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为了给冯国璋点颜色看看，考虑借兵施压。向谁借兵呢？只能向奉系借。因为当时皖系部队都已经派往南北战争前线，北京只有冯国璋的总统拱卫军，没有亲近段祺瑞的部队。为了解决这种武力上的不平衡，为了让冯国璋及主和派切实感受到武装压力，段祺瑞派他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烟幕，到奉天去联络张作霖，协商调动奉军进关，填补京畿的武力真空。

请奉军入关是段祺瑞为压冯国璋就范而走出的一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段祺瑞从来瞧不起奉军主帅张作霖，认为这位“绿林大学毕业”的张大帅是半路混进来的假北洋，但为了与政治对手较量，他又不得不竭力拉拢这位土匪出身的大军阀。这次请奉军入关就是这样，段祺瑞深知张作霖野心很大且鬼机灵，一旦请他进关，不给点油水是很难打发他的。但是，段祺瑞认为自己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请奉军入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就有点类似于饮鸩止渴，明知后果严重，却又不得已而为之。

此处要简单介绍一下奉军统帅张作霖。张作霖，祖籍直隶河间，清道光年间，其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艰难，出关谋生，到了今天的辽宁海城。张作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在兄弟中排行老末，小名“张老疙瘩”。在东北方言中，“老疙瘩”就是指家里最小的孩子。据史料记载，这位张老疙瘩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小不喜读书，年十六即与宵小为伍，出入赌场，不务正业。当年辽河一带战乱频仍，土匪横行，张作霖一次赌输无钱还债去偷猪又被人捉住遭到痛打。为这事他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便去广宁当了“胡子”。所谓“胡子”，就是土匪。

张作霖刚做土匪的时候，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就是看守土匪绑来的人质。时间长了，他觉得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出息，便在附近村屯有钱人的支持下，网罗了30多名散兵游勇，在居住的赵家庙成立了一支“保险队”，将附近的几个村屯划为“保险区”，在保险区内坐地抽饷，在保险区外勒捐绑票。可见，张作霖的所谓“保险队”，就是一种土匪武装。所以，张作霖后来讲，自己是“绿林大学毕业”，此言不虚。

张作霖的“绿林大学”，不同于历史上的“绿林好汉”。历史上的“绿林好汉”大多标榜“杀富济贫”，张作霖自从投身“绿林”，便依附豪绅，抢百姓钱财，为权贵办事，后经地方豪强担保，接受官府招安，由胡匪、马贼，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命官”。

张作霖读书不多，但悟性不差，在“绿林大学”学了不少处世本领。他常与绅商交往，史书上说他“喜拉拢，善应酬，馈赠必投其所好”。他在新民府任五营管带时，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銮来新民视察，他听说张锡銮爱马，就在其视察期间“赠以良马”。新民知府贪利，张作霖即“馈以金钱”。靠了这种拉拢和钻营的本领，使他仕途屡屡升迁，很快当上了奉天巡防营南路统领，手下拥有了数千亦兵亦匪的武装。

当年东北兵匪混杂，各色挑旗子、拉队伍的人林林总总，张作霖能够在这类“绿林大学”中脱颖而出，首先就在于他能够在有利的时机做有利的事。

宣统三年（1911）十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黑龙江视察，忽闻武昌起义爆发，东北新军中也有响应迹象，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文武官员开会，商讨应对之策。当时省城除新军外，并无其他官军，而新军正是潜在的反清主力。赵尔巽惊恐万状，生怕做了革命党人的刀下鬼，一度想弃城入关逃命。此时有人向他推荐张作霖，说“其人机警，而且愿效忠大帅”。赵尔巽觉得远水难解近渴，那人却说，张作霖已在府外等候。原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张作霖得到部下从省城发来的密报，知道赵尔巽手下缺兵少将，便率部星夜赶赴省城。赵尔巽在困境中见到张作霖后“精神大振”，并利用张作霖的部队，稳住了东北局势。张作霖因此被清政府任命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他的部队也从此控制了奉天省城。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奉天，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并在袁世凯主政后期升任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所谓“督理奉天军务”，就是奉天督军；所谓“巡按使”，就是省长。奉天是东北第一大省，在东三省中位置最为重要，张作霖当上了奉天军政一把手，也就成了东北的第一号人物。

东北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就实力与资历而言，与张作霖不相上下的就有好几位，特别是同驻奉天的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资历远超张作霖。

