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亲信傅良佐被任命为湖南督军。他走马上任之前曾向西南方面承诺，不带北军入湘。但这项承诺余音尚在，报纸上就刊登出了驻扎在保定的北洋军第二十师要南下湖南的消息，引起西南方面人心浮动。但傅良佐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按部就班地由北京出发，去湖南就任督军。

傅良佐由北京去湖南，不坐京汉铁路的火车，而是绕道津浦铁路，先到南京会见江苏督军李纯，再乘轮船溯江而上到武汉会见湖北督军王占元。这二人是冯国璋颇为信赖的封疆大吏，是著名的“长江三督”中的两个人。傅良佐就任湖南督军之前先拜访两位直系督军，显然是顾虑到总统与总理在西南政策上的分歧，想与前方的直系督军联络协商，以求步调一致。而且这两位直系督军控制着南北交通要冲，是北方向南方运兵的必经之地，傅良佐要在湖南摆战场，必须与他们协调好关系。在做完这些铺垫之后，傅良佐才进入湖南地界。他没有直接进入长沙，而是先到了岳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在岳州，他命令随同的北洋军向湘阴以北的“无兵地带”推进。同时，北京政府又调驻马厂的第八师在师长王汝贤的率领下开进岳州。至此，傅良佐公开背弃了不带北兵入湘的承诺。

在此期间，广东局面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许多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南下广东，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已达150余人。8月25日这些议员在广州开会，由于不足正式国会开会的法定人数，称“非常国会”。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以“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这就意味着在国内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府。

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后，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调门唱得更高了，冯国璋等人仍主张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南问题。至于湖南局势，湖南旅京名流熊希龄等人向段祺瑞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指定岳州为督军傅良佐驻地，长沙为省长谭延闿驻地，这就是所谓的“军民分治”。傅良佐的治湘方针中也有这么一条，如果督军、省长不驻一城，军民分治就算有了保障。9月2日，湘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不反对傅良佐做湖南督军，但希望傅不带兵进长沙。陆荣廷也再次致电冯国璋，请他出面阻止北兵开进长沙。但段祺瑞以为湖南已是囊中物，对于上述提议一概置之不理。

9月9日，傅良佐随带一营精兵进入长沙，彻底撕毁了他自己所说的“军民分治”诺言。此前谭延闿已经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了必要部署，派营产清理处处长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部接防衡山。鉴于南北军事实力对比现状，谭延闿决定不设防长沙，而是集中兵力退守湘南以待两广援军。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留任省长，他说：“当惯了婆婆，如何能做媳妇？”表示不屑与傅良佐同省做官。9月1日，谭延闿回茶陵原籍“省亲”，随即电辞湖南省省长。段祺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谭延闿辞职，任命一个叫周肇祥的人代理湖南省省长。

傅良佐不折一兵一卒进了长沙，便有些不把湖南反段势力放在眼里。他落脚长沙后随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是撤销林修梅的旅长职务；二是解除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职责。林修梅旅和刘建藩所部是谭延闿能够指挥得动的仅有的两支湘军武装，两人被解职，实际上就等于要全盘打掉谭延闿的军事部署，拆除由长沙通往广东的战略屏障。林修梅、刘建藩被逼上梁山，于9月18日在衡阳、零陵同时宣布“自主”。

林、刘二人宣布“自主”，消息传到长沙，傅良佐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宣布自主的林修梅只有一旅兵力，刘建藩则只有几个营的地方守备队，两人兵力都不强。而傅良佐手下除了有第八师、第二十师两个正规师，还有从安徽调来的安武军，也就是原来张勋手下的“辫子军”，当然辫子都已剪掉了。此外，还有从山西调来的一个混成旅，总兵力比林修梅、刘建藩二人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由于重兵在握，傅良佐认为解决林修梅、刘建藩二人可谓易如反掌。

开始时，傅良佐想套用谭延闿的“湘人治湘”方针，让湖南人去打湖南人。他派出听命于自己的湘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右文统率一个旅的兵力到衡山，“招抚”林修梅的第二旅，声言官兵来归不咎既往。没想到，对方喊出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就把他的“招抚”化解了，李右文不仅没把林修梅“招抚”了来，林修梅反倒把李右文的部队策反了去，李右文匹马单枪回到长沙，傅良佐的第一计落空。

傅良佐一计不成，再出一计。这一次由北洋军主力出兵，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湖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总司令，部队分兵三路进攻湘南，南北战争正式爆发。此前有民国二年的国民党“二次革命”，民国四年的“护国讨袁”战争，这一仗史称“第三次南北战争”。因为战争是在护法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又被称为“护法战争”。战场上搏杀的双方，北洋军通称“北军”，西南各省军队通称“南军”。

