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大举入关逼宫,冯国璋感到他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在重压之下,冯国璋在3月4日拟就了一份电文,请各省“筹商善后”,以便他本人卸职下台。这也是北洋派的老办法,袁世凯以前在各方逼他退位的时候,就曾通电叫各省“筹商善后”,借以拖延时间,筹划对策以自保。如今冯国璋照搬了袁世凯的老办法,依葫芦画瓢,目的也和袁世凯当年的想法一样。但时过境迁,他的这一套没有吓倒别人,先把自己的幕僚们吓坏了。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把冯国璋的电报稿从机要室追回来,随即邀同总统府军事处长师景云等人去见冯国璋,劝他不要消极。冯国璋垂头丧气地说:“你们劝我有什么用处?现在没有人肯当国务总理,我写信邀请杏城组阁,杏城连回信都不给我;韩臣天天闹着不肯代下去;难道叫我自己来兼任总理?北京城以外的情形就更糟了,督军称雄霸道,目无中央,今天竟然有人自由出兵,威胁政府!你们还是让我走的好。”冯国璋所说的“杏城”,是指杨士琦。其人原是李鸿章帐下重臣,与袁世凯关系极密,当时住在上海。冯国璋曾写信请他出山组阁,杨士琦不屑一顾,连信都不回。冯国璋所说“韩臣”,是指钱能训。此人自从代理国务总理后,一直不称心,天天闹着让冯国璋另举贤臣。这些事确实让冯国璋挺窝心。
3月5日,也就是奉军一部开抵廊坊的同一天,冯国璋召集全体阁员在春耦斋举行紧急会议,说明时局发展到这一步,除本人辞职外别无办法。他拿出几天前拟就的电稿交给阁员们传阅,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鸦雀无声。过了约莫几分钟,才有人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劝慰他的话,劝他慎重考虑。也有人建议再请段祺瑞疏通张作霖退兵。接下来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最终不了了之。
第二天,冯国璋同时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财政总长王克敏从蚌埠发来的,说倪督军对总统没有意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罢免李纯。王克敏是前些天奉冯国璋之命去蚌埠疏通倪嗣冲的,电报中所说的“芝老”,是指段祺瑞。另一份电报是张作霖从天津发来的。张作霖说,他拥护元首,此番率兵入关的目的只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至于如何组织起“强有力的内阁”,张作霖没有明说,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是主张请段祺瑞重新出山组阁。这一点与倪嗣冲的意见颇为一致。
倪嗣冲与张作霖的表态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主战派和皖系目前并不是要逼冯国璋下台,而是要压冯国璋把段祺瑞请出来组阁并加快组织新国会选举。
对于主战派和皖系的这些要求,冯国璋能答应吗?
让段祺瑞重新出山做总理,自然是冯国璋难以接受的,因为解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是前一段府院冲突中冯国璋对段祺瑞斗争的唯一胜利成果,虽然后来段祺瑞以“参战督办”的名义卷土重来,实际上控制了国务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总统,但至少在名义上,冯国璋保住了总统职位,而段祺瑞丢掉了总理职位。如果再让段祺瑞重新执掌国务院,就意味着冯国璋公开承认失败,相当于让冯国璋自己扇自己的耳光。这种自取其辱的事情,他自然是不肯做的。
倪嗣冲和张作霖的表态也代表了皖系和整个主战派的主张。从当时直、皖两系的实力对比来衡量,由于有了奉系的加入,皖系已经控制了北京政权,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甚至有能力逼冯国璋下台,安排一个更听话的人出来做总统。但段祺瑞在反复权衡之后,认为还是让冯国璋继续做总统更好些。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民国二年(1913)10月5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同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总统。袁世凯任期未满就死了,黎元洪继任。黎元洪任期未满辞职,冯国璋代理。这期间总统虽然换了又换,任期还是那五年。到民国七年(1918)10月10日,首届总统任期即将期满,屈指算来也就是半年多一点时间。段祺瑞自认为已经牢牢控制了北京政局,特别是手里有一个听从摆布的临时参议院,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参议院,选出听从其摆布的新国会,并进而选出听从其摆布的新总统。在此期间,让冯国璋做半年的傀儡总统,最符合段祺瑞和皖系集团的利益。后来,徐树铮和倪嗣冲还专门议论过这个问题,徐树铮对倪嗣冲说,应当让冯国璋继续做几个月的总统,因为新国会在三四个月内就要成立了,由新国会选举总统是合法的,眼前没有必要提早进行总统选举,因为过早的选举是不合法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对段祺瑞的心思自然揣摩得准。
3月6日,冯国璋发表总统令,指定5月24日进行众议院议员选举,
6月20日进行参议院议员选举。这也算是冯国璋对倪嗣冲、张作霖所提要求的回应。
