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战派的一片喊杀声中，冯国璋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此前，冯国璋通过江苏督军李纯与西南方面的联系已经颇有进展，双方议定各守防区，互不进犯，冯国璋还曾设想让一位叫刘人熙的老人暂代湖南督军，一切等南北和谈有了结果再说。西南方面希望冯国璋下达停战令，以示双方前线罢兵，冯国璋答应可以办。因为从法律上讲，宣战媾和是总统职权所在，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后，冯国璋对于前方停战更有了信心。停战令已经拟好，但为稳妥起见，冯国璋没有立刻拿出去发表，他想放一放，再看一看。陆荣廷为了将生米煮成熟饭，不待冯国璋发表停战令，抢先于11月26日下达了停战令，命令南军驻守原地，不许继续前进。与此同时，陆荣廷又致电直系四督，说：“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速下停战令。”电文中所说的“极峰”，无疑是指总统冯国璋。

11月21日，也就是陆荣廷下达停战令的五天之前，曹锟曾发表通电，提出南军撤出长沙为南北议和条件，表明直系四督已经发生分化，曹锟已经由通电主和转为假和平、真主战。但陆荣廷对于曹锟的转变佯作不知，仍然将直系四督视为一个整体，实际是想堵一堵曹锟的口，借以提振主和派的声势，并催促冯国璋尽快发表停战令。

冯国璋正准备发表已经拟就了的停战令，忽然接到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并传出督军团要求他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自然无法下达。他慌忙派内阁农商总长田文烈去天津劝说曹锟以直系大局为重，重返直系阵营。曹锟不为所动。冯国璋又派女婿陈之骥携带亲笔信去天津，以图阻止曹锟对南方言战，无奈曹锟已经着了当副总统的魔，哪里还听得进冯国璋的劝说。冯国璋对曹锟所做的种种努力失败后，只好派段芝贵到天津询问督军团的最后意见，究竟对西南是否可以谈判和平或者必须出于一战。如果可以谈判和平，应当提出哪些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如果必须出于一战，各省能够出兵多少？

段芝贵是段祺瑞的同姓本家，又是段祺瑞的合肥同乡，还是段祺瑞的亲信，时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小段当时的职务是京畿警备总司令。冯国璋在这种非常时期派小段去天津，明显带有讨好段祺瑞的含义。而且我们前面讲过，宣战与媾和，本是大总统的职权所在，如今冯国璋却派小段问计于老段与督军团，说明老段虽然被免去了国务总理，丢掉了内阁的“印把子”，但枪杆子还握在手里，而在民国年间，枪杆子比印把子更有权威。经过这场较量，冯、段之间实力对比的天秤已经渐渐地倒向段祺瑞一边，冯国璋在督军团的武力威胁下，开始走向被动。

很快，段芝贵给冯国璋带来了督军团提出的“西南方略”，或者说是与西南和谈的四个条件：（一）南军退出长沙；（二）解散非常国会；（三）取消西南军政府；（四）西南各省的督军、省长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中，这些条件是西南方面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和谈条件，而是叫西南方面无条件投降。或者也可以说，督军团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在战场上根本拿不到的东西。

12月6日，曹锟、张怀芝等十位督军、都统及其代表联名通电，请冯国璋迅速颁发明令，讨伐西南。这实际上是要求冯国璋对西南方面下达“讨伐令”。如果冯国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认定西南为“叛逆”，对待叛逆者自然也就没有谈判可言了。

面对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仍不肯束手就范。12月7日，他下达了一道与湖南有关的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而是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署督军。这道命令比他原来的意见又进了一步，是回答督军团拒绝下讨伐令的表示，同时也是回答西南方面接受了他们所提出的恢复傅良佐入湘之前局势的要求。

主战派督军对冯国璋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调兵遣将准备进兵。他们的行动给了冯国璋很大压力，他第二次派段芝贵到天津。冯国璋通过段芝贵安抚督军团说，大家不要着急，要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督军团却让小段给冯国璋传话，说总统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反正我们是要进兵的，下不下讨伐令，你看着办！

12月15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会谈。段祺瑞自解职后一直住在天津，冯国璋专门派人将他从天津请了来。这是段祺瑞第二次被免除国务总理职务后第一次进京，“北洋三杰”再次坐在一起。此时的局面与冯国璋刚进京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北洋三杰”虽然也是各有各的打算，但彼此还想尽量在一起合作共事，共同把北洋派的江山坐好、守好。如今三个人都明白，合作共事已经没有可能，特别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两个人，已经成为势不两立的对头。所以三个人尽管共处一室，表面有说有笑，实际上却是皮笑肉不笑，面和心不和。