战争之初，北军凭借绝对优势兵力在战场上攻势迅猛。10月11日，担任正面进攻的第八师第十五旅王汝勤部攻下衡山，在北京的段祺瑞得到捷报大为兴奋，命令采运大批慰劳品到前线犒赏官兵。在他心目中，照这个势头打下去，拿下湖南指日可待，饮马珠江亦为时不远。

然而，此后的湘南战场再无捷报，南北两军陷入胶着状态。湘军林修梅所部在衡山西南25千米处之萱洲河与刘建藩部夹湘江设防，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率部进攻，双方交战40余日，北军有攻势无进展。后刘建藩部的黄钺率敢死队抄袭北军后路，北军阵脚大乱，湘军乘势反攻，北军支撑不住，攻势溃败，战场形势急剧逆转。

11月14日，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两位师长突发联名通电，主张停战撤兵！这几乎类似于前方主将倒戈。他们的通电对于段祺瑞来说，宛如晴天霹雳！(www.daowen.com)

王汝贤、范国璋在通电中说：“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府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这番话激言批评“政府”，虽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向是指段祺瑞。最后，通电提出“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是所是盼！”这就将反段拥冯的态度表露得明明白白了。

王汝贤、范国璋是前方主将，二人所率部队被段祺瑞、傅良佐视为主力，担当正面进攻的角色，他们联名发表停战议和通电，意味着段祺瑞苦心经营的武力统一大业，刚上征程便迎头碰了个大钉子，同时也意味着主战派在与主和派的博弈中先失一城。这件事让段祺瑞感到很受伤，他想不明白，在湖南战场上北军占尽优势，怎么就会突然形势逆转，马失前蹄呢？

说来话长。王汝贤、范国璋都是直隶人，他们统领的部下官兵也多出于直隶，与直隶出身的代理总统冯国璋具有“乡谊”关系。第八师是北洋系精锐，段祺瑞马厂誓师组建讨逆军，所用的基本力量就是第八师。讨平张勋的辫子军后，第八师原师长李长泰因“讨逆有功”被提升为京师步军统领。但熟悉北洋政治游戏的人都知道，这实际是明升暗降，因为李长泰被解除了兵权。王汝贤原为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段祺瑞将其提升为第八师师长，认定他一定会感恩戴德，愿为自己效忠。但王汝贤从上司李长泰的遭遇中嗅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的味道，对于替段祺瑞卖命更多了几分顾虑。此番出征前，王汝贤、范国璋先后到段祺瑞、冯国璋府上辞行。段祺瑞对他们百般激励，冯国璋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总统与总理的不同态度，让两位即将率队出征的将领感到有些困惑，同时也意识到，总统与总理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意见不一。无论是从“乡谊”还是自身利益考虑，二人都更接近于冯国璋。二人到湖南后，段祺瑞让他们率部打先锋，名为重用，实际是为段祺瑞的心腹傅良佐出血争地盘，这让二人心中愤愤不平。再加上湘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斗志不弱，又借助地利之便，屡次接战，北洋军损兵折将，所以王汝贤、范国璋二人自到湖南后，就怨声连天，都说此战是“战固不能，守亦不可，撤退亦难”，而傅良佐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并不替在下面卖命的官兵着想。这便促使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痛下决心，于11月14日发出停战主和通电，敦请冯国璋出面，“速找调人”，令各方一律停战。

王汝贤、范国璋吁请停战的通电，让傅良佐胆战心惊，他自知大势已去，担心会成为湘军或者是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俘虏。当天，傅良佐在长沙下达特别戒严令，断绝市内交通。夜里，傅良佐偕同代理省长周肇祥在夜色掩护下携带官府大印，登上军舰，躲到湘江下游30千米的靖港。经过几天观察，傅良佐发现南军并未打过来，王汝贤、范国璋二人也没有捉拿他的迹象，便打算在岳州设立督军办公处，以求来日东山再起。但他的计划被岳防总司令王金镜拒绝。王金镜时任第二师师长，是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属下。岳州虽属湖南地界，但自民国二年（1913）起即归湖北督军管治。湖北督军王占元主张南北议和，不肯接纳激进主战的傅良佐。段祺瑞还想派北军借路江西增援湖南，但江西督军陈光远宣言“保境息民”，拒绝援湘北军进入江西地面。湖北、江西两条路上都有主和派督军把守，段祺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湖南战局失利。

