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及其皖系一手包办的新国会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冯国璋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而预定出任下届总统的徐世昌被段祺瑞视为傀儡，这也就意味着在总统权位的争夺上，冯国璋吃了败仗。但冯国璋失败并不意味着直系失败，更不意味着段祺瑞及其皖系大获成功了。因为不仅直系“长江三督”实力仍在，而且随着南北战争的变局，原先摇摆于直、皖两派之间的曹锟实力大增，俨然成为直系新的掌门人，大有与段祺瑞分庭抗礼之势。

段祺瑞与冯国璋争执的焦点是对西南方用兵，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曹锟先是站在直、皖两派中间摇摆不定，后经“小扇子军师”徐树铮承诺将来让他做副总统，曹锟为利益驱使，开始选边站在段祺瑞一边。段祺瑞的北军能够在湖南前线有所斩获，主要就是靠着曹锟的力量。特别是在这一年的3月，曹锟手下大将、第三师署理师长吴佩孚率部攻入湖南，先后占领羊楼司、云溪、岳州，并于3月26日攻克省会长沙。消息传来，段祺瑞欣喜异常，他雄心勃勃地制订了对西南用兵的新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完成全国的武力统一。

然而，前方并未如段祺瑞所愿能够捷报频传。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让吴佩孚大为不满。因为湖南的仗主要是吴佩孚率领部下打的，但没有功劳的张敬尧却做了军政“一把手”。这就引起了吴佩孚的消极怠工。4月24日，吴佩孚所部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衡阳，这是北军在湖南所占据的最靠南端的中心城市，此后，北军在湖南再无攻势。

与此同时，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还把算盘打在了曹锟头上。徐树铮自恃引奉军入关立了大功，想借机在京畿一带扩充实力，而直隶是曹锟的地盘。为了让曹锟“腾地方”，徐树铮打了个如意算盘：“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现任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挤走长江三督之首李纯。这个方案流传一时，被称为“三省易督”。在徐树铮看来，曹锟由一省督军升为兼管两省的巡阅使应当知足，却不料消息传出，曹锟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段祺瑞把他当成了异己而加以排斥。作为回报，他不仅不做两湖巡阅使，连两湖宣抚使的旧官职也要辞掉，而且在未获上峰批准之前先请假一个月，声称要到信阳鸡公山“养疴”。另外，他还指使吴佩孚以作战疲劳为借口，要求将军队调回直隶休息。

在北洋时期，官员的辞职表态大多不是真心，而是以辞职来要挟对手，曹锟的辞职电报就是这个意思。曹锟是北洋派的首席大将，他的部下吴佩孚所率部队是湖南前线北军主力。如果曹锟真的“掼纱帽”，吴佩孚率军从前线撤退，就等于给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来了个釜底抽薪，后果是段祺瑞无法接受的。所以，曹锟的辞职电报一发出，徐树铮的“三省易督”方案就胎死腹中。4月19日，徐树铮专程到汉口向曹锟解释，说“三省易督”是根本没影的事，劝曹锟不要辞职，也不要请假。但曹锟并不想就此收手。5月29日，他在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汉口，还带走了第一路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在离开汉口前，他还与张怀芝、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等封疆大吏交换意见，拟对外发表联名电报，借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部队“停战待命”。电报尚未发出，“线人”就向段祺瑞告了密。段祺瑞大为震动，用了很大气力才说服这帮封疆大吏没有发表停战电报。经此一事，段祺瑞已经意识到，北洋派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主和派，而暗中掌舵的正是原来的首席主战大将曹锟。

为了应对摇摆多变的曹锟，徐树铮再生一计。5月下旬，徐树铮由汉口赶赴长沙，直接找到了吴佩孚，想把吴佩孚从曹锟的阵营里拉过来。在徐树铮看来，吴佩孚是湖南战场的主将，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了“光杆司令”，想闹事也闹不出名堂。

徐树铮的小动作让曹锟全部看在眼里。自从“三省易督”风波后，曹锟、徐树铮二人就结下了“梁子”，如今徐树铮又要拆曹锟的台，曹锟自然恨得牙痛。前面讲过，曹锟是个“天生的领袖”，他没有别的本事，但“用人不疑”，对于手下爱将吴佩孚深信不疑，他相信吴佩孚不会被徐树铮拉走。

说起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还真有不少故事。

吴佩孚，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后入伍从军，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新军第三镇，此为陆军第三师的前身，第三镇统制就是曹锟。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任命海军中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官，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吴佩孚时任师部副官长。一日，长沙某团体开会，汤芗铭与各界领袖出席，吴佩孚代表第三师致辞。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喜读书，从军后习惯未改，平日里仍喜欢赋诗填词，有所谓“儒将之风”。吴佩孚的致辞颇有文采，汤芗铭听了印象深刻，认定此人非等闲之辈。汤芗铭这人以前曾讲过，在讲袁世凯的时候，我们曾提到当年民间有个说法，说袁世凯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那个二陈汤的“汤”就是指汤芗铭。汤芗铭官拜中将，袁世凯戏称他为“中将汤”。

