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扇子军师”徐树铮找到曹锟，与他分析了天下大势，特别是向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在，曹锟听后大受触动。本来李纯没讲明白就让曹锟“领衔署名”发表通电，让他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如今听了“小扇子军师”的话，便觉茅塞顿开。特别是“小扇子军师”所说的副总统一职，对曹锟更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黎元洪、冯国璋都是由副总统更上一层楼登上总统宝座的，如果自己能够当上副总统，将来某一天说不定也可以混个总统当当。

我们前面讲过，段祺瑞在平定张勋复辟后，拒绝恢复国会，而是主张仿照民国初年旧制，由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此后在段祺瑞内阁部署下，按照每省5人的定额，由各省军政长官推选议员。由于各省督军、省长多属北洋派，他们所推选的议员当然唯段内阁之命是听。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幕，原袁世凯的秘书、皖系政客王揖唐“当选”议长，前清旧臣那彦图“当选”副议长。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改原先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曹锟明白，这个临时参议院就是段祺瑞手里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会，肯定受控于皖系。此时与皖系合作，将来就能当上副总统并进而有可能更进一步升级做总统。

11月21日，在徐树铮的暗中唆使下，曹锟单独对外发电，对于南北局势提出新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他的这个提议表面上仍是主和，但当时长沙为南军控制，岳州为北军控制，主和派提出，南军不攻岳州，北军不攻长沙，双方各守其地，停战议和。而曹锟却要求南军主动放弃长沙，然后双方停战议和，显然利于北军，是南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假主和、真主战的方案。

曹锟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张作霖、杨善德、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主战派将领纷纷响应，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曹锟旋即又借题发挥，发明了一种“先战后和”的理论，即先与南军一战，挫其锐气，以战促和。当然主和派也不甘示弱，他们以“先和后战”的理论与之抗衡，主张先进行南北议和，如西南不肯就范，尔后再战，造成北方“师出有名”的有利形势。随后，两派便开始在“能战始能言和”“言和不忘备战”的论点上大打毫无实际意义的笔墨官司。当然，对于多数地方军阀来说，主和派就是要对段祺瑞及其皖系作战；主战派则是对冯国璋及其直系作战，根本不是真的要对南方和解，或真的要与南方作战的问题。

正在势头上的冯国璋，对于曹锟的转向有些不以为然，似乎也没有太当回事。他已经与段祺瑞谈妥了段祺瑞去职、汪大燮接任的“路线图”，认为只要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把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皖系的几个督军任凭怎么闹，最后还是得乖乖就范。

冯国璋于11月22日下令准予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23日，冯国璋通电解释准段祺瑞辞职的经过。电报说：“以总理关系民国之生，鄙人与总理相知之深，断不忍听其恝然高蹈。但总理坚欲息肩，自商汪总长代理总理，不得已于祃日准免本职。此后内阁改组，仍商段公举其所知，俾国璋得收指臂之效。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畴昔。”电文中所说的“祃日”，是指23日。当时发电报每天都用一个字作代码，23日的代码就是“祃”。在这份电报中，冯国璋把自己与段祺瑞的关系描述成亲密无间，实际上两人已经势同水火。在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同时，段祺瑞内阁的其他几个重要成员，如梁启超、林长民等也被免去了总长职务。前文讲过，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梁启超的好朋友，两家以后还结为儿女亲家。这是后话。

接着讲冯国璋免段祺瑞职务的事。按照事先商定，汪大燮由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就是说，汪大燮本职仍是外交总长，“兼职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有言在先，承诺只兼代一个星期，所以兼代国务总理后没干别的事，只是天天催请冯国璋发表继任人选。冯国璋被催得一点脾气没有，只得硬着头皮再找王士珍，要他出山，但王士珍还是不肯。因为王士珍认为在如此短短时期一再转换总理简直如同儿戏，自己这个时候出面组阁仍然免不了有“卖友”之嫌，也断乎不会取得段祺瑞的谅解。他劝冯国璋不要急躁，答应帮着冯国璋物色一个人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内阁。并且说，如果一定要强人所难，他本人就只得避往天津，闭门谢客。

王士珍答应帮着找的人，仍然是那些大家熟悉、如雷贯耳的大名人，这些人冯国璋早就找过了，他们不答应冯国璋，自然也不会答应王士珍，所以王士珍转了一大圈，还是两手空空。冯国璋急了，对王士珍说：“总理问题且先放下，请看我的老面子，先就陆军总长吧！”王士珍还是面有难色，担心接任陆军总长会引起段祺瑞的不满，因而推诿不肯答应。