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通电让冯国璋大感兴奋。冯国璋不赞成对南方用兵，主张南北议和。如果说段祺瑞的计划是“武力统一”的话，冯国璋的计划便可以概括为“和平混一”，即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南北“混合”，谁也不吃掉谁。在湖南尚未开战前的8月中旬，冯国璋会见了曾任段祺瑞内阁农商总长的谷钟秀，反复征询南北调解的可能性。9月上旬，他又以个人名义电请西南要员岑春煊北上，共商时局，想劝说岑春煊出面在南北之间做调解人。由于段祺瑞执意要在湖南动武，冯国璋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但他对武力统一仍持反对态度。林修梅、刘建藩在湘南宣布“自主”，段祺瑞内阁决定下达讨伐令，冯国璋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应当大事化小，不肯在讨伐令上盖印。直到湖南轰轰烈烈地打了起来，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然没有颁布。正因如此，加上段祺瑞内阁自对德宣战后毫无参战迹象，有人便把段祺瑞内阁说成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那段时间，冯国璋口头常挂着“责任内阁”四个字。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他答：“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王汝贤、范国璋的停战主和通电传到北京后，冯国璋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所谓“送院”，就是送交国务院，让段祺瑞想办法，其用心是想看段祺瑞的笑话。有人问他：“王、范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他还是那句话：“问责任内阁。”这些话传到段祺瑞耳朵里，段祺瑞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湖南的仗是段祺瑞顶着各方压力，一手推动打起来的，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弄成这种局面，段祺瑞很难堪，也很被动，他想用辞职要挟一下冯国璋。这也算以退为进，是老套路了，以前他曾用过多次。16日，也就是在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两天之后，段祺瑞向冯国璋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从本心来讲，他当然想继续做总理，辞职不过是一种要挟手段。在提出辞呈的同时，他还对外发表通电，痛陈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他在通电中先是为此番对西南用兵做辩解，说这件事“迭经阁议，询谋无间”，就是说内阁反复讨论，大家意见是一致的。然后述及王汝贤、范国璋的议和通电，说：“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

段祺瑞认为北洋派是中国的正统所在，没有北洋派便无中国。他一面责备王汝贤，一面仍想把北洋派团结成一个整体，而他的辞职正是为了保持北洋派团结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份通电足以表明，段祺瑞辞职是假，他是想放一把野火，煽动主战派给冯国璋施压，让他本人能够继续留任总理。

段祺瑞被迫辞职是直系、皖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中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先下一城。为实现自己追求的“和平混一”大计，冯国璋有心就此免去段祺瑞的本兼各职。但是，要免段祺瑞的职，就要有人出来继任总理。为此，冯国璋找到徐世昌，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在对西南的战与和之间未曾公开表态，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但冯国璋这次有点看走了眼，自冯国璋任代理总统后，徐世昌表面不偏不倚，内里亲段疏冯，只是冯国璋并未察觉。徐世昌告诫冯国璋，段祺瑞于此时辞职一定会引起北洋系分裂，切不可行。徐世昌的表态让冯国璋又有些犹豫，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思前想后，冯国璋还是暂时放弃罢免段祺瑞的念头，转而通电严斥王汝贤和范国璋，说他们“合谋罢战，要求长官通电乞和，不顾羞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冯国璋虽然严厉斥责了王汝贤等人，但对于如何处置他们却只字未提。17日，冯国璋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会议，公开表示要维持段祺瑞内阁。

我们再说王汝贤和范国璋那边。王汝贤、范国璋二人发表停战议和通电后，立刻率兵退至长沙，此时傅良佐与代理省长已逃之夭夭，长沙成了一座无兵空城。王汝贤、范国璋二人进入长沙后不再北撤，而且对外发出告示，表示他们“不愿从事内争，主张和平解决南北纠纷”。长沙各界商民都担心战火失控，对于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主张表示大力支持，并迅速组成“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主任，范国璋为副主任。两位败军之将由此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大员，他们私底下还在琢磨着要继傅良佐和周肇祥之后做湖南的督军与省长。然而此时，战场形势越发的不可收拾。广东方面的援湘部队陆续北上，虽然人数不多，战斗力一般，但此时的北洋军根本打不了仗，简直是一触即溃。前文已讲，段祺瑞调到湖南来的北军，除了王汝贤、范国璋的两个正规师，还有由张勋的旧部辫子军改编来的安武军，外加晋军的一个混成旅。这些部队人数虽然不少，但互不统属，有利益一哄而上，有恶仗你跑我也跑。特别是那个晋军混成旅，官兵根本就是被骗来的。起先长官说调他们到湖北换防，然后又让他们南下入湘，一步步调到湘南，官兵听说要打仗死活不干，上面没办法，补发了三个月的欠饷才将部队留下来。人虽然留下来了，但斗志一点都没有，在战场上与湘军一接触，马上败下阵来。

像这样的部队，仗怎么打？湖南的局面又怎么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