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军中的乌合之众在湖南战场与湘军交手一触即溃。王汝贤、范国璋所率部队是正规军，是北军主力，原本是有些战斗力的，但两位长官都不想打仗，属下官兵谁还愿意卖命？所以，士兵也是听到枪响就跑，这就使得北军在战场上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11月18日，北京政府发布了两道与湖南相关的命令：其一，“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着先行免职，听候查办！”其二，“长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无人，即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王汝贤、范国璋虽被段祺瑞、冯国璋点名抨击，却未遭处罚，如今还被委以重任，代行督军职务，这不能不说是主张南北议和派的一大胜利。

然而，稍显滑稽的是，就在此命令发表的前一天，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南军攻入长沙，王汝贤、范国璋混入败退的士兵中逃出长沙，逃往岳州。前番主战派傅良佐来岳州，遭拒绝。王汝贤、范国璋是主和派，岳州自然开门接纳。

湖南战场形势逆转给了主战派以沉重打击，使主张南北议和的一方大受鼓舞。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长江三督”又拉上直隶督军曹锟，并由曹锟领衔发表通电，提出“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主张南北撤兵，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他们还回应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中所提“速找调人”的提议，一致表示，如果南北双方停战谈判，他们愿意充当“调人”。

曹锟等人的通电对于段祺瑞的打击又远超王汝贤、范国璋。因为王汝贤、范国璋二人虽属高级将领，但没有自己的地盘，对国内局势影响尚浅。曹锟等人则不然，他们既手握重兵，又各据一方，是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以往“长江三督”已经让段祺瑞大感头痛，如今“长江三督”之外，又加上一个曹锟，成了“直系四督”，声势大震。特别是新近加盟的曹锟，更加不可小视。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在家排行第三，人称曹三。曹三幼年时，入私塾读书，学习刻苦，粗通经史，并练得一手好字，终因家境贫寒，不得已辍学。后由其兄带着学造木船，不肯学；其父安排他回乡务农，又不肯。有同乡去天津贩布，曹三听了喜欢，便随人家去了。别人贩布，锱铢必较，曹三贩布，不计较价钱，也不索讨欠账，被人称为“傻子”。但傻人有傻福，因其傻，人家愿意把生意给他做，他挣的钱并不比别人少。清光绪八年（1882），20岁的曹锟加入淮军，在管带郑谦手下当兵。曹锟小时候好武术，体格魁梧，办事勤快，又粗通文墨，很快被郑管带看中，先是收其为“义子”，继而又将自己的独生女许配给他。光绪十一年（1885），曹锟沾了郑管带的光，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深造。与同入学堂的其他学子比较，曹锟文化根底浅，但肯用功，成绩后来居上，五年后由李鸿章亲自主持考试，竟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同期优等生还有后来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世凯小站练兵，曹锟投奔到袁世凯麾下并从此步步高升，光绪三十二年（1906），升任第三镇统领。第三镇是袁世凯建立北洋军的老班底，随袁世凯时间最久，训练及装备、给养最优，曹锟升任第三镇统领，说明他已经成为“北洋三杰”之外，最受袁世凯信任的高级将领。

曹锟身为统兵将领，军事才能平庸，甚至有人说他从未上过战场，听到枪响就紧张。但他待人和气，能体恤士兵疾苦。光绪三十一年（1907），他率第三镇驻防东北。关外冬季寒冷，关内士兵难以适应，曹锟特意要求军需处为士兵缝制了一个皮毛耳套，让士兵心里感到温暖。这样的小恩小惠多了，士兵便乐为之用，他也博得了一个“爱兵如子”的好名声。民国年间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对曹锟有个评价，说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如今段祺瑞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天生的领袖”，此时曹锟的身份是直隶督军兼省长。直隶地处京畿，曹锟手下兵多将广，其中最精锐的部队就是由北洋第三镇改编的陆军第三师。在当年的封疆大吏中，就实力与地位而言，曹锟堪称第一，无出其右者。

曹锟是直隶人，被认为是当然的直系，但他与段祺瑞的关系较为密切。段祺瑞在与黎元洪的府院冲突中，曾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给黎元洪施压，曹锟是军事会议的活跃分子。后来张勋开徐州会议组织督军团，曹锟积极响应，他的部下在京城周边舞枪弄棒，逼着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后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段祺瑞在马厂组织讨逆军，曹锟积极参加讨逆军事，被委任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在讨逆战争中，他出了力，也获了益，主要是挤走了“附逆”的直隶省长朱家宝，自己由直隶督军兼任省长，将直隶的军事、民政大权集于一身。从以上经历中可以看出，曹锟虽然生于直隶，是个天生的直系，但与皖系首领段祺瑞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曹锟领衔发表主和反战通电，让段祺瑞大感意外，也大为紧张。

