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由于手中已无可用之兵，被迫下令前方军队暂取守势，南北战争终于停了下来。接下来，段祺瑞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之前的计划，推动总统选举了。

这一年的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参众两院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436人。这些议员不但是皖系所指派的，而且当选以后又被段祺瑞内阁分别按不同身价聘任为顾问、咨议，每月另给200元到1000元不等的薪水。选举投票前，安福俱乐部给每人预发了一笔“出席费”，每人还收到了徐世昌题名赠送的照片。由于下了大本钱，结果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总统。此前黎元洪是在袁世凯死后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总统，冯国璋是在黎元洪辞职后以副总统的身份“代理”总统，此番徐世昌便成为在袁世凯之后第二位经参、众两院“选举”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心情舒畅自不待言，在幕后操纵这场选举的段祺瑞也显得志得意满，以为此后再向全国发号施令便可以名正言顺了。

徐世昌时年64岁，在当年要算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段祺瑞相中了他，扶植他做总统，首先，因为他是个文人，不会像冯国璋那样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与自己对抗；其次，因为他是北洋派中的老前辈，袁世凯死后，在北洋派中论地位与资历，无出其右者，由他出任总统可以压住北洋派的阵脚；最后，他在北洋各派系中态度超然，容易被各派系接受，通过他可以达到段祺瑞所渴望的北洋团结，特别是徐世昌与许多直系将领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将冯国璋的直系团结在皖系周边。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的第一天起，其合法性就受到不少质疑。由于安福国会议员选举过程充斥着贿选与舞弊，而且就是这样的选举也只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域组织，西南几省对选举予以抵制，当然也就不承认其选举结果。9月4日，北方举行总统选举的当天，在广州的非常国会发表宣言，表示不承认北京的选举。徐世昌宣布当选后，南方军政府首领岑春煊等人发表通电，表示徐世昌的“总统”职务，为非法机关所选出，劝他勿就任总统。

就是在北洋派内部，对于徐世昌的当选也有不同声音。9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说，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如今的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与岑春煊的表态类似，吴佩孚在电报中也劝告徐世昌不要就任总统职。

段祺瑞对西南方面的反对早有预料。他对于西南的方针非常明确，那就是武力统一。虽然他于8月中旬主持国务会议，决定对西南暂取守势，但那是迫于手中无可用之兵不得已而为之，等将来手里有了兵，武力统一还是要进行的。最让他头痛的还是北洋派内部的异己势力，特别是在湖南前线的吴佩孚。此人前番擅自与湘军达成停战协定，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南方的攻势，此番又公然大骂安福国会，反对徐世昌就任总统。吴佩孚只是区区带兵师长，自己身为北洋领袖，如果对其听之任之，何以服天下？但不听之任之又能如何呢？他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9月5日，也就是在总统选举的第二天，两院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进行副总统选举。结果让外界大跌眼镜的事情出现了，“五百大仙”的选举委员会仅有88人到场，远远不足法定人数，选举流产。关于这次选举流产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说，皖系主张“虚此席以待征南有功者”；也有人说，张作霖想做副总统，并愿意为此出一大笔钱；又有人说，当选总统徐世昌对选举副总统的事情另有想法。总之原因多多，一言难尽。

安福国会让副总统选举流产，最失望的莫过于曹锟了，他按捺不住对于段祺瑞及皖系的不满，便于9月14日就时局问题发了通电：“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隐隐然有主张和平，反对南北战争的意思。9月

20日，吴佩孚通电支持曹锟，提出请长江三督继续充任南北“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所谓“东海先生”，如前所述，就是指徐世昌。

那段时间里，吴佩孚已由一位前线指挥官，摇身一变成为鼓吹南北和平的要员。9月26日，吴佩孚又与湖南前线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等人联名发表通电，提出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电报中所说的“岑、陆两总裁”，是指岑春煊和陆荣廷，其他人都是北洋派要员，这就等于让南北将领平起平坐。电报要求“冯代总统”颁布停战令，称徐世昌为“东海先生”，明摆着不承认北京总统选举的合法性。

这个电报对于段祺瑞来说可谓不祥之兆。自南北战争以来，虽曾有过北方将领主和的先例，但南北军官一致反对北京政府，这还是第一次。段祺瑞读过电报，大惊之后继以大怒，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认为吴佩孚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主战与主和的不同意见，而是通敌叛变。他气鼓鼓地要用“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策士们纷纷劝他冷静，不要意气用事，因为皖系已无可用之兵，否则还有必要命令前方将士对西南暂取守势吗？而且吴佩孚现在的位置可谓“南天一柱”，把他逼急了，敞开大门，湘军说不定就打到长江边了！在策士们的劝解下，段祺瑞渐渐冷静了下来，意识到要对付吴佩孚，还需从长计议。眼下还是先让徐世昌取代冯国璋做总统，其他的事等条件成熟再说。