汤芗铭对吴佩孚印象深刻。不久后的一天，曹锟到长沙拜会“中将汤”。“中将汤”设宴款待，席间就提到了吴佩孚。汤芗铭希望曹锟能忍痛割爱，将吴佩孚调到自己手下。吴佩孚时任副官长，属团职，曹锟对他印象不深。他听了汤芗铭的话觉得奇怪，就问，你要个副官干什么？汤芗铭说此人有才华，自己很欣赏。曹锟又问，此人有多高才华？汤芗铭说，其才华远在你我之上！曹锟听了又惊又喜，回到岳州忙传令吴佩孚来见。吴佩孚很快来了，曹锟仔细端详，又与他谈了不少话，但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曹锟很失望，但又觉得汤芗铭有识人眼光，“中将汤”欣赏的人，肯定错不了，与其把人才转调给“中将汤”，不如留下来自己用。于是，他大胆提拔吴佩孚做了第六旅旅长，随后又让其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果然也没让曹锟失望，他率领所部屡建战功，为曹锟打了不少胜仗。此番曹锟用兵湖南，主要就是依靠吴佩孚率军作战。当然，对于曹锟，吴佩孚也是深感提拔与重用之恩。有了这样的背景，徐树铮的拉拢想来就很难奏效。

6月1日，徐树铮由汉口匆匆赶回北京，向段祺瑞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拆曹锟的台。段祺瑞正为曹锟“撂挑子”的事发愁，听了徐树铮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刻与吴佩孚通电话以示慰勉。段祺瑞以内阁总理之尊，直接与一名师长通电话，这在当年是件很不同寻常的事。6月3日，北京政府又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北洋时期官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个职级，特任为最高级别。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和各省督军、省长均属特任官。吴佩孚被任命为“将军”，属特任官，用今天的话说，属“省部级”官员。再加上他手握兵权，相当于“候补督军”。应当说，段祺瑞待吴佩孚确实不薄。在段祺瑞的算盘里，吴佩孚这回总该感恩涕零并当思以回报了。徐树铮觉得还应当再加一把火，建议再加派吴佩孚为第一路副司令。段祺瑞觉得这个建议好并很快拟定了任命书。但任命书尚未发表，却忽然接到湖南前线五位旅长联名请假的电报。

在北洋时期，“请假”与“辞职”都另有含义，常常是反抗与不合作的另类表达。五个旅长联名请假，实际上就是五个旅长联名抗议，而这五个旅恰恰都归吴佩孚管辖。紧接着，湖南前线直系“全体将士”又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以上两份电报上虽然没有吴佩孚的署名，但谁都知道，他就是此事的幕后策划与指挥者。到了这一步，段祺瑞拟好的任命书也就没有用处了。段祺瑞、徐树铮二人试图拉拢吴佩孚从而架空曹锟的计划又是胎死腹中。

在吴佩孚那里碰了钉子，徐树铮只得又回来找曹锟。他自信手里有一张对付曹锟的王牌，就是副总统宝座。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曹锟保证，副总统问题仍然坚持原来约定，绝无变更；并且说，今后并不要求曹锟到汉口主持军事，不用去前方指挥打仗，只要不反对北京政府的作战计划，仗可以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归他做。

徐树铮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曹锟动心了。按照徐树铮的说法，他不用去南方，只要不公开反对，将来就可以做副总统。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曹锟就开始躲在公馆里享清闲，只等着将来做副总统。

前方不可无帅，曹锟不用挂帅了，主帅让谁当呢？那自然是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了。张怀芝也有积极性。因为他在山东遇到了难处。他前一阵子去南方组建第二路总司令部，又频繁往来于南昌与汉口之间，驻山东的第五师师长、军务帮办张树元趁他不在，抄了他的后路，把山东的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张怀芝丢了山东地盘，所以参战心切，想着利用对西南作战的机会，再去抢夺一块地盘。(www.daowen.com)

但张怀芝与曹锟相比有一个最大劣势，就是手下无良将。曹锟手下有个吴佩孚，因此可以在后方享清闲，张怀芝手下无良将，即使亲临前线还是打不了仗。怎么办呢？他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就是“借用”吴佩孚。为此他还颇费周折地设计了一套“路线图”，准备说服段祺瑞，给曹锟和吴佩孚加官晋爵，从而借吴佩孚之力，打入广东，饮马珠江。

怀抱着设计好的“路线图”，张怀芝来到北京，向段祺瑞做了详细汇报：如此如此……。段祺瑞听了他的计策，觉得可行。于是，北京政府接连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特派曹锟为川粤湘鄂经略使；二是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这就是张怀芝的“锦囊妙计”！先说将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上升为川粤湘鄂四省“经略使”，这么大的地方官自民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为了彰显尊贵，印铸局特地铸了一枚银质狮钮大印，重量超过一千克。但曹锟接过大印并不领情，反问段祺瑞，这个川粤湘赣“经略使”有什么职权？因为现实摆在那儿：广东、四川属西南管辖，江西归“长江三督”，他都无从“经略”。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湖南，段祺瑞已经任命亲信张敬尧做了督军。所以，曹锟的问题简单说就是问：张敬尧归不归他管？这一下真把段祺瑞给问住了。段祺瑞无法回答，曹锟也就依然如故。