相互寒暄了几句以后，冯国璋带头导入正题。他首先表示，希望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北洋派直、皖两系各走极端，导致分裂危机。这是一句较为空洞，且带点“官腔”的话，段祺瑞听了不大高兴，他不善言辞，尤其不喜欢摆官腔。他直截了当地对冯国璋说，除了下讨伐令而外，别无他法。也就是说，只要不下达讨伐令，北洋派就会分裂，分裂成什么呢？分裂为主战与主和两大营垒。他这话其实还是蛮在点的，当时北洋派已经分裂成了直系与皖系两大营垒，主战与主和不过是两大营垒在西南问题上的不同主张而已。段祺瑞说完这话，冯国璋将目光转向王士珍，因为他会前料定，自己与段祺瑞各执一端，王士珍会更偏向自己一方，依靠这种“二比一”的优势，或许可以说服段祺瑞。但王士珍在二雄相争中两面敷衍，左面说一句，右边说一句，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完全是放空炮。

“三巨头会议”议而无果，湖北形势又有新变化。继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后，12月16日，陆军第九师师长、襄郧镇守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并与荆州的石星川连成一气。陆军第九师改称湖北靖国军第二军，黎天才任军长。随后，在邻近的河南、陕西境内部分驻军亦有响应者，靖国军势力逐渐壮大。12月27日，各路靖国军将领在襄阳开会，组成鄂豫秦三省联军，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湖北招讨使、第二军军长，石星川任副招讨使、第一军军长。

荆州、襄阳历来被称为九州通衢、天下中枢，是兵家必争之地。黎天才、石星川在荆襄宣布“自主”使北方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督军团气势汹汹逼着冯国璋速颁讨伐令。迫于督军压力，12月16日，冯国璋发表电令，派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这是冯国璋对主战派的一个重大让步，但也显示出他做事的圆滑。这是一项人事任命，但不以“总统令”的形式发表，而是由总统发表“电令”。总统令是国家正式公文，有严格的法定程式，由总统盖印、国务总理副署，以《政府公报》公布；而电令则无严格程式规定，无须国务总理副署，也无须以《政府公报》公布，而且可以随时变更。冯国璋这样做，一是表明受到了主战派督军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政府公文程式上绕圈子的“技巧”，敷衍主战派，对西南方面不要逼之过甚。特别是他没有用下达“讨伐令”这样的形式，为将来通过谈判解决西南问题留了一扇门。

曹锟、张怀芝很清楚自己的使命。冯国璋的电令发表后，二人马上要求北京政府发给攻湘援鄂军费200万元，各省督军也随之以对湘鄂及西南用兵为名向北京政府索要军饷。北京政府哪有钱给他们？于是这帮人便肆无忌惮地在各自管辖区内截留税收，招兵买马，扩充武力。这种做法也完全揭穿了天津会议上所谓各省自筹军费的骗人鬼话。(www.daowen.com)

在一个相互对抗的均势中，一方做出的一个小小的让步都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就好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当第一块骨牌被放倒了，紧接着就会有第二、第三块骨牌相继倒下。冯国璋似乎就是在玩这样一副多米诺骨牌。派小段赴天津问计于老段是他放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任命曹锟、张怀芝为攻湘援鄂两路总司令是他放倒的第二块骨牌，接着就有了第三块骨牌。

第三块骨牌是已经被解除国务总理职务的段祺瑞借“参战督办”的名义重回政权核心，重新执掌大权。前文讲过，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此后段祺瑞便离开北京去了天津。督军团天津会议后，冯国璋意识到，没有段祺瑞的合作与配合，他这个总统什么事都干不成。迫于压力，12月18日，冯国璋下令建立“督办参战事务处”，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简称“参战督办”。这个督办参战事务处，名义上讲是直属大总统领导，统领一切国际参战事务。由于王士珍坚持不再兼任陆军总长，冯国璋几经权衡，只得在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的同时，另下一道总统令，任命皖系大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

前文讲过，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后，马上签发了中国参加对德作战的总统令，成立参战督办，就是处理与参加对德作战的相关事务。这在当年被北洋军阀说成是对外关系上的头等大事，与国内事务，尤其是国内军事关系重大，举凡招募兵员、训练队伍、购买军械等无不与参战事务有关。同一天，冯国璋还下达了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站在冯国璋的立场讲，他这是做出重大让步，将所有对外事务交段祺瑞处理，自己只主持国内事务。以后双方各守自己的势力范围，各得其所，和平相处。但问题是，段祺瑞借助督军团的力量逼冯国璋交出了对外事务大权，同样也可以借助督军团的力量逼冯交出内政大权。因此，所谓各守势力范围，各得其所，和平相处，只能是冯国璋的一厢情愿。