直派四督军公开主张停战议和，使冯国璋顿时气壮了许多，刚刚放下的免除段祺瑞总理职务的念头重新浮现。经过两天的思考，他有了更具体而成熟的想法，就是将解除段职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解除段祺瑞所兼任的陆军总长职，使段祺瑞不能利用职权调动军队，然后再找机会解除其国务总理职。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江苏督军李纯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19日，冯国璋采纳李纯建议，解除了段祺瑞所兼陆军总长一职，请“北洋之龙”王士珍接任。王士珍在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矛盾冲突中，表面上不偏不倚，内心有点亲冯疏段，由王士珍接任陆军总长，无疑是削去了段祺瑞的一大块军权。紧接着，冯国璋又罢免了段的亲信“小扇子军师”徐树铮的陆军部次长职。段祺瑞正因直系四督通电烦心，又被解除了陆军总长兼职，而且连“小徐”也跟着丢了官。这就如同刚刚挨了一闷棍后，又被人重重踢了一脚。他愤于冯国璋逼人太甚，便于20日再次到公府向冯国璋当面辞职。

段祺瑞被逼辞职，无疑正对了冯国璋的心思，当着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时，对方的退却就是己方的机会。但此时冯国璋又遇到了黎元洪曾经遇到的老问题。黎元洪要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但苦于无人接任，如今冯国璋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不敢再去找徐世昌了，便去找王士珍，苦口婆心地请求王士珍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山，王士珍仍然和黎元洪请其出山时的态度一样，怎么说也不肯。王士珍话说得很委婉，说自己和段祺瑞也是几十年交情，怎肯卖友？而且，他不仅不肯接受国务总理职，连已经发表的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位。

王士珍不肯就职，冯国璋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人。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手，个个老谋深算，听了冯国璋的要求都一个劲儿地摇头，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短命的苦差事，何苦在冯国璋、段祺瑞相争中做夹心饼干？

一切都是黎元洪时代的翻版，黎元洪当时在无可奈何中找到了年老多病的伍廷芳，终于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冯国璋这次在无可奈何中，也找了位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的人，此人叫汪大燮。

汪大燮，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安徽黟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后入朝为官，是晚清知名度较高的外交官。民国成立后，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民国三年（1914），任平政院院长兼参政院副院长。黎元洪做总统时，他曾出任过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冯国璋进京代理总统，他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在民国政坛，汪大燮资格老，声望不错，只是年岁较长，按当年人们习惯讲的“虚岁”，整整六十岁。还有就是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冯国璋找到他时，他正在病榻上躺着。经不住大总统的苦苦请求，他勉强答应出任总理，但强调只做一个星期，签署两份公文：一份是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一份是免除自己的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原本就没想让他长期做总理，只是想找个人过渡一下，只要有人过渡，冯国璋就可以再请王士珍出山了。于是，冯国璋答应了汪大燮的条件。

对于冯国璋私下所做的这些，段祺瑞一清二楚。所以，他亲赴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国璋、段祺瑞之间便有了下面的场景：(www.daowen.com)

段祺瑞辞职，冯国璋竭力挽留，但段祺瑞去意已定，态度坚决。冯国璋无奈便请段祺瑞荐贤自代，也就是推荐个代替自己出任总理的人，段祺瑞略作沉思后说，汪大燮可以。冯国璋稍感吃惊，因为如前所述，冯国璋此前已找过汪大燮，两人已就相关问题达成妥协，如今段祺瑞推荐的“恰巧”也是汪大燮。冯国璋又故布谜团地问，伯唐可肯就职？汪大燮，字伯唐。段祺瑞好像蛮有把握，表示自己愿意亲往汪府劝驾。二人心有灵犀，当下约定如此如此。然后，段祺瑞告辞，冯国璋执手送到公府门外。段祺瑞信守诺言，亲自登门拜访汪大燮，述说了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恳请汪大燮务必出任国务总理。此前汪大燮已经答应了冯国璋，如今又有段祺瑞亲自劝说，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权且临时代理几天总理职务，等待冯大总统物色合适人选接替。

这就好像一出戏，冯国璋提前写好了剧本，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按剧本有条不紊地表演着，冯国璋心里感到很舒坦。然而，戏剧演着演着剧情却出现了反转，北洋派主和阵营内部突现裂痕，四督军之领衔者，直隶督军兼省长曹锟变卦了，由主和摇身一变成了主战派。

