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被困在总统府里，电话打不通，自来水也停了，他的总统职位事实上已经做不成了。但他不甘心放弃，还在试图做困兽之斗。6月13日，黎元洪发表通电，述说自己在京城被困，无法行使职权，决定即日起将政府迁往天津。电报发出后，黎元洪即回到东厂胡同私宅收拾部署了一番，当天下午即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在北京的亲信政客终于逼走了黎元洪。黎元洪前脚刚走，“津保派”骨干、内务总长高凌霨马上率人赶到公府。他们在收拾总统文电时，发现总统大印不见了。联想到黎元洪通电中所说“将政府迁往天津”，高凌霨估计黎元洪一定是携带总统大印去了天津。高凌霨马上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王省长拦下黎元洪的专车，索取印信。王承斌正在天津，他放下电话立即做出部署并乘车赶往杨村车站。这时，黎元洪的专车正好驶入站内，王承斌声称由天津北上迎接总统，登上专车，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则率若干军警尾随并守住车门。专车随即启动继续向天津方向驶去。

王承斌上车后直奔黎元洪的车厢。他见到黎元洪后便问道：“总统此次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天津，还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天津？”黎元洪说：“这几天我精神疲倦，没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这样刨根问底，打算干什么？”王承斌说：“我是地方官，应当保护总统。”

按照黎元洪的原定计划，专车到达天津是要停靠老火车站的，但王承斌上车后专车改变路径，驶入了天津新站。当年的新站，就是今天的天津北站。王承斌请黎元洪在新站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公署休息，黎元洪严词拒绝。王承斌便直截了当地问道：“总统印信今在何处？”并且说：“总统离开北京，印信已经没有作用，为什么要带往天津？”黎元洪早就料到王承斌此番上车就是讨要印信的，便说：“我就是不把印交给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便不再理睬王承斌。王承斌拿不到印信，便下令专车停在天津新站，并派了一个团的军警将新站围住。黎元洪的子女四人按照原定计划到天津老站，即今天的天津西站接站，后听说父亲的专车被扣在新站又急忙赶了过来，但被军警拦在站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王承斌向黎元洪交底说：“总统若不把大印交出来，我对于国会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我宁可同这团守卫的官兵一道住在车站上，也不敢回去。”黎元洪被扣在车上将近10个小时，其间没有水，更不要说吃饭。他知道不交印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只好对王承斌说，大印并未随身携带，在夫人危文绣那里。王承斌问，夫人现在何处？黎元洪说，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这所医院我们以前讲到过，张勋复辟后黎元洪返京时，家里出了凶杀案，他不敢在家里住，便躲进了这家法国医院。此番他离京前估计“津保派”的人可能要向他索要总统大印，便提前让夫人携大印躲进了法国医院。

王承斌闻言马上打电话给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要他到法国医院去取大印。薛之珩闻讯后立即行动，几经周折才拿到了大印。至此黎元洪被困车上已11个小时，他困顿至极，通身冷汗如洗。王承斌又拿出事先起草好的总统辞职电稿让黎元洪签字。黎元洪无奈，只得签字以求赶快脱身。

黎元洪回到住宅已经凌晨4点，他不顾一夜的惊吓与疲惫，马上将被逼签名的情形通电全国，强调他的辞职电稿是“被强迫之意思表示，依法决不生效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意他的辞职电报是发乎本心还是被逼所迫，反正他已经辞职，接下来，就该选举新总统了。

曹锟想当总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半年来尤其显得急不可耐。

民国十一年（1922）12月9日，是曹锟61岁生日。当时黎元洪还在总统大位上，曹锟决定利用这次过生日的机会试一试水，为将来当选总统造一造舆论。手下的人们秉承主公的意旨，大张旗鼓地为曹锟办61岁寿辰。

12月9日那天，位于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送礼祝寿的人络绎不绝。为了给曹锟祝寿，北京政府各部官员和国会议员抵达保定的有700余人，交通部特意在北京至保定间加开了四辆专列。一时间，保定城内人来车往，鼓乐声、鞭炮声此起彼伏。此次做寿，让曹锟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与权势。特别令他得意的是，有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由北京赶到保定为他祝寿，只要这些议员将来肯投他的票，还怕当不上总统吗？寿宴后，他命人将国会议员做了一番排查，将有意在将来投他票的议员统统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来年1月份起，每人每月发给200元津贴。当时国会两院议员共有700多人，领取曹锟顾问津贴的有380多人，超过国会议员的半数。有了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从他手里领取津贴，他觉得自己离总统宝座已经不远了。