冯德麟是张作霖的前辈，曾是辽西土匪中的“大哥大”。张作霖早年曾在家乡的一个大车店做佣工，辽西巨匪冯德麟住店时见过张作霖并为其“指点迷津”，后来张作霖还在冯德麟手下当过差。再后来，张作霖和冯德麟都成了“朝廷命官”，大清晚期还结拜为兄弟，冯德麟年长为兄，张作霖为弟。民国初年，张作霖所部改编为二十七师，冯德麟所部改编为二十八师，两人平起平坐，都当了师长。袁世凯主政后期，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冯德麟做军务帮办，冯德麟成了张的副手。对此冯德麟心有不平，张作霖也心有不安，并致电北京，要求改任冯德麟为督军，自己做军务帮办。当时段祺瑞主持内阁，知道张作霖的电报绝非发乎本心，便驳回所请。张作霖“无奈”，只得勉强就任督军，但在冯德麟面前说话从不敢高声大嗓。

关于冯德麟，前文在讲张勋复辟时曾讲到过，冯德麟曾积极支持张勋复辟，在复辟失败后冯德麟从北京逃往奉天，在天津东站被捉。其实，张作霖也是支持张勋复辟的，而且比冯德麟更积极。当年各地的封疆大吏中，对张勋复辟支持最积极的，第一是倪嗣冲，第二就是张作霖。倪嗣冲支持张勋主要是因为两人同在安徽做官，张勋任督军，是一把手，倪嗣冲做省长，是二把手。一把手做事，二把手支持，容易理解。张作霖支持张勋，主要是两人都当过土匪，惺惺相惜，而且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来。此外，张作霖的女儿嫁给了张勋的儿子，两人还是儿女亲家，可谓荣损相依。前面讲过，张勋复辟面临失败时，清廷曾任命张作霖做“东三省总督”，让他率兵进京“勤王”。朝廷在困窘中想到张作霖，说明朝廷对他的“忠心”坚信不疑。其实，冯德麟进京赞助复辟，也是得到张作霖支持的，张作霖答应他可以全权代表奉天行事。但在张勋复辟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张作霖并未率兵“勤王”，而是到天津与段祺瑞面商讨逆之策。如此一来，形势逆转，讨逆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成了功臣，而冯德麟则做了阶下囚。虽然事后由于张作霖出面求情，段祺瑞很快命人放了冯德麟，还请他做了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但在奉天的二十八师却被张作霖收入麾下。

讨逆战争也拉近了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这次合作，在段祺瑞与冯国璋较量的关键时刻，“小扇子军师”便主动与张作霖联系，促成了奉军入关。

段祺瑞请奉军入关矛头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冯国璋，这一招果然灵验。因为奉天处于北京后方，奉军入关对北京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冯国璋记得很清楚，仅仅在一年前，辫子军几千人开到天津，就把黎元洪赶下了台，如果奉军开进山海关，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大受威胁，甚至可能性命不保。他也明白，奉军入关是段祺瑞的一着恶棋，意在对自己施压。无奈之下，冯国璋被迫于2月17日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订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www.daowen.com)

这是冯国璋对奉军入关的第一个实质性反应，是他对段祺瑞和皖系集团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冯国璋当初放弃江苏督军的要缺，来北京就任只有一年任期的代理总统，内心想着在一年以后能转为正式大总统。他进京后那么卖力地主张调和南北，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认为自己的副总统职务是根据《临时约法》由旧国会选举出来的，由副总统代理总统也是根据《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确定的，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符合他的利益。但段祺瑞自平定张勋复辟后，即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他仿效民国初期的政坛架构，组织了一个临时参议院，以这个他可以操控的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在此基础上组成符合北洋皖系集团利益的新国会。对于段祺瑞的这套计划，冯国璋自然并不认同，对待《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不同态度，也是冯国璋与段祺瑞斗争的深层原因之一。如今，面对奉军即将入关的严重局面，冯国璋被迫做出重大让步，这个让步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竞选正式大总统。

冯国璋举止失措，王士珍眼看朝政日非，不肯再做这个受罪的国务总理，便又提出辞呈。冯国璋不肯松手，王士珍干脆不到国务院办公。冯国璋无奈，只得接受王士珍辞呈，准给假休养，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冯国璋的让步，让段祺瑞尝到了引奉军入关的甜头。甜头之余，他又不得不吞下相应的苦果。2月22日，徐树铮与奉军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率兵到秦皇岛，抢劫了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运到的二万七千余支步枪。张景惠这人与张作霖关系非比寻常。张作霖刚做土匪的时候，有一次与另一伙土匪火拼，队伍被打散，张作霖逃亡途中经过一个叫八角台的地方，向当地团练借道。当地的团练长就是张景惠。张景惠早就听说过张作霖其人，见其穷困落难，便开门欢迎，酒肉招待。两人席间相谈甚欢。张景惠对张作霖大为钦佩，力劝张作霖留下来做“大当家的”，自己甘做“二当家的”。张作霖自然要推辞，但张景惠情真意切，于是，张作霖便恭敬不如从命，做了八角台镇的团练长，张景惠任副团练长。后来张作霖步步高升，张景惠也随之升迁。此番张景惠入关劫走了参战督办购自日本的枪械，消息传来，不仅让冯国璋感到压力，也让段祺瑞深感震惊。因为段祺瑞正为各省督军不肯听命发愁，准备利用参战督办身份，用政府军费购置军火编练自己的“参战军”。这种做法类似于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这批军火就是用来做这件事的，却不料被奉军劫持了去。段祺瑞为此致电张作霖，令张作霖交还枪支，张作霖却说他正准备奉中央政府之命入关南征，缺少军火，这次部下“提去”一批军火，事前未及请示。27日，他再次致电段祺瑞，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还说那批军火，“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言语之间，颇为有恃无恐。

