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想着做总统，为此就要解散安福国会，恢复因张勋复辟而被迫解散的旧国会，再利用旧国会选出正式的大总统。为此，他听从身边策士的建议，决定先把徐世昌赶下台，把因张勋复辟而下台的黎元洪请回来，让黎元洪再做一回“过渡总统”，给新的总统选举搭好台。如此一来，曹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选”总统了。

曹锟的许多想法都要通过吴佩孚出面落实。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各省督军、省长，就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大总统“征询意见”。

经过直皖、直奉两场大仗，吴佩孚已是名扬天下、威震八方，接到他的电报后，各省督军、省长都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便齐表赞成。26日，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80余名旧国会议员亦群起响应，并在天津举行临时会议，大有旧国会复会之势。徐世昌意识到这是吴佩孚要逼自己下台，他不甘心，下令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禁止王家襄等人在天津开会，但杨以德眼见得徐世昌形势不妙，对其命令理也不理。

5月28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孙传芳发表通电，呼吁徐世昌退位，恢复旧国会，恢复旧法统。29日，江苏督军齐燮元致电徐世昌，请其服从民意，尽快下野。各省督军、省长亦群起鼓噪，一时之间，要求徐世昌下野，恢复旧国会的呼声一波接一波，此伏彼起。

面对一波波的逼宫声浪，徐世昌只得低头让位。5月31日，徐世昌发表通电，开篇即讲：“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当年发电报每天有个代码，所谓“勘电”，就是5月28日的电报，“勘”是那天的代码。徐世昌的这个电报表明，他愿意下野让位。

徐世昌表态下野让位后，还曾想拖一拖，看看有没有回转余地。6月2日，徐世昌计划设午宴款待刚刚回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还请了几位外交界官员作陪。但就在这天上午，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几次电话到总统府，催问总统何日离京。徐世昌知道拖不成了，便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午宴，然后于下午两点左右把辞职通电交人发表，随即离开总统府，携家眷前往前门车站，乘车赴津。在天津，还有一位已卸任多年的大总统黎元洪正闲居着。

按照曹锟和吴佩孚的计划，准备请出黎元洪重回北京再做总统。因为直系军阀虽然一战打败了皖系，再战打败了奉系，似乎势不可当，但实际控制的也就十几个省，还无法建立一个统一南北，一手包办的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曹锟、吴佩孚二人便决定另辟蹊径，先搞一种过渡形式，让黎元洪做个过渡总统，然后再通过选举让曹锟做正式的大总统。关于这套把戏，他们还有个动听的说法，叫作“恢复法统”。

为直系献上这一“锦囊妙计”的是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吴景濂在直奉战前曾以此策游说奉系的张作霖，劝张作霖以“恢复法统”的旗号促进南北统一，做天下的老大。张大帅动了心，但还没等采取实际行动就被直系打败了。吴景濂又找到吴佩孚。吴佩孚听了很高兴，认为“恢复法统”既可以赶走徐世昌，又可以拉拢西南势力，被恢复的旧国会与复职的黎元洪也容易驯服，可谓一箭数雕。

6月2日，也就是徐世昌下台离京当天，曹锟、吴佩孚召集直系将领在保定开会，定了四条方略：第一，恢复临时约法与旧国会；第二，请黎元洪出山，补足因张勋复辟未做满的总统任期；第三，国会恢复后一面制定宪法，一面办理总统选举；第四，于本年10月10日前颁布宪法并选举新总统。

会后，由曹锟、吴佩孚领衔，直系将领17人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戴黎元洪，请黎元洪“依法复位，以奠邦基”。在随后的几天里，各路军阀、政客函电交驰，纷纷表达对黎元洪的拥戴。

黎元洪隐居天津转眼已经五年了。这期间，他以读书与书法自娱，还搞了些实业投资，赚了不少钱，对于政治不闻不问。但他的策士们不甘寂寞，为其多方奔走，以图东山再起。直奉交恶以来，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哈汉章等人经常到洛阳活动。直奉交战后，他们又与吴景濂、王家襄等人一起，向曹锟、吴佩孚推销“恢复法统”的政治策略。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地鼓动黎元洪抓住时机，当机立断。但黎元洪对于过往的经历记忆颇深，对于是否出山顾虑重重。6月2日，王家襄、吴景濂赴黎宅劝其复职再当总统，黎元洪对他们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言语中明显有所推诿。但黎元洪毕竟颇重名利，而且耳朵根子软，经不住别人劝。随着曹锟、吴佩孚先后派代表熊炳琦、李济臣来津“劝驾”，又有国务院的代表、交通总长高恩洪来黎宅敦促其离津赴任。在这些人巧舌如簧的鼓动下，黎元洪又有点心动，犹犹豫豫。

