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主战派咄咄逼人的攻势，直系长江三督发表联名通电，反对皖系军队经过湖北、江西地面进攻西南，还摆出一副不惜血拼一场的架势。

在长江三督中，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最为困难。当初段祺瑞向西南用兵，除了进攻湖南，四川是另一个战场，而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王占元两面受压。特别是石星川、黎天才在荆州和襄阳相继宣布“自主”。荆州、襄阳都在湖北境内，事发后，王占元派军法处长程汉卿带着八万银圆前去荆州调停，想劝石星川、黎天才收回“自主”宣示，但二人不为所动。

荆、襄变局让王占元十分被动，因为在他所辖境内出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这让他的主和立场大受质疑。当时曹锟部将吴佩孚所率第三师已经抵达河南与湖北交界之广水，正为借路湖北进攻湖南的事发愁，荆、襄变局后吴佩孚所部开始奉曹锟之令大摇大摆地进入湖北去剿灭荆、襄靖国军，对此王占元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不敢出兵阻挡。

段祺瑞及其主战派利用荆、襄局势进一步向冯国璋施压。段祺瑞的党徒放出风来说，如果冯国璋坚持不下讨伐令，就不待新国会成立，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职。这自然是瞎说一气，如果段祺瑞肯让黎元洪做总统，哪还有后来冯国璋的进京代理总统？但这种放风对冯国璋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冯国璋在无可奈何之际，忽然“计上心来”，在王占元的困境中想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出路，这就是将主战派对西南作战的目标锁定在荆襄一隅。民国七年（1918）1月9日，冯国璋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的方式电令前方军队，命令他们讨伐荆、襄叛军，并且说：“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

冯国璋的这道电令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主战派逼他对西南下达讨伐令，他却下达了一份对荆、襄的讨伐电令，这就将对西南的“全面讨伐”压缩成了对荆、襄的“局部讨伐”，试图“大事化小”。其次，荆襄靖国军本非西南部队，而是北洋派中的“叛逆”，或者用冯国璋的话说，这些脱离了北洋军系统的官兵，也可以称之为“土匪”。所以他所发的只是一道“剿匪令”。如此一来，既能给主战派一个交代，也不伤害西南方面，还替王占元解了难，真是一箭数雕。因为是“剿匪令”，也就无须用“总统令”的形式，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的形式足矣。

然而，冯国璋的这点小把戏如何瞒得过段祺瑞的法眼。1月13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应“小扇子军师”徐树铮邀请到了天津，倪嗣冲是激进的主战派，在倪嗣冲的鼓动下，十六省区督军及代表发表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还联名提议罢免李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则提出解除李纯的“调人”责任。他的说法是，既然不搞南北和谈，也就用不着“调人”。

受到攻击的李纯一连发出三份电报请求辞职，此前面对主战派的攻击，他已经表达过辞职的意愿，此次表达的意愿则更为义愤填膺。他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隐忍迁就以忘其所耻。”当然，对于北洋军阀的“辞职”大可不必当真，他们嘴上说的辞职，往往只是说说而已，或者是换种方式与对方周旋。

这个时候，西南方面也有了表态。1月14日，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等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两路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段祺瑞为参战督办、任命主战派将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等挑衅行为，提出严厉质问。

冯国璋使了个小把戏，原本是计划来个一箭数雕，结果不仅一雕未中，还弄得各方面都有意见，里外不是人。特别是自从倪嗣冲北上后，天津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否则他们就会自动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这又是当年督军团对付黎元洪的老套路。陆军总长段芝贵火上浇油，屡次在国务会议上催促下达讨伐令，弄得胆小怕事的王士珍一个劲儿地央求冯国璋让他下台歇肩。而且又有消息传出，说徐树铮准备召奉军入关，进兵北京，发动政变。以前主战派虽然不断对冯国璋施加压力，但是这样直接冲击，不留余地，还是第一次。

冯国璋顶不住主战派的施压，被迫退让，但又不想退让太多，类似挤牙膏一样，一点点地往外挤。1月14日，冯国璋不出面，叫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他这是想拖一拖，或许主战派只是口头上讲打仗，实际并不真进兵，就用不着他下讨伐令了。他还说，可以讨伐国民党的护法军政府，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主战派不答应，仍然坚持要“全面讨伐”，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国璋又表示：“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去打湖南吧！等到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也不为迟。”这是寄希望于南军能抵挡住北军进攻，也可以免了他下讨伐令。但主战派却说：“不下讨伐令，师出无名。”坚持先下讨伐令，北军随后进发。