事情出人意料，已经辞职在家的段祺瑞对冯国璋的难处似有不忍之心，这天亲自登门拜访王士珍，请王士珍以北洋团体为重，接任陆军总长。王士珍原本就是担心段祺瑞有意见，如今段祺瑞主动登门劝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王士珍故意做出一副十分勉强的样子，答应在陆军部“看几天大门”。

这就有点怪了。段祺瑞被免了国务总理职，冯国璋找不出合适的人组织内阁，场面很狼狈，段祺瑞完全有资格在旁边看笑话，怎么还会出面帮着冯国璋补台呢？这不是很矛盾吗？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段祺瑞被免除国务总理职务后，内心是想马上离开北京去天津。段祺瑞明白，如果自己不走，势必与冯国璋决裂，而冯国璋非黎元洪之辈，在北京冯国璋有自己的总统拱卫军，北京城完全控制在冯国璋手里。如果自己要想安全离开北京，眼下就不能与冯国璋撕破脸，最好还能帮他做点什么，让冯国璋觉得自己对他并无威胁。前番推荐汪大燮出任总理和今日动员王士珍出任陆军总长都是这个意思。汪大燮注重清名，不愿卷入权力斗争，王士珍信奉黄老无为学说，两个人都不是想做大事、搞风搞雨的人。眼下天津局势已渐成形。那里曾是他讨伐张勋的大本营，根基深厚，已派“小扇子军师”开展前期活动，成效初现，直隶督军兼省长曹锟已经被说动，奉天的张作霖、蚌埠的倪嗣冲都已经联络上了，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冯国璋在北京的戏就要被砸了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段祺瑞决定暂行韬晦之计，表面退去而在暗中部署力量。

王士珍答应出任陆军总长，总算让冯国璋看到了新内阁的希望。王士珍上任伊始，北京军警便推举代表到王宅请愿，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固北洋团体。”这些所谓军警代表，不用说全是冯国璋暗中指派的。北洋军阀的这点小把戏，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演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

11月30日，冯国璋又一次到王宅劝驾，请王士珍无论如何以北洋团体为重，出山组阁。三国时期刘备为了请诸葛亮曾三顾茅庐，史书上说他是“凡三往，乃得见”。如今冯国璋为了劝说王士珍出山组阁，何止“三往”。王士珍可能是有点受感动，也可能是晓得段祺瑞并不会激烈反对，便半推半就，但有言在先，不是“就任”总理，而是“署理”总理。所谓“署理”，就是“暂时代理”之意。(www.daowen.com)

12月1日，冯国璋发布派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的总统令。此前“兼代”总理的汪大燮，此时连外交总长也不肯做了。好在外长人选并不难找，冯国璋在发布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的同时，也发布了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荫昌为参谋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辞职，由恽宝惠继任。这便把内阁班子凑齐了。为了直接控制军权，冯国璋还把段祺瑞设在国务院的参陆办公处迁入总统府，以王士珍兼任处长，师景云等人为参议。在外界看来，冯国璋已经是军政大权在握，可谓威风八面。在此基础上，冯国璋便设想逐步贯彻其“和平混一”的政策。他计划第一步是南北双方先在湖南前线实行停战；第二步是南北双方坐下来谈判，逐步解决约法、国会等重大问题。为此，冯国璋在段祺瑞去职的次日，即密令江苏督军李纯出面，“以南京为各派洽商之所”，与西南方面联系，待时机成熟，再由北京政府出面与西南正式举行谈判。李纯遵令行事，开始与西南方面直接联系，很快便获得正面回应。当月24日，陆荣廷复电李纯并转冯国璋，表示赞成四督军主和通电，愿领头在西南发起南北停战。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南要员岑春煊也力倡调和南北。冯国璋见西南方面有了回应，便于25日发出通电，要求现交战地点的双方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前进，听候解决”。26日，冯国璋又通电全国宣布南北议和。他当时心情不错，对和谈前景颇为乐观，表示“不过一星期，当有分晓”。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冯国璋设计的“路线图”往前走，新的波折又出来了。

波折首先起于湖北。在湖北荆州有一个叫石星川的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湖北都督府供职，为黎元洪所赏识。至段祺瑞二次上台执政，石星川官至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荆宜镇守使。他是王占元的部下，属于主和派。12月1日，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改湖北第一师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在当时的形势下，宣布“自主”就意味着加入西南五省阵营，而“靖国军”也是护法运动中与北洋政府相对抗的各地军队常用的称号。

石星川在荆州的行动在当时是影响全国局势的重大事件。此前，南北战争就是西南五省与北洋政府之间的战争，战场主要在湖南，四川也有部分战火。而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则使得西南势力蔓延到了长江以北，已经接近于北洋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带，这对北洋政府，特别是对北洋系中的主战派无疑是个巨大刺激。在这个巨大的刺激面前，已经从主和阵营分化出来的曹锟开始采取行动了。

