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北洋三杰”中，“北洋之龙”王士珍已经徒有其名，手下无兵无将，本人也识趣，无心与冯国璋、段祺瑞二人争锋。所以，此时北洋派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主要是“北洋三杰”中的“虎”“狗”之争。

段祺瑞与冯国璋是老同学，私交原本不错。在袁世凯执政后期，二人同时遭到袁的猜忌，惺惺相惜，两人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同盟者。但在袁世凯死后，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原因就是二人都想坐北洋派的第一把交椅。论资历二人差不多；论实力，两人也是彼此彼此，各有短长。冯国璋手握重兵，称雄一方；段祺瑞执掌中枢，位高权重。后来，冯国璋当选副总统在中央也有了很大发言权，段祺瑞通过督军团在地方也有了很大势力。但在黎元洪做总统及张勋搞复辟期间，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合作大于冲突。

张勋复辟败局已定，冯国璋准备进京做总统时，冯、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有所表现。冯国璋进京前向段祺瑞提了一系列条件，如让李纯接替自己进京后空出的江苏督军职务，李纯空出的江西督军职务由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调任，这两项任命，再加上已经担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时人称为“长江三督”，这就使冯国璋的势力在长江中下游的鄂、苏、赣连成一片。对于冯国璋的上述要求，段祺瑞虽然很不情愿，最终还是答应了，但他也向冯国璋提出几项要求，包括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任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这两项任命明显包含着对西南用兵的意味，这是冯国璋坚决反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北洋派表面上的团结，也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地进京做总统，冯国璋也答应了。但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就此埋下。

冯国璋初到北京接任总统时，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内阁用人行政以及政策的决定，决不干涉。段祺瑞对冯国璋的态度也比以前对黎元洪的态度好很多。但是这两个人气味并不相投，冯国璋诡计多端，段祺瑞刚愎自用。冯国璋进京前的种种布置，说明他并不甘心做内阁的盖印机器。段祺瑞从来都把责任内阁制当作总理独裁制，总统、国会都必须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事，国务员则是总理手下的事务员。因此，即使他对总统的态度有所改善，骨子里仍然是要把一切大权抓在自己手里，这自然引起冯国璋的不满。

冯国璋进京后曾说：“今后不会再有府院之争。”事实上，新的“府院之争”在冯国璋接任总统职务之初就已经存在。

北洋政府的“府院之争”可谓由来已久。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领导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史称“民元约法”，规定中央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意在限制袁世凯的个人专权。但袁世凯上任后为了扩大个人权势，搞个人独裁，于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新约法，取代“民元约法”，规定中央政府实行总统制，废除责任内阁制，史称“民三约法”。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将内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对于恢复“民元约法”并不热心，但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却很执着，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所谓责任内阁制，就是段祺瑞的个人集权制。而黎元洪、冯国璋一先一后做总统，都不甘心只做段祺瑞的盖印机器，这便产生了府院之争。所不同的是，黎元洪时期的府院之争，反映的是北洋派与非北洋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冯国璋时期的府院之争，反映的是北洋派内部直系与皖系两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冯国璋到职不久，想恢复袁世凯时期的“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不用说这是想收揽天下兵权，段祺瑞不同意，冯国璋只好放弃。段祺瑞在国务院设立了一个“参陆办公处”，作为掌握全国兵权的机构，冯国璋不满意，但段祺瑞坚持，冯国璋也无计可施。冯国璋又提出划分府院权限问题，说总统有权过问军国大事。段祺瑞心中不快，又不便反驳，只得同意自10月8日起，每天派一名阁员向总统报告政情。这种情况与以前黎元洪任总统时的府院之争已有几分相似。

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争权，绝不是表面的和一时的互相让步就能够和缓下去的。相反，两人不论谁在某一问题上吃了亏，一定要在另一个问题上取得补偿。这就使得二人争权的幅度越来越大，裂痕也就越来越深。

真正使二人撕破脸皮的冲突，是对西南用兵与否。

这里补充一点历史知识。武昌起义打起共和革命大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当时的局面是，长江以南数省多为革命党人控制，长江以北主要由清军，实际是由北洋军控制。随后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南方的革命军纷纷解散、复员，北洋军开始进入长江以南。此后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江南大部分省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到北洋政府的旗帜下。再后来，袁世凯搞帝制，蔡锷等人在西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护国军政府解散了，但西南诸省，即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加上湖南仍属于北洋政府的治外之地，被称为“西南六省”。这六省从袁世凯后期的护国战争开始，便与北京政府对立。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云南、贵州由唐继尧控制，称为“滇系”，四川是其势力范围。广西、广东由陆荣廷控制，称“桂系”，湖南是其势力范围。段祺瑞执政时期，虽然绞尽脑汁想要荡平滇、桂二系，但由于北京政权不稳，军力难以集中，对西南以安抚为主。后来，督军团大闹北京，直至压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桂系首先宣布两广“自主”，湖南处在桂系的实际控制中，对北京政权采取“半自主”立场。张勋复辟被平定后，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滇系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性，云南、贵州和四川实际上也处于“自主”状态。

“自主”是西南反段势力对北洋政府采取的一种新姿态。民国六年（1917）6月20日，为了抵御北洋政府的南下政策，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宣布两广“自主”。