冯国璋与主战派正在“先出兵后下令”还是“先下令后出兵”而纠缠扯皮的时候，荆州、襄阳前线已经交上了火。

北军进攻荆、襄的军事行动是从1月14日开始的。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兵分两路进攻襄樊。荆州方面则由原用四川方向的吴光新部担任主攻，靖国军寡不敌众，石星川部战败溃散，黎天才等部败走鄂西南、川东等地。

南军在荆、襄吃了亏，决心换个地方还以颜色。1月24日，西南方面派出湘桂粤联军进攻岳州。防守岳州的部队其实不少，有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第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这些都是正规军，按说是有一定战斗力的。但这几个师都是直系或接近直系的军队，与南军作战表现消极，这就使得南军很快攻克了岳州。

北军不攻长沙，南军不攻岳州曾是南北双方维持和平局面的基本条件，由于北军进攻荆、襄，南军随之攻入岳州，湖南的和平局面再次破裂。

南军攻克岳州的消息让冯国璋心神不宁。因为这意味着南北战争有全面爆发的危险。此时如果不下讨伐令，主战派决不会罢休；如果下讨伐令，南北全面战争就将开始，这不但意味着南北和谈彻底无望，也将影响冯国璋的政治地位。

面对这样的局面，冯国璋该怎么办呢？

当天下午5时半左右，冯国璋心慌意乱地来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徐世昌给他出个主意。徐世昌主张邀请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冯国璋同意后，徐世昌给段祺瑞打电话，又给王士珍打电话邀其前来商谈。段祺瑞、王士珍很快到了，但只是坐着喝茶并不肯表明态度，几个人就这么相对无言地坐着。忽然，冯国璋站立起来，大骂南军欺负北洋派太甚，表示要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兵。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看见冯国璋的态度突然大变，并且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这样大的脾气，都不免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过了好长时间，段祺瑞才缓过神来，劝说冯国璋可以颁发讨伐令，不必亲自出征。但冯国璋态度坚决，非要亲自率军与南军血战一场不可。(www.daowen.com)

冯国璋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子弹二百余箱和辎重数十车，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整装待发。又召见王士珍，嘱其坐镇北京，加意维持治安。

冯国璋的决定，引起总统府军事处人员的惴惴不安。25日上午，军事处人员集体见冯国璋，劝阻他南下。接着，北京总商会也派代表来阻止总统“出巡”。冯国璋向他们解释说，出京以一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家大事有内阁主持，不必惊慌。当天，冯国璋又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嘱其协助内阁，维持北京治安。

冯国璋这次行动迅速，一点都不拖泥带水。26日下午8时半，冯国璋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当晚12时半到天津，曹锟到车站迎接，伴送他到曹家花园住宿。曹锟劝冯国璋终止南巡，说如要哪省督军谈论军事，尽可令其到京津来见，何必远行。冯国璋回答：“已通知沿途各地，岂有半途中止之理？”27日5时，冯国璋的专车由天津开出，下午经过济南，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28日专车到达蚌埠，倪嗣冲到车站迎接。再往南行，就是南京了。然而专车却在蚌埠停了下来，再也开不出去了。

原来，冯国璋在北京的时候对徐世昌、段祺瑞说，他要“亲自出征”。但由北京到湖南出征应当由京汉铁路到湖北，不应当由津浦铁路到南京。冯国璋在临行通电中又说是“南行巡阅”，但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也没有检阅军队。他自己说出京以七日为期，既然是短期出巡，为什么要挑选一旅精兵为随从，还要携带子弹二百余箱和辎重数十车？根据这些疑点，结合各方情报，段祺瑞意识到冯国璋所谓“亲自出征”和“南行巡阅”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事实上是想托词离开北京，到南京他的大本营去。段祺瑞估计，冯国璋在南京很可能会组织新政府，并且可能下达讨伐令，但讨伐的对象将不是西南而是北京。正因为段祺瑞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所以冯国璋的专车到达蚌埠后，再往南就走不通了。

为了继续南下，冯国璋只得放下身段对倪嗣冲解释说，他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对南方作战问题。倪嗣冲说，在蚌埠也可以召开军事会议，不一定要在南京召开。倪嗣冲没有等冯国璋的同意，就发电报召江苏督军李纯到蚌埠来参加冯大总统主持的军事会议。

尽管倪嗣冲对待冯国璋态度谦卑，但冯国璋已经看出，他肯定是奉了段祺瑞的命令行事。冯国璋向来瞧不起倪嗣冲，还曾当面训斥过他。但此一时，彼一时，冯国璋知道，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为了逢迎段祺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蚌埠是倪嗣冲的大本营，自己只带了一旅精兵，如果闹翻了，吃亏的还是自己。想到这层，冯国璋气势大挫，倪嗣冲恭敬地劝他北返，他也担心李纯会送上门来做另一个俘虏，好在李纯比他警惕性高，推托自己有病，派手下的一个师长为代表到蚌埠参加“军事会议”。