民国七年（1918）10月10日，是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任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当选总统徐世昌宣誓就职的日子。这天上午9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新搭起的礼台上，冯国璋、徐世昌举行总统职权交接典礼，徐世昌正式就任总统职务。当天，徐世昌发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解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这是段祺瑞与冯国璋提前商定好的，徐世昌只是按程序行事。段祺瑞虽然不当总理了，但内阁的原班人马未动，钱能训徒有总理虚名，段祺瑞以参战督办的名义继续把持着北京政权。

在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前，段祺瑞就利用参战督办职权，与日本政府签订秘密借款协议，购买日本军械建立了三个师的“参战军”。徐世昌就任总统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中国已不存在“参战”问题，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取消参战督办，遣散参战军。为了应付外界质疑，段祺瑞又以西北边防紧张为由，将参战督办处改名为边防督办处，将“参战军”更名为“西北边防军”，在原有三个师的基础上又扩充了四个混成旅，并任命他的亲信“小扇子军师”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这些“西北边防军”只有少部分派往外省征伐异己，大部分部署在京城周边。段祺瑞是想用这些军队控制北京政权，并随时准备再次挑起南北战争。

“西北边防军”的扩充，直接威胁到了曹锟的势力与地盘。曹锟的大本营在直隶，与“西北边防军”短兵相接。没有当上副总统已经让他窝了一肚子火，西北边防军驻在家门口更让他忍无可忍。冯国璋卸任总统后，曹锟俨然成为直系新首领，长江三督已经与他联手。为了壮大阵营，曹锟又加紧拉拢奉系首领张作霖。张作霖在奉军入关那件事情上与段祺瑞、徐树铮颇多恩怨，眼下见曹锟势头正盛，段祺瑞内外交困，手下无能人，便选边站在曹锟一方。张作霖是东北三省的头，东北三省加上直系四省，便形成了一个反对皖系的七省联盟。不过这个联盟开始时并不公开反对段祺瑞，而是打出“清君侧”的口号，将矛头对准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劝说段祺瑞能够“亲贤臣而远小人”，罢免徐树铮，遣散边防军。显然，这是以“清君侧”为掩护，意在削弱段祺瑞的实力。对于曹锟的这点心思，段祺瑞岂能不知？不过段祺瑞心里有数，曹锟是七省联盟的头，实力雄厚，但其主力第三师远在湘南，对于京畿一带的争夺，怕是远水难解近渴。 

曹锟也正为重兵在外发愁，但有心人总会有机会。徐世昌上台后，积极推动南北议和。10月25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达和平令，随后南北双方各派代表在上海议和。虽然因为段祺瑞从中作梗，南北议和鲜有进展，但仗是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湘南无战事，曹锟就有了机会。从民国八年（1919）秋天起，吴佩孚便秉承曹锟的旨意不断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部队撤回北方休整。段祺瑞当然不会答应吴佩孚北撤，但又没办法阻止，只得放下身段去央求曹锟出面劝阻。曹锟是此事主谋，对段祺瑞的请求只是假意应承。他一方面训斥吴佩孚“不得放言无忌”，另一方面又要求北京政府补发吴佩孚之第三师欠饷。段祺瑞哪有钱给吴佩孚！而且他也知道，这是直、皖两系的生死之争，岂是钱能解决了的。(www.daowen.com)

果然，吴佩孚从此三天两头给北京政府拍电报，说属下在湖南前线已经两年有余，全体将士思归心切，部队长期欠饷，困苦不堪。总之就是必须北撤，而且要快，不能拖。段祺瑞则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他通过内阁编造各种理由对吴佩孚给予安抚劝慰，但既不批准北撤，也不补发军饷。

民国九年（1920）1月，吴佩孚与南方军政府达成秘密协议，由南方军政府拨付给60万元的“开拔费”，先付30万元，待部队开始移动时再付另外的30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就决定不等北京政府的批准而自主行动。

这年3月上旬，吴佩孚派人将七百多随军家眷护送北归，这是大军准备行动的前期步骤。在此前后，曹锟也连发六次电报要求北京政府准许直军撤防。段祺瑞用陆军部名义回复说：在中央未有明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动。吴佩孚毫不示弱，回电抗辩道：“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

吴佩孚由衡阳北撤，第一道关防是长沙。长沙是湖南省城，湖南督军张敬尧即驻扎于此。当时军队奉命调动，陆军部要给沿途军政官员行文，以便沿途协助。张敬尧没有收到上峰关于吴佩孚所部调动的行文，理当出面阻拦。但当吴佩孚大军沿湘江北上时，张敬尧及其下属只是站在城墙上做“壁上观”，并不敢有什么动作。