张作霖的有恃无恐是因为这些年趁着关内动乱，各派军阀混斗不已的机会，他在关外发展了实力，成为关外最大的地方武装，与关内在直、皖两系之外的各地军阀比，也属实力强劲。在直、皖两系恶虎相斗中，奉系站在哪边，实力的天平就会倾向哪边，如今奉军入关为皖系站台，张作霖觉得拿点段祺瑞的军火，应是情理中事。再说，张作霖原本不知有这批军火，段祺瑞从日本购买军火是秘密进行的，从日本运回中国也是秘密进行的，他张作霖怎么会知道？是徐树铮将机密告诉了张作霖的手下爱将张景惠。徐树铮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将这批军火作为见面礼送给张作霖。徐树铮奉命召请奉军入关，知道不带礼物就说不动张作霖，如果事前请示，段祺瑞一定不会答应，而奉军不入关就不能给冯国璋施压，因此，徐树铮就背着段祺瑞做了一回主。他不仅将如此的机密告诉了张景惠，还利用自己在陆军部次长任上时私自留下的空白证件，为奉军开出了领取军火的官方文书。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第一红人，有徐树铮的暗中支持，张作霖当然有恃无恐了。

徐树铮伙同奉军劫掠军火，令段祺瑞大为不满，说徐树铮是“教猱升木”。教猱升木，从字面上理解，是教猴子爬树，意思是教坏人行恶。但徐树铮却不以为然，他反问段祺瑞：“长江三督之升木谁教之者？”意思是说，冯国璋指使长江三督行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奉军呢？段祺瑞没有话说，但心里仍不痛快。因为长江三督主和是为冯国璋站台，奉军名为主战，第一招却抢了段祺瑞的宝贝，段祺瑞能不堵心吗？ 

秦皇岛抢劫军械，对于奉军扩充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军阀混战，有枪就有兵，张作霖抢劫来这批军械后，随即招兵买马，先后增编了七个混成旅，其中有六个派入关内，还组建了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就是率部在秦皇岛抢劫军火的张景惠。

奉军入关，打的是“拥护元首”旗号，但处在被拥护地位的冯国璋却被吓得胆战心惊。2月26日，冯国璋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段祺瑞亦应邀出席。冯国璋用锋利的眼光望着段祺瑞说：“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事前也未通知。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了奉天。这些情形，究竟用意何在？”

冯国璋的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从法律上讲，部队调动要有陆军部调令，当年张勋带几千辫子兵北上，至少在名义上讲是奉了大总统黎元洪之邀请，如今在陆军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奉军大举入关，简直是无法无天。段祺瑞本来就不善言辞，听了冯国璋的问话，更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忸怩了半天才说了句：“太冒失了。”好像是说徐树铮，也好像是说张作霖，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却只字未提。

这样的会议当然不会有结果，因为虽然有些事徐树铮先斩后奏，但召奉军入关是段祺瑞的决定，不论冯国璋的话如何说到点子上，段祺瑞肯定不会让张作霖退兵。开弓没有回头箭。到了这一步，即使段祺瑞愿意叫张作霖退兵，张作霖也未必肯答应。

2月26日，奉军一部遵照张作霖的命令进抵京东重镇滦州。28日，冯国璋电令张作霖，命奉军退回东北，张作霖理都不理。3月5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坊，并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国务院去电说明廊坊不是戒严区，不能检查旅客，奉军仍置之不理。张作霖随即发表通电称：“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还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北京方面尚未答复，张作霖已派人进京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寻驻兵房屋。

奉军即将进京，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张作霖和张勋原本关系密切，尽人皆知，如今张作霖要带兵进京，主战派的不少人又联名提议要求赦免张勋，更加剧了京城的恐怖气氛，人们担心会出现第二次清室复辟。一时间，京城百姓纷纷外出避难，京津铁路、京汉铁路的火车上挤满了避难的人，与上一年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景象极为相似。

此时最着急也最害怕的，要算是冯国璋了。面对奉军入关逼宫，他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