冯国璋南下之路被阻断，就向倪嗣冲抱怨说：“现在的督军都像凶神恶煞，都不肯服从中央命令，却张口向中央要多少军费，多少军火，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反抗中央。这样的总统我实在干不了。”倪嗣冲恭敬地说：“总统惩一儆百，谁敢当真反抗中央？谁敢反抗就给谁撤职处分。如果总统撤我的职，我就不敢不服从。”冯国璋听后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对呀，可是像老弟这样肯服从中央的，就找不出第二个啦！”倪嗣冲听了总统的表扬大为高兴，两人相视大笑，现场气氛颇佳。

既然南下的路被阻断，冯国璋的专车只好掉头返回北京。他原本预期此行用一个星期，实际只用了四天，比原定计划提前三天回到北京。

接下来，再说湖南的局势。前面讲过，南军占领岳州，桂系首领认为这仅仅是南军在北军攻占荆、襄后应该得到的补偿，南军并没有继续向北进攻的意图，接下来双方应终止敌对行为，迅速召开和平会议。1月

30日，湘军总司令程潜发表声明：“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其以前拥戴之赤忱。”意思是说，虽然南军攻下了岳州，但西南几省仍然是拥戴冯国璋代总统的。次日，湘军全体将领又发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南军攻占岳州引起主战派的一片怒吼。冯国璋自从南下受阻，锐气大减，只好被迫接受主战派要求。1月31日，冯国璋发布总统令，斥责南方“节节进逼”，命总司令曹锟、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怀芝兼任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这是一道正式总统令，明确授权第一、第二两路军总司令率部进兵。显然，这是他以前百般挣扎不肯发表的讨伐令。按规定，总统令须经总理副署。王士珍在副署这道总统令时，神情沮丧，表示自己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冯国璋还是没有忘记玩弄一下他的小聪明。例如，他任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就包含有不打仗的暗示；对张敬尧的任命，不说“援湘”只说“援岳”，就包含有作战以收回岳州为止的意思。不过这套小把戏如何逃得过主战派的眼光，被任命为“援岳前敌总司令”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来电质问：（一）岳州已经失去，何以还说“援岳”；（二）既然进兵岳州，何以派员“宣抚”两湖。他公然说，总统如果主战，应当责成主和各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更应当“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

段祺瑞也因冯国璋在“脱逃未遂”之后，仍然搞阴谋诡计而大发雷霆。他来到公府直接对冯国璋施加压力，提出惩戒拒绝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显而易见，惩戒陈光远就是惩戒冯国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板着面孔，脸色铁青，看来是动了肝火。冯国璋看了眼段祺瑞的铁青面孔，听了他那命令式的口吻，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声说，要惩戒，先惩戒从湖南逃走的傅良佐！

傅良佐是段祺瑞的亲信加亲属，傅良佐不战而逃，让段祺瑞感到很没面子，如今冯国璋又当面提出傅良佐的事，相当于在当面揭段祺瑞的短。段祺瑞怒火冲天，两人在总统府大吵起来，连起码的官场礼节都顾不上了。但光吵闹并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作为折中方案，冯国璋于2月5日发表总统令：傅良佐一案组织军法会审；陈光远对援湘托故延缓，致误湘局，着裭去上将衔，仍留督军原职，以策后效。这算是对二人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由于有段祺瑞与冯国璋的庇护，傅良佐的军法会审不了了之，陈光远不久也得以“恢复原职”。

对傅良佐和陈光远的处置只是冯国璋、段祺瑞之间争斗的小插曲，主战派最关心的还是湖南战场形势。2月6日，也就是在冯国璋下令处置傅良佐和陈光远的第二天，曹锟动身南下，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部，其帐下大将吴佩孚原为代理第三师师长，如今改“代理”为“署理”，并兼任前敌总指挥，统率第三师及5个混成旅由鄂北向鄂南挺进。几天后，张敬尧率第七师由徐州出发，经郑州南下，2月15日抵达汉口。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以七狮军刀一柄，命其率40名刽子手抵达汉口，对在前线临阵退缩的官兵“就地正法”。南北双方的一场大战已是箭在弦上。

如果说湖南是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北京就是主战与主和派共有的战略后方。在湖南，主战派已经占了上风；在北京，主战与主和两大阵营仍未能决出胜负。军阀最讲实力，段祺瑞认识到，要想让冯国璋俯首认输，就必须要让他感受到足够的压力，而且必须是军事压力。可段祺瑞并没有自己的部队，要给冯国璋施压，必须借用外兵。向谁借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