6月6日，黎元洪在天津宅邸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曹锟、吴佩孚的代表，有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及若干议员，还有一些来自各地社会团体的代表。黎元洪先说了几句场面话，然后拿出一份电稿让众人传阅，并且说：“今天我已将这份电报发出，这便是我对时局的具体主张。我是否复出，关键就在我的主张能不能实行。诸位可将我的主张转达给各省区的长官和国民，如果认为我的主张错误，无法实行，那么今天我与诸位的畅谈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我从此决不再问国事。”众人一听就全明白了，黎元洪这就等于说，要想请他出山，必须答应他在电文中提出的条件。让谁答应呢？当然是曹锟和吴佩孚了。

黎元洪的电文由其“文胆”饶汉祥起草，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在追述自己当年总统任内的各种艰辛与挫折之后，着重详议了“督军制”的种种危害，归结出“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自存”。然后提出他的要求：各省督军，立释兵权。而且各类变种的督军，如巡阅使、护军使、总司令等名目一律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黎元洪在这里所说的“国是”，就是在废除各地督军后，大规模裁减兵员。所以，他的主张又被时人概括为“废督裁兵”。

黎元洪的这番议论颇为大胆，也确实切中时弊。北洋军阀时期的种种乱象，归根到底就是有兵即有权，兵多者权重。各省省长乃至中央政府的总统和总理一概成为军阀手中的傀儡与玩偶。而且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仅使中央政令无法实施，也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如果真能废除督军及其各类变种，确实能为各地除去一个大大的祸害。但问题是，黎元洪两手空空，拿什么去解除各省督军的兵权？而力主请他复职出山的曹锟、吴佩孚，也在督军及其变种之列，他们又怎么可能自废武功呢？

黎元洪也知道废除督军制是件不大可能做到的事，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是采纳了章太炎的建议。章太炎与黎元洪颇有交情，听说曹锟、吴佩孚力邀黎元洪复大总统职，便给黎元洪写了封密信，建议他审慎行事。先不应允复出，拿直系一把。按章太炎分析，现在是“彼方有求于公，而公无求于彼”。所以，黎元洪提出的条件即使曹锟、吴佩孚难以接受，最多就是拒绝，让他继续在天津做寓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黎元洪读了章太炎的信，觉得言之有理，就让饶汉祥洋洋洒洒地写了那封电文，并且在开谈话会之前，已经交报社公之于众。

多少让黎元洪有些意外的是，他的电文见报后，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赞扬，而且得到直系军阀的一致响应。他的电文见报次日，曹锟、吴佩孚即联名通电响应，表示：“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就是说，这件事就先从我们两人开始。有了曹锟和吴佩孚的表态，河南、江西、山东、陕西、湖北、江苏等省的督军纷纷表示废督裁兵。江西督军陈光远甚至说，他即日起首先解职，“一面克日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这个表态就很到位了。你不是说要废除督军吗？我从即日起先自行解除督军职务，暂时“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只等黎大总统上任后正式颁令，指挥一切。(www.daowen.com)

如此一来，黎元洪反倒不好办了。你提的条件人家满口答应了，该轮到你兑现承诺了吧。他还想再把废督的事落实了，但身边的人沉不住气了。金永炎从保定捎来了吴佩孚的话。吴佩孚很不客气地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黎元洪，湖北黄陂人，时人常称其为“黄陂”。“黄陂”本来还想再拿捏一番，听了金永炎捎来的这话，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再不答应做总统的事可能就黄了。说到底，他还是很在意总统的权位。

6月10日，黎元洪发表复职通电：“谨于本月11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11日上午8时，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及国务院代表周自齐、曹吴代表熊炳琦、李济臣等人陪同下，登上了赴京专列。临近中午，专列驶入北京前门东站，车站及沿途街道悬旗结彩，黎元洪看在眼里，想想几年前离京时的凄楚，不禁黯然神伤，唏嘘不已。

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周自齐受国会参众两院议长委托，将总统印绶呈给黎元洪。于此，黎元洪便开启了他的第二次总统生涯。