吴佩孚挥师北上，段祺瑞急忙部署拦截。5月17日，段祺瑞召集亲信秘密开会，决定徐树铮将西北边防军全部调回北京附近。他原本打算让徐树铮在郑州建立指挥部，作为阻挡吴佩孚的屏障。这样一来就要挤走河南督军赵倜。赵倜原本在直、皖相争中非左非右，如今利益受损便委身于曹锟，曹锟立即与张作霖共同出面为赵倜站台，痛斥徐树铮贪心不足，居心叵测。结果，徐树铮不仅未能坐镇郑州，反倒使曹锟的七省联盟扩大成了八省联盟。

5月20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接济军费60万元，其中有40万元还是他的“私房钱”，为吴佩孚壮了威。此后，由于京汉铁路车辆匮乏，拖延到6月5日，吴佩孚的第三师才自汉口北上。6月7日，部队抵达郑州，赵倜高接远迎，感谢曹大帅、吴师长帮他脱离困境。当月15日，吴佩孚到达保定，拜见上司曹锟。

直系主力北上，一场直、皖大战迫在眉睫。为了避免战火，徐世昌邀请曹锟、张作霖、李纯进京晤谈，曹锟、李纯借故推托，只有张作霖一人进京“调停”。在京城张作霖拜会了徐世昌和段祺瑞，他劝段祺瑞接受八省联盟要求，罢免徐树铮，遣散边防军。段祺瑞拒绝遣散边防军，答应可以罢免徐树铮，但又要求同时罢免吴佩孚。张作霖闻言知道双方根本谈不拢，便离京返回奉天。其间张作霖曾到保定与曹锟有过交谈，张作霖问：直皖打起来你有把握取胜？张作霖这样问，说明他有些替曹锟担心。因为曹锟的主力部队只有吴佩孚从湘南带来的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而段祺瑞的边防军有三个师又四个混成旅，再加上拱卫首都的几个师，人数上皖系明显占优。对于这些曹锟也不是不知道，但他说子玉认为有必胜的把握，那就是有把握了。曹锟说的“子玉”是指吴佩孚，吴佩孚，字子玉。曹锟就是这样的人，遇事不操心，但用人不疑。

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下令边防军紧急动员，并向军官训话。他说，如果这一仗不能打胜，不但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将不堪设想。8日，段祺瑞又召集内阁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决定组建“定国军”讨伐曹锟、吴佩孚。段祺瑞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司令。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边防军第一师与驻守京城的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赴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几乎与此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到达保定，参加曹锟召集的军事会议，决定组成“讨逆军”。曹锟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7月14日，“讨逆军”与“定国军”正式交火，史称“直皖战争”。14日当天，定国军在东西两路同时进攻，攻势持续了三天，讨逆军抵挡不住相继败退。定国军两战两胜，段祺瑞闻之欣喜。

从16日开始，天降大雨。据史学家陶菊隐记述，17日，吴佩孚亲率精锐小部队绕出左翼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突击。松林店是定国军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曲同丰的指挥部驻地。曲同丰曾在保定武备学堂做教官，吴佩孚在学堂受过训练，二人有师生之谊，见面时吴佩孚要向曲同丰立正敬礼，尊称“老师”。如今这对师生各为其主，成了对手。

吴佩孚那天的行动可谓胆大冒险，为了壮胆他喝了不少酒，以至于走在路上身体都有些摇晃。与此同时，曲同丰在松林店的指挥部里心情颇佳，部队打了胜仗，他正与几名高级将领研究如何乘胜追击，准备攻打保定。会议进行中，忽听门外一阵骚乱，间歇伴有枪声，曲同丰正想派人出门察看，只见有人裹着雨衣推门进来，仔细一看，竟是吴佩孚！吴佩孚甩掉雨衣，正了正衣冠，恭恭敬敬地向曲同丰行了军礼，朗声说道：“请老师即刻上车到保定休息！”随从士兵一拥而入，曲同丰和他的高级将领全部做了俘虏。

另有史料记载，曲同丰是战败乞降被押到保定自解佩刀呈给曹锟，曹锟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将佩刀又交还给了他。记载虽有不同，但曲同丰被俘兵败是无疑的。

曲同丰被俘，定国军西线群龙无首，顷刻崩溃。张作霖见有利可图，便命张景惠率部攻打定国军阵地。定国军第一路司令段芝贵正在火车上打麻将，得到报告，牌局未终，车也没下便传令马上开车逃走。长官如此，士兵顿时乱作一团，败兵潮水般拥向京城。段祺瑞闻讯大惊，忙命人紧闭城门，不许败兵进城。这场酝酿良久的直皖战争仅打了几天便分出了胜负。

7月18日，段祺瑞派傅良佐到天津向讨逆军求和，被直隶省长、曹锟的弟弟曹锐扣下。段祺瑞只得去见徐世昌，请他速下停战令，以免战火燃及北京。那么，徐世昌会如他所愿下达停战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