系来的议员就由谁转交支票。比如，我们前面讲到，吴景濂是经王坦游说参与贿选的，吴景濂的支票就由王坦转交。由于吴景濂是整个贿选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人物，支票面额自然非他人可比。据王坦回忆，吴景濂的支票数额是20万元。折算成今日币值的话，大约要值3000万元。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选票的买卖双方仍然互不信任，一些议员怀疑选出总统后，直系会翻脸不认账，到那时他们便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多数议员认为，曹锟当选总统以后凡事都离不开国会，要拆桥也要等过了河再说，不可能自己刚上桥就动手拆桥。

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催办总统选举的时候，一场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行动也在全国各地展开。直系公开贿选，摄政内阁公开交易，直隶、山东两省省长公开进京帮曹家办事，京城政坛一时铜臭熏天，举国皆知，天人共怒。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和各省社会团体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唐继尧、熊克武、杨希闵等南北各省军阀也纷纷发表通电，反对直系在北京贿选总统，并表示决不承认贿选的结果。此外，张作霖还派人在北京六国饭店特设专门机构拆曹锟的台。

北京的贿选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0月4日，吴景濂按计划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虽然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但宪法会议在流会四个月后终于可以正常召开了。宪法会议由吴景濂主持，议员们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摄政内阁自然满口答应。会议又做了些表面文章便宣布结束。鉴于当天出席宪法会议的议员已经接近选举总统法定人数，吴景濂当天便以选举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4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灯火通明，门前停放了数百辆汽车随时待命，高凌霨、吴景濂等人加班加点，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贿选做最后的准备。为防止选举出现意外，吴景濂命人提前做好了“夹底票匦”，也就是在票箱里暗藏夹层，夹层里暗藏假票。还搞了一套冒签人数的把戏，就是由工作人员冒用议员名字签字，或者由议员甲签名之后再冒充议员乙签一次名。这些都在夜色中最后又演示了一遍，以保证第二天曹锟当选能够万无一失。一直忙到深夜，吴景濂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吴景濂是这次贿选的主要操刀手，可谓风头无限。老婆见自己的男人如此逞能威风，亦颇为自得。明天就要大选了，她知道丈夫一定很辛苦，所以提前备好美味佳肴，好让丈夫补充体力，来日可以精力充沛地操刀上阵。但没想到，吴景濂到了半夜才回家，一进门就上了床，倒头便睡。老婆不高兴了，上前将他拉起来吃饭。更加反常的是，平日里怕老婆怕得要命的吴景濂，此时说话却透出凶相。吴景濂板着面孔对老婆说：“明日总统大选，成败在此一举，我须全力对付，今晚不可造次！”女人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一下子被镇住，乖乖地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第二天就要选举总统了，吴景濂等人的准备工作效果如何？曹锟能够如愿当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