黎元洪被逼辞职的第二天，在北京的“津保派”阁员即在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前几天将黎元洪逼走的军警也不再闹着索饷，由财政部出面很快筹到了一百万元资金发放下去，军警又照常值勤，北京城的治安也有人管了。与此同时，催促马上举行大选的呼声在直系军阀及其控制的区域，一浪更比一浪高地响了起来。

虽然有手下人的鼓噪，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曹锟要想通过议会选举当上总统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他很不利。他先是逼走了大总统徐世昌，后来又逼走了大总统黎元洪，引起舆论的一片谴责。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曹锟安排的所谓“摄政内阁”的合法性，各省社会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的非法所为，更有的社团在电报中直斥曹锟为叛逆。曹锟逼走两任总统，目的就是想自己做总统，这在当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社会名流梁启超在写给曹锟的一封公开信中就尖锐指出：“最近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根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天下所共见，毋庸议也。”他还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这些话虽然曹锟听不进去，但对于反对曹锟的各方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

曹锟想做总统就离不开国会，因为总统要国会选举产生。旧国会参众两院有870名议员，时人戏称“八百罗汉”。后来段祺瑞嫌国会议员人多嘴杂，所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缩减成约五百议员，时人戏称“五百大仙”。再后来曹锟、吴佩孚搞“恢复法统”，国会议员又恢复成了“八百罗汉”。《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总统须有超过三分之二议员参加，也就是要有580名以上的议员参加，其中半数以上投赞成票。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因为曹锟、吴佩孚“恢复法统”后，“八百罗汉”中有些人仍滞留南方，并没有全在北京。而随后的风风雨雨，又让更多的议员离开北京去了外地。有的去了天津，有的去了上海。

先说天津的情况。议员们去天津与被逼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有关。黎元洪被屈辱地逼退天津后一直愤愤然，寻机报复。他见社会各界纷纷谴责曹锟及直系军阀逼走总统，无法无天，认为舆情可用。他这些年通过经商买卖股票挣了不少钱，此时便自掏腰包招揽国会议员离京到津，承诺每人给500元的旅费，试图凑足法定人数，召开国会，重登总统宝座。这一招管点用，真有些议员冲着500元旅费到了天津。还有些政治上反对直系的议员也借机离京到津躲避。到6月底，抵达天津的国会议员已有近300人。这些人虽然不都是帮助黎元洪的，但都公开表示不与直系曹锟合作。

还有被曹锟、吴佩孚打败的皖系、奉系此时与南方的国民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三角反直同盟”，也在争取国会议员。他们派人到北京招集国会议员南下上海。皖系大将卢永祥在上海为南下议员准备了招待所和办公地点，张作霖拿出70万元作为议员津贴，承诺赴沪议员每人可得500元旅费，每月还可领津贴300元。上海的待遇比天津更加优厚，一些抵达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南下上海。7月14日，抵达上海的220名议员集会并发表宣言称：“留京议员，陷于强暴，既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www.daowen.com)

由于国会议员已经分散到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地方，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已经不足500人，根本无法进行总统选举。

鉴于总统选举已成僵局，曹锟手下的策士和拥曹派政客们便想出了不少应对之策，有人提议利用现有议员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也有人提议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还有人提出可以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对这些提议，曹锟都不是太满意，吴佩孚更加不以为然。吴佩孚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规而行”，所谓正规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当时曹锟与吴佩孚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矛盾，但直系天下离不开吴佩孚，对于吴佩孚的话，曹锟还是要听的。

既然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规而行”，那就要先想办法把国会议员从天津、上海拉回来，这就需要找人去做国会方面的工作。为了拉拢国会议员，曹锟早就暗中联络了一部分议员，安排了几个地点做联络处所，包括北京城内的猪尾巴大院、汉南寄庐和绒线胡同，还确定了各联络处所的领头人。只是曹锟觉得这些人分量不够，要真正在国会推动选举，还需要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特别是想办法拉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先前在吴佩孚面前提议让黎元洪恢复总统职位的正是此人。吴景濂在国会中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如今曹锟要想通过国会选举自己做总统，少不了还要找此人出面帮忙。

曹锟明白，要想让吴景濂出面搞选举，钱自然要给够，但怎么个给法，还是颇有讲究的。曹锟的副参谋长王坦是吴景濂的旧交。王坦知道吴景濂这人“惧内”，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怕老婆”，便向协助曹锟贿选的巡阅使署顾问王毓芝献策：应当如此如此，来个对症下药。王毓芝听了大为欢喜，催促着王坦赶紧行动起来，并拍着胸脯保证说，钱不是问题。王坦听后当着王毓芝的面给吴景濂打电话，约定第二天在吴家见面。