成立督办参战事务处，是段祺瑞逼迫冯国璋做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段祺瑞统驭督军团的重要手段。有了张勋复辟的前车之鉴，段祺瑞深知督军团是一种利害结合，如果手中没有可用之兵，则一切都是空的，因此，他要借此机会编练参战军，培植自己的武装。

随着段祺瑞正式就任参战督办，冯国璋很快发现，不仅王士珍的国务总理成了摆设，连他这个大总统也有点形同虚设。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照《督办参战事务处组织会》的规定，该事务处设参谋长一人，参赞、参议若干人，下设参谋处、外事处、军备处、机要处和副官处等几个办公处。段祺瑞就职参战督办后，参谋长一职空置着，也没有设置专职的参赞与参议，而是将王士珍内阁的各部总长全部委任为参赞，将各部次长全部委任为参议。事务处开会，内阁成员除王士珍以外，各部总长、次长全体出席，事务处决定要做的事，无须总统、总理批准，直接由参战督办交代给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归口办理。而且参战督办不归内阁管，决定的事务也无须交总统盖印，所以便成了这样的局面：参战督办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直接取得外援，军政大权一把抓。如此一来，不仅冯国璋费尽心机拼凑起来的王士珍内阁名存实亡，他以前逐段下台的种种努力化归乌有，就连他这个大总统也有被架空的危险。

冯国璋当然不会看不到自身的危机，从他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的那天起，就应该知道走到这一步是早晚的事。但是，他也不甘心束手待毙。12月26日，冯国璋对外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

冯国璋的停战布告首先是对西南方面停战要求的回应，西南方面已经多次要求他颁发停战令，为了促成停战，陆荣廷还提前单方面颁发停战令。如果冯国璋再不回应，就有些言而无信了。另一方面，这个布告也是对以段祺瑞为首的主战派要求他对西南下讨伐令的回应。他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用意就是与段祺瑞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主外，他主内，而对西南的战与和毫无疑问属于国内问题，是他势力范围内的事，所以他一定坚持自己能够说了算，不能听凭段祺瑞及其督军团的摆布。但对于这后一个方面，也就是与段祺瑞划分势力范围的事，他心里并不是真有底。因为北洋军阀讲究枪杆子强过印把子，段祺瑞背后有督军团，会甘心只主外而不干涉国内事务吗？他有点心虚。因此在文件发表时他又耍了点小聪明，就是不用“停战令”，而是采用“停战布告”。冯国璋对主战派解释说，停战令与停战布告有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随时可以改变。他还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仍然要进行讨南军事。他想靠这点小聪明既让西南方面能够接受，又不至于太刺激段祺瑞及其督军团。

冯国璋的停战布告获得西南方面的积极回应。尽管陆荣廷觉得停战布告不如停战令正规，但由大总统签发，权威性还是有的。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以便举行南北和议。

段祺瑞对于冯国璋的停战布告不屑一顾。他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名义上是署理对外用兵事务，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对外用兵，他热衷于编练军队、购置军械，完全是为了应对国内反抗势力。所谓冯国璋主内、段祺瑞主外，不过是冯国璋的一厢情愿，段祺瑞根本不可能将国内军政大权让给冯国璋一人执掌。因此，冯国璋的停战布告发表后，主战派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做着出兵打仗的准备。曹锟派手下得力大将吴佩孚率精锐部队第三师沿京汉铁路南下，计划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沿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抽调的部分安武军，通过江西进攻湘东。这位施从滨是刺杀孙传芳的那位“侠女”施剑翘的父亲，而施剑翘之所以不避凶险杀死孙传芳，正是因为孙传芳残忍地杀死了她的父亲施从滨。当然，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此时的施从滨还是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

我们接着讲主战派向湖南进兵的事。主战派分兵两路向湖南进兵，两路大军都要从长江三督的地面经过。吴佩孚的队伍要过湖北，施从滨的队伍要过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自然不肯让路放行。因为如果任其通过，不仅与西南和谈的计划受到破坏，而且北军大举经过也会严重威胁他们自身的利益。李纯虽然并不面临大军过境的压力，但他是长江三督的首领，两位兄弟的事，就是他这位大哥的事，所以李纯带头，陈光远配合二人共同抵制主战派的攻势。1月4日，长江三督联名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北方主战派通过他们的地盘。这是一种很直接的警告，如果主战派不顾他们的和平呼吁，强行派军队通过，他们将被迫武装抵抗，一场北洋军内部的大血拼似乎迫在眉睫。

面对长江三督的强硬表态，主战派会作何反应，北洋军的直系与皖系真的会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