黎元洪重新坐在总统宝座上，很有一番踌躇满志，想要有一番作为。但很快就被人浇了两盆冷水。

第一盆冷水是“废督裁兵”。这是黎元洪最看重的，是他复职总统前向曹锟、吴佩孚提出的先决条件。他以为这应当没什么问题了，因为曹锟、吴佩孚答应得好好的，其他军阀也都一致响应，只等他上任便可推行了。但等他入主总统府以后，马上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黎元洪就职后，吴佩孚于6月15日在保定主持召开了一个讨论“废督裁兵”的会议，提出在全国设立九个军区，各军区由“军区长”主持。明眼人一看便知，所谓“军区长”就是变相的巡阅使。黎元洪不同意设立军区长，曹锟便致电黎元洪说，各地战事不息，“废督裁兵”颇有难以着手之处。吴佩孚也来电说，“废督裁兵”乃百年大计，非统一全国不能进行。那些曾群起响应“废督裁兵”的各省督军，此时也变了腔，有的说，积弊已久，断难迅速裁兵；有的称事体重大，急于求成反落流弊；也有的说裁兵之后，兵化为匪，为害更巨。总之，以前的承诺全都一风吹，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完全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盆冷水是组阁问题。黎元洪复任总统后马上着手组织责任内阁，第一步就是物色国务总理。因为吴佩孚曾有言在先，说“组阁为元首特权”，他人无权过问。所以，黎元洪进京后即发布了由颜惠庆组阁的命令。但颜惠庆内阁根本无法运作，既没有权，更没有钱，连政府公务人员的薪水也不能发出。颜惠庆支撑不住，便于8月1日挂印而去。黎元洪只好另搭班底。为稳妥起见，在组阁之前他分别派亲信赴保定和洛阳，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曹锟、吴佩孚二人的回话听上去很美，总理由总统指派，本人决不干涉。黎元洪当然不相信这些鬼话，又不得要领，只好私下揣摩哪个是曹锟、吴佩孚的中意人。这样的人何其难找！因为此时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吴佩孚本是曹锟的部下，唯曹锟马首是瞻。但经过了直皖、直奉两场战争，吴佩孚战功赫赫，功高震主，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直系内部便出现了“曹老帅”与“吴大帅”两股势力。曹锟驻保定，属下亲信人称“保派”；吴佩孚驻洛阳，属下亲信人称“洛派”。再后来，“保派”一方又增加了天津的政治势力，又被称为“津保派”。黎元洪既要听“津保派”的，又要听“洛派”的，但这两派意见时常不一致，而且谁也不给明白话，这就使得黎元洪这位大总统当得苦不堪言，他曾对身边的人愤愤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活受罪！”

由于“津保派”与“洛派”意见日益相左，黎元洪的责任内阁也是今天搭起班子，明天又被拆了台，如是者三番五次。到了来年1月初，黎元洪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内阁总理人选。此人叫张绍曾，其人就政治立场而言，亲近“津保派”，但与吴佩孚有联姻，两人是儿女亲家。黎元洪觉得，张绍曾应当是津保派、洛派都可以接纳的人物，便于民国十二年（1923）1月

4日发表了张绍曾组阁令。不料，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

这时在国会及内阁成员中也按“津保派”“洛派”划分出了阵营。当初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当总统的主要是吴佩孚，曹锟虽然也表示赞成，但并不积极。黎元洪复职后，吴佩孚主张让黎元洪多做一段时间，待实现南北统一后再通过国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但曹锟急于想当总统，对统一与否并不热心。在曹锟看来，南北统一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吴佩孚的地位、声望增长迅猛，等到南北统一了，总统宝座归谁就很难说了。他原本就是想让黎元洪做个过渡总统，如今半年时间过去了，过渡期差不多该结束了，便有心想逼黎元洪辞职或者干脆把他赶下台。曹锟、吴佩孚二人在对待黎元洪的问题上分歧很大，不过曹锟毕竟是“老帅”，吴佩孚虽然被尊称“大帅”，但在名义上是曹锟的下属，还不敢公开与“老帅”叫板。在京城的“津保派”阁员、议员，也看准了曹锟急于想当总统的心思，便处处刁难张绍曾，目的是逼着黎元洪尽快辞职。张绍曾受尽刁难，忍无可忍，不得已于6月初宣布辞职。

张绍曾辞职后，黎元洪又开始物色新的内阁总理人选。这时他已经意识到曹锟有意要逼他辞职，但他仍想维持到下届总统选举，能够体面下台。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当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但曹锟却等不及了，急着“揭锅边”，想早日实现自己的总统梦。国会及内阁中的“津保派”对“主公”的心思心知肚明，他们见黎元洪不肯辞职，便开始使出了各种“阴招”“损招”。

在张绍曾内阁辞职的当天，北京城里的军警官佐200余人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到总统府索饷，就是要钱。黎元洪先是派秘书出面劝解，军官们不依，黎元洪只好亲自出面。他百般解说，苦口婆心，直说得口干舌燥，军官们才吵吵嚷嚷地离开。但这一拨人刚走，下一拨人又来了，一拨接着一拨。有索饷的，要求黎元洪即日拨款；有请愿的，说总统不管商民，要求总统“速即退位”。警察还派代表威胁说，如果总统不能补发欠饷，他们就要罢岗。

黎元洪自袁世凯执政时期就在北洋官场任职，自然知道眼前这些索饷、请愿者背后皆有人指使，目的就是想逼着他辞职。他是由曹锟、吴佩孚请出来做总统的，原本不敢与曹锟、吴佩孚争高下，但“津保派”使出来的这些“下三滥”手法激怒了他。他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对方越是逼迫他辞职，他越是不肯辞职。

6月11日，“津保派”施压进一步升级。黎宅的电话打不通了，自来水也断了，军警官员和“公民团”的骚扰围哄也越发频繁。黎元洪几次致电曹锟、吴佩孚，告之北京城及总统府的情况，电报均泥牛入海，杳无回音。黎元洪怎么办呢？他的总统还能当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