第二天，王坦坐着王毓芝的专车来到吴景濂家，吴景濂的老婆也在家。王坦后来回忆道：“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绳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他便开门见山地说起了曹锟想当总统的事，说这事需要吴景濂助上一臂之力。吴景濂的老婆听王坦说得挺热闹，但就是不提酬劳的事便面露不快，吴景濂见老婆不高兴也就不肯搭理王坦。王坦对此早有准备，见火候差不多了，便说道：“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趁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王坦还毫不掩饰地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作有钱会花呢！”

王坦的这番话，说到了吴景濂老婆的心坎里，女主人满脸笑容地说：“此事好是好，可不知景濂答应不答应？”坐在旁边的吴景濂见老婆笑容绽放，立即应允道：“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吴景濂身为众议院议长，对于议会的“游戏规则”可谓烂熟于心。他向“津保派”政客提议要“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不要操之过急。鉴于国会议员分散于北京、天津、上海三处的现实，为了让已经到了天津、上海的议员重回北京，吴景濂建议要“先宪后选”，就是不要马上提选举总统的事，而是召开“宪法会议”，组织议员开会商讨制定宪法事宜，等把议员们都召集起来了，再说选举总统的事。7月1日，吴景濂的建议经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当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征求曹锟的意见。

曹锟急于上台做总统，觉得吴景濂的这套办法“有点绕”，不如直接搞选举来得干脆。吴景濂便私下向曹锟解释说，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问题推迟一步，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诱骗离京议员回京，恢复国会完整，为进行大选创造必要的条件。曹锟听了这番解释，觉得吴景濂所言亦有道理。7月2日，曹锟在保定接见国会各政党代表时，同意了吴景濂的建议。当月24日，曹锟对外发表通电，声言：“宪法一日不定，国家一日不宁。”与此同时，直系将领纷纷发声附和。直隶省长王承斌更是在电报中呼吁：“参、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继以速办选举，定国家根本大计。”曹锟的部下还在与国会议员的接触及各种对外场合大谈“尊重国会”，期望早日“制宪成功”，以显示直系确实是为国家根本大计谋划，其中并无私心。

吴景濂的这套“先宪后选”把戏，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十多年了，但各派军阀只顾争权夺利，宪法迟迟没有制定完成，社会各界对此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吴景濂提出召开“宪法会议”，商讨制定宪法事宜，就相当于占领了所谓“道德高地”，对社会大众具有一定的欺骗作用，对于国会议员也有一定的吸引与约束，因为身为议员如果不参加“宪法会议”，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但问题是，吴景濂设计的“宪法会议”只是个幌子，其真实目的还是帮着曹锟贿选总统。

吴景濂明白，单凭召开“宪法会议”还不足以将离京议员中的多数吸引来，真正能够吸引议员回京的还是要靠真金白银。为此，他又向曹锟献出另外一个“锦囊妙计”，就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回京开会。对此曹锟心中有数。他这些年做官打仗，捞了不少油水，家产岂止万贯。但曹锟又是个出了名的守财奴，既想贿选总统，又不肯自掏腰包，因此，贿选总统的钱必须由别人替他代筹。

直奉战争的时候，曹锟、吴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争钱财的办法，筹措战争经费，此时曹锟手下的人又想用这个办法让各省军阀摊派贿选经费，但吴佩孚首先就没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就不积极。曹锟手下的一帮政客先后推出王克敏、张弧为内阁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责成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成效都不显著。

关键时刻，直隶省长王承斌表现亮眼。他想出了一个“捉财神”的办法，就是派出20多个密查员分赴直隶省的大名、顺德、广平等地逮捕了一百多名制作金丹、白丸的毒犯，把他们押解到天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几个没多少油水的“小鱼”枪决示众，算是“杀鸡给猴看”。对于“大鱼”，则令其缴纳数千至数万元赎金后予以释放。此外，王承斌又以“借军饷”的名义，通令直隶所属170余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一至三万元。通过以上两条渠道，王承斌为曹锟贿选筹措了大笔资金，成为曹锟贿选总统的大功臣。当然，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直隶各县无数商贾百姓叫苦连天，乃至家破人亡。

身为直隶省长，王承斌只能在直隶省内为曹锟筹措经费。曹锟贿选所需数额巨大，单靠一个直隶省是无法满足的。那么，曹锟还能通过什么渠道筹措贿选经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