随着冯国璋的步步退让,皖系政客组建新国会的进程也在加快。当时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有一个大宅院,主人叫梁式堂,宅院被人称为“梁宅”。从上一年的冬天起,临时参议院里的一批拥段派议员便经常在宅院里聚会,起初参加者仅十余人,聚会形式多为饮酒闲聊。其后参加者日增,逐渐有了政治聚会的意味,开始讨论一些与国会选举相关的话题。及至新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及两院选举法公布后,国会及总统选举遂成为安福胡同梁宅商讨计议的中心议题。段派要人、临时参议院议长王揖唐时常参加、策划一切。这些人在商讨计议之外,还四处活动,为即将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预热造势,于是,安福胡同梁宅聚会便有了明确的政治含义。据当年的段派议员刘振生回忆:“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认为将来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必须有一个正式组织,方好号召,梁宅的名义是不行的。当时有人提议:‘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词很好,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安福胡同梁宅摇身一变,就成为安福俱乐部了。”由于有了安福俱乐部的预热造势,段祺瑞认为未来的国会及总统大选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所以才不急于赶冯国璋下台。
3月7日,奉天方面发表了一组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报。在这组电报中,张作霖首先表明他的宗旨在于:“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他说天津会议原来议定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对此他都“极表同情”。现在已经编成
6个混成旅,这批军队不日即可抵达徐州,“会合大军,敬听指挥”。
继张作霖之后,曹锟在电报中表示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曹锟除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外,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张怀芝也在电报中称奉军入关是“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曹锟、张怀芝分别是直隶和山东督军,又分别担任南下援湘大军的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总司令。曹锟、张怀芝与张作霖之间的这组电报,表明奉军与主战派已就对西南用兵达成一致并采取共同行动了,这对冯国璋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一着果然灵验。就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往来电报发表的同一天,冯国璋也发表了一份电报。这是一份辞职电,他首先列举国会问题、内阁问题、军费、财政以及外交问题的种种困难,使他无法应付。他说自己以前就不想做总统,现在也决不留恋总统地位,问题在于“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引约法条文交其代行”。因此,只得“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谋安全”。在电报结尾,他还说:“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很明显,冯国璋并不是真心辞职。从本心而言,他还是想继续做下去。
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打算马上赶冯国璋下台,直系将领自然更不情愿让他辞职了。冯国璋的辞职电见报后,曹锟、张怀芝等人回电对他极口推崇,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报力斥推倒元首为无稽谰言。张作霖在电报中直称:“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他还建议总统:“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这就等于把话挑明了,冯国璋可以继续做总统,但应恢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冯国璋读了张作霖的电报后假装糊涂地回电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这份电报的意思很明确,希望张作霖能就总理问题“打开天窗说亮话”。但身为地方军事将领的张作霖自然不好明白说出国务总理人选,为了向冯国璋施压,他只能另想办法。(www.daowen.com)
3月12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再到天津。同一天,张作霖、徐树铮联名宣布在距离天津25千米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关内奉军总司令部的成立以及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标志着皖系与奉系公开联手,对冯国璋无异于当头一棒。冯国璋无法继续假装糊涂了,14日,他亲到府学胡同请段祺瑞再度出山组阁。但出乎冯国璋及所有人的预料,段祺瑞听了冯国璋的话,淡淡一笑,表示自己无意于此。
这就怪了!冯国璋曾用尽千方百计终于免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如今迫于压力不得不请其重新上台。而段祺瑞用尽心机想要恢复以往的职权,如今面对失而复得的总理职务却又推三阻四地不肯出山。为什么呢?