张怀芝计策的核心是“借”吴佩孚。段祺瑞确实给吴佩孚升了官，加封吴为援粤副司令，给张怀芝做副手。但问题是，吴佩孚是曹锟的人，只听曹锟调遣，让他给张怀芝做副手，他仍然是曹锟的人。吴佩孚接到这项任命以后，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此时的吴佩孚头脑很清醒，知道湖南的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前段时间他的第三师一路挺进，战绩颇佳，除了将士用命，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就是湘军普遍对和谈抱有幻想，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打起仗来斗志不强。如今湘军已经退到衡阳以南，再往南就是广东了。这就是说湘军已经退无可退，如果北军再进攻，湘军只有拼死一搏，那就是一场硬仗了。从切身利益考虑，吴佩孚当然不肯为段祺瑞、张敬尧去消耗实力打硬仗。所以，部队抵达衡阳后，就再也不肯向南进攻。而湘军统帅谭延闿敏锐地抓住这个契机，适时地向吴佩孚伸出了橄榄枝。

谭延闿知道吴佩孚性喜占课算命，饮酒赋诗，便派他的同科兄弟张其锽到衡阳与吴佩孚接洽。张其锽原籍广西，晚清时与谭延闿同榜中进士，民国后曾任湖南军事厅厅长，是谭延闿的老部下。他曾数年研究“六壬之学”，自称无师自通。所谓“六壬之学”，又称六壬神课，是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一种古老术数门类。吴佩孚从军之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摆摊算命，对占卜相术也是熟门熟路。有了这样的共同喜好，吴佩孚、张其锽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朋友。通过张其锽这条渠道，吴佩孚与谭延闿建立起了联系。

5月25日，谭延闿的湘军代表和吴佩孚的直军代表在湖南耒阳县公平墟王壮武祠正式谈判。6月15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这个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湘南再无战事。7月3日，吴佩孚派员参加衡阳各界人士举行的罢兵息争大会，并对大会主旨表示积极支持，这就等于公开亮明与南军和平相处。8月7日，吴佩孚发表致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文，痛斥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以上电文，吴佩孚说是根据全军的同意提出来的，电请李纯会同湖北、江西两省督军通电主和，而且他还表示相信，“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当赞成斯议”。他所说的“曹经略使”，自然是指曹锟，因为曹锟刚被委任为川粤湘鄂四省经略使。

吴佩孚电报中所痛斥的事情，都与段祺瑞直接相关，这就等于公开与段祺瑞“叫板”。电报请李纯会同湖北、江西两省督军主和，再加上他所说的“曹经略使”，就等于将长江三督、曹锟与自己一道划为新的“主和阵营”。

吴佩孚的电报言辞犀利，段祺瑞不能不有所回应。他随即通电谴责吴佩孚不应当受人煽惑违抗中央政府命令。但吴佩孚并不示弱，回电逐项驳斥。此后，双方开始了言辞激烈的电报论战。

前面讲过，段祺瑞是个崇尚用武力说话的人，唇枪舌剑非其所长，可他如今偏偏在武力上出了短板，只好与吴佩孚搞起了唇枪舌剑。先不说他的弃长扬短是否明智，只说他以“首脑”之尊，与一名前方将军辩驳，本身就是件很“掉价”的事。

段祺瑞驳不倒吴佩孚，便想让曹锟出面压吴佩孚。曹锟自然有这个能力，但并不情愿。因为一来吴佩孚是他的手下爱将，二来吴佩孚之所为也反映了他的诉求，只是不方便由他出面而已。所以，他尽管通电批评了吴佩孚几句，但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曹锟、吴佩孚二人相知甚深，彼此心照不宣。

曹锟和吴佩孚都靠不住，段祺瑞又想到了临阵换将，就是让张作霖的奉军上前线。他还让徐树铮、倪嗣冲给张作霖以暗示，如果南下立功的话，将来就可以选他做副总统。但张作霖自知尚不具备问鼎中央的实力，对于挂帅南征不热心，只答应奉军可以做“总预备队”。徐树铮原本答应让曹锟做副总统，如今将卖出去的羊牵回来再卖一次。但这一着不仅没拉拢到张作霖，反而让曹锟觉得凉凉的，对与南方作战更加不热心。

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都行不通，严酷的现实让段祺瑞看明白了，征伐西南的战争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了。8月31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决定，前敌各军暂取守势。从字面上讲，“暂取守势”并不等于停战议和，但现实是，段祺瑞已无可用之兵，“武力统一”进程不得不停下来。

武力统一与和平混一是直系、皖系两大军阀斗争的焦点，也是冯国璋与段祺瑞权力斗争的焦点。在这场较量中，冯国璋失败了，段祺瑞也未能获胜，吴佩孚作为一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署理师长，竟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他的上司曹锟则凭借着摇摆多变、纵横捭阖的身段，成为这场较量的最大受益者。以上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以后的北洋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