冯国璋发表任命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职务时，曹锟人在北京。他在北京有住宅，当年段祺瑞召集军事会议给黎元洪施压，进京的督军及其代表，就曾多次在曹锟的京城私宅里开会商讨对策。王士珍署理总理职务后，曹锟在京城私宅里接待了一位重要客人，此人来自济南，是山东督军张怀芝。张怀芝与曹锟一样，是北洋将领中公认的“老实人”。张怀芝是个坚定的主战派，曹锟原本无所谓主战主和，但听了“小扇子军师”的一番开导后，意识到主战对自己有利，也成了主战派。张怀芝是奉了段祺瑞之命来与曹锟商谈对南方用兵之策的，两个“老实人”越谈越高兴，意见高度一致，当下商定联合出面在天津召集各省督军开会，发动北洋团体对南方用兵。恰在此时，12月1日，传来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的消息。两人颇感震惊，更觉得时不我待。他们当天启程去天津，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在曹锟、张怀芝两位“老实人”的主持下，奉天、山西、福建、浙江、安徽、陕西、黑龙江七省督军，察哈尔、绥远、热河三个特别区的都统以及淞沪警备司令等或本人、或代表在天津孙家花园开会。会议的规模与声势，不亚于早先张勋召集的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没有派代表参加外，等于是又一次督军团会议，所不同的是，此番是曹锟代替张勋做了督军团盟主。

天津会议的主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洋系主和派两个问题。会议期间，皖系控制的报纸刊登了西南各省要员在梧州开会的消息。据称梧州会议作出以下决议：（一）迎黎元洪复职；（二）促冯国璋下野；（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事后得知，这则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徐树铮为了激怒督军团所加的火和油。果然，督军团看到这则消息暴跳如雷，一个个摩拳擦掌，大喊大叫，认为西南方面欺人太甚，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出出这口恶气。曹锟气鼓鼓地说：“我愿意率兵平南，战至最后一人亦所不顾。”会议最后作出三项决定：（一）各省分别出兵，自筹军费。（二）推直、鲁两省督军为主帅。（三）排斥长江三督。会议决定分兵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以曹锟为主帅，军队由京汉铁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以张怀芝为主帅，军队由津浦铁路南下，通过江西进攻湘东。关于各省出兵数额，会议决定直隶、山东、安徽各出兵一万，奉天出兵两万，山西、陕西各出兵五千。会议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并解散非常国会，就可以和谈；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即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会议讨论出这样的结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这本来就是段祺瑞、徐树铮幕后策划的一次主战派集会。所谓“讨论”不过是个形式，或者叫作“走过场”罢了，所有的决定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当年张勋召集徐州会议也是这个样子。

这次会议与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着显著的不同。以前督军开会，每逢讨论到进攻南方的问题，总是摇旗呐喊的多，自告奋勇者少，而在出兵之前一定要向北京政府要挟巨额军费，即使军费到手，也仍然迟迟不肯出发。这次是自愿出兵，自筹军费，看上去真像是同仇敌忾，颇有与南方一决雌雄的气概。

关于对付北洋军中的主和派问题，首先就是对付总统和内阁的问题。督军们决定不采取独立而是搞变相独立，用实际行动来打击主和派，以达到瓦解北京政府的目的。他们并不直接打击冯国璋，而是集中火力打击冯国璋的亲信、江苏督军李纯，骂李纯是北洋派的内奸，决定大家一致“鸣鼓而攻”。会议决定，以到会各省督军、都统的名义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北军南下，今后能否与北方各省采取一致行动。

李纯一下子面对十几个省区的督军及代表的质问与攻击，显得有点狼狈。12月3日回电否认有阻止北军南下的举动，表示服从北洋派的公意。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梧州会议消息”他也表示义愤，并致电陆荣廷，质问有无其事。陆荣廷刚被北京政府免去两广巡阅使职务，但仍是桂系首领。陆荣廷回电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李纯随之将陆荣廷的电报转发北方各省督军及代表。此后一段时间，李纯在南京托病谢客，表现消极。

王士珍也是督军团的一个攻击目标。本来王士珍出任陆军总长是段祺瑞出面做的说项，但段祺瑞当时只是为了便于从北京脱身来天津布置局面，如今时过境迁，又开始动员皖系控制的报纸对王士珍内阁大肆调侃，还唆使内阁成员暗中进行倒阁活动。王士珍原本出任总理就十分勉强，如今一遇风浪便去向冯国璋表示辞职。

在主战派的一片喊杀声中，冯国璋感到自己地位不稳，总统宝座摇摇欲坠。当然，他也不会任人宰割，他该怎么应付主战派的进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