段祺瑞虽然借着参战督办的特殊位置已经掌控了内阁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不入主国务院,就不能以国务总理的身份号令全国。从这个角度讲,他当然希望早日恢复以往的职权,重新坐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但当冯国璋登门请其出山组阁时,他又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觉得冯国璋给出的条件还不够好,所以对冯国璋的要求,一口回绝了。
皖系将领和主战派骨干对于段老板欲擒故纵的手法心领神会。3月
16日,徐树铮偕同杨宇霆到天津。杨宇霆,善谋略,自号“邻葛”,隐含“比邻诸葛”之意。张作霖很信任他,拜为军师,言听计从,时人称他是张大帅的“小诸葛”。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也是“小诸葛”的意思。两位“小诸葛”在天津召集北方各省督军代表开会,向北京的冯国璋施加压力。在重重压力下,冯国璋只得通电北方各省,述说自己访问过段祺瑞,请其出山组阁,但为段祺瑞所拒绝,请各省与自己一致劝驾。17日,冯国璋又亲访徐世昌,请徐世昌帮着劝段祺瑞接受组阁。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此时不会答应出山,便对冯国璋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3月19日,也就是北军占领岳州的第二天,以曹锟领衔的15省3特区共18个北洋将领发出请段祺瑞再起组阁的联名电报。电报说:“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允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从字面上理解,电报里讲,如果段公允诺组阁,大家就共扶危局;如果段公不出山,大家也一并辞职,不问世事。这当然全是骗人的鬼话,但这番鬼话对于冯国璋来说却类似于催命符。他再次放下身段来到段宅,请段祺瑞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组阁使命。段祺瑞仍然拿腔作势地说自己无意于此,冯国璋就指天誓日地表示愿意与之同生死,共祸福,并做出五项保证:(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段之亲信靳云鹏为主任;(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不得擅改一字;(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五)中央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有了这五项保证,冯国璋的总统地位甚至还不及当年的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尽管也算有职无权,但毕竟总统府的事自己还可以做主,如今冯国璋连总统府的秘书长人选都要由段祺瑞来推荐!
到了这个份儿上,段祺瑞觉得火候差不多了,终于点了点头,答应出山帮着总统收拾局面。冯国璋则千恩万谢,并于3月23日发表段祺瑞组阁的总统令。自上一年11月22日冯国璋宣布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到如今重新发表段祺瑞组阁的总统令,时间过了四个月零一天,一场由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所引发的大冲突,绕了一个大圈子,又重新回到原点。总统还是那个总统,总理也还是那个总理。但仔细观察又发现,总统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总理也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段祺瑞重新执掌内阁大权,新国会的选举也按照段祺瑞的部署加紧进行。此时的安福俱乐部已经俨然成为国会及总统选举的组织机关。俱乐部原本在安福胡同梁宅,由于人数增多,房舍不够用,便迁移到太平湖新址,但名称仍然叫安福俱乐部。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安福俱乐部派人到各省经营两院议员选举事宜,新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陆续到京,王揖唐被指定为安福俱乐部领导人。
新国会是在安福俱乐部的直接操控下“选举”产生的。与第一届国会相比,新国会议员人数大为减少,参议员由274人减为168人,众议员由
596人减为408人,两院议员由“八百罗汉”变为“五百大仙”,解决了段祺瑞所认为的人多嘴杂,遇事议而不决的问题。
新国会的选举过程充斥着贿选与种种非法手段。段祺瑞内阁支出
1000万元选举费,议员名单由安福俱乐部事前圈定,各地方大员收到钱后按名单组织选举。例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5000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区的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子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选举,圈定了十余人的当选名单。由于王丙坤组织工作不细,投票结果不如预期,湖南督军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箱,使王揖唐圈定的人一榜及第。还有的地方组织小学生冒充选民投票,小学生排着队从前门进去投票,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再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的,如江苏扬州所属七县上届选民总数298000人,本届仅江都一县就有299000人;淮阴所属八县上届选民共180000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00人;等等。由于国会议员多为安福俱乐部事先圈定,所以本届国会又被称为“安福国会”。
8月12日,临时参议院宣布结束,皖系一手包办的新国会举行开幕典礼。冯国璋在同一天通电宣布不竞选下届总统,并说他“代职已逾一年,而所求之和平统一乃如幻梦”。他表示希望“国会诸公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和平者,以符约法精神之所在”。次日,也就是8月13日,段祺瑞也发表通电,表示本人在政府改组后决定引退。这个电报和前一天冯国璋表示不参选下届总统的通电一道,被认为是冯国璋、段祺瑞相约同时下野的两个证件。当然,预先指定的下届总统是被段祺瑞视为傀儡的徐世昌,而段祺瑞本人还留任参战督办,可以隐身幕后操纵时局,也可以训练参战军作为私人武力,所以段祺瑞的下野是假,冯国璋的下野是真。
冯国璋自上年8月进京代理总统,至此一年有余。虽然他进京前已经采取了不少防范性措施,但仍未能避免做傀儡总统的命运。他在总统任内发布的命令,大多不是发乎本心。从这个角度讲,冯国璋的总统做得很失败。
不过换个角度看,冯国璋个人失败了,他所代表的直系军阀并没有失败,不仅“长江三督”实力仍在,而且新的实权人物异军突起,大有与段祺瑞及其皖系分庭抗礼之势。
这个直系新的实权人物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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