曹锟的行为完全超脱了冯国璋的剧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曹锟怎么了？

说起曹锟，真是一言难尽。

曹锟虽然手中拥有数万雄兵，身为封疆大吏、地方军阀，但对于全国的权力架构考虑不多，对西南方面究竟应当“武力统一”还是“和平混一”没有明确主张，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对他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在北洋军阀直系、皖系两派的斗争中，他是个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被人视为直系、皖系之间的“两栖督军”。他有实力，立场又不明确，自然成为双方大力争取的对象。江西督军李纯与曹锟私交不错，在王汝贤、范国璋发表停战通电后，李纯派使者赴天津征询曹大帅的意见。王汝贤曾是曹锟部下，曹锟又知道李纯是主张南北议和的，便随口对使者说，自己对王汝贤、范国璋通电“极表赞成”。使者将曹锟的话原原本本地向李督军汇报了，李纯听了很兴奋，认为曹锟也是主张南北议和的。后来“长江三督”要发表一份停战议和通电，李纯给曹锟打电话，说大家联合提出一个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嘻嘻哈哈地应付着，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李纯便认为曹锟答应了。于是便从南京发了通电，给曹锟署了名，而且署在了最前面。这便是“直系四督军”通电的由来，曹锟是稀里糊涂地“被署名”，而且是被领衔署名。

再说段祺瑞。他那天辞职离开总统府以后，并没有回家睡大觉，他仍在为“武力统一”的大业加紧谋划着。他派“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多方联络，竭力拉拢更多的地方军阀加入自己的队伍。徐树铮刚被罢免了陆军次长职，无官一身轻，到各地活动反倒更方便了。他一出手就给段祺瑞拉拢来一个关键性人物，此人便是“直系四督军”的领衔者曹锟。

“直系四督军”通电发表后，全国反响强烈，段祺瑞及其主战阵营十分被动，这样的局面是曹锟未曾想到的。段祺瑞是北洋派的一方领袖，位高权重，曹锟在段祺瑞面前一向恭敬听话。当年袁世凯很器重曹锟，但只让他带兵当师长，并不赋予他“守土之责”，就是不让他做督军、巡按使之类的地方大员，而在北洋政权时期，没有地盘就没有势力。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主掌内阁，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使曹锟不仅有了地盘，而且控制京畿，曹锟认为段祺瑞对自己有提携之恩。在后来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冲突，以及段祺瑞与张勋的战事里，曹锟一直站在段祺瑞一边。再后来，冯国璋进京代理总统，段祺瑞执掌责任内阁，身为直隶督军兼省长的曹锟，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走钢丝绳”，对这边满脸堆笑，对那边毕恭毕敬，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如今“直系四督军”通电闯了祸，曹锟心有不安。

此时，还发生了一件让曹锟很丢面子的事。那是在湖南战事发生后，奉天督军张作霖致电曹锟，询问他对西南问题的意见。前面讲了，曹锟对西南问题本无所谓意见。他知道张作霖历来主张对南方强硬，就顺着张大帅的意思复电表示，南北之间不可调停，只能征讨。他的复电刚发出去，“直系四督军”的停战议和通电就见报了，张作霖立即来电质问，何以如此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令朋友私交也不可如此无信。张作霖的一番话让曹锟十分难堪，有苦难言。

曹锟处境尴尬，一时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他找到北洋元老徐世昌，向其求教应对之策。徐世昌对曹锟此前的行为大为不满，告诫他要以北洋系团结为重，以免国民党人借机得势，乘隙而入。徐世昌告诫道：“从此北洋军人团体解散，皆诸君之过，他日为人鱼肉，悔且莫追！”

曹锟听了徐世昌的话，感觉颇得要领。他直接给段祺瑞打电话，解释说自己并未参与“长江三督”的谋划，那份通电自己事先并未过目，完全是被人冒用了名义，他本人未参与任何反段活动。段祺瑞听了曹锟的解释，心里的压力减了许多。段祺瑞将曹锟的来电对徐树铮讲了，徐树铮听后眼前一亮，认为此事大有可为。

随后，“小扇子军师”登门拜访曹锟。曹锟的直隶督军署设在保定，但直隶省长公署在天津，曹锟身兼督军、省长两个职务，保定、天津两个城市住在哪儿都合适。可能是刚兼任省长职务不久，也可能是天津交通更为便利，所以他住在天津的时间更多些。徐树铮刚被冯国璋免去了陆军部次长职务，奉段祺瑞的派遣来天津先期活动。两人居住同城，相互走动十分方便。

徐树铮先是帮曹锟分析了一番“武力统一”与“和平混一”的天下大势，试图证明“武力统一”是可行的，“和平混一”根本行不通。这样的话曹锟听了不感兴趣，徐树铮的要点亦不在此。

徐树铮对曹锟讲，如果南北和谈成功了，功劳首推“长江三督”，而“长江三督”的首领是李纯，你曹锟不过是李纯手里的一枚棋子。而且，你在袁世凯执政后期积极鼓吹帝制，这些旧账西南方面早已记录在案，将来会一笔笔地与你清算。反过来讲，如果你能登高一呼，力主武力统一，就能够建立不世之功，将来成立新国会，须补选副总统，环顾国内堪当此任者，非公莫属。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小扇子军师”的一番话，可谓句句说到曹锟的心坎里。曹锟决定改弦更张，做一点儿对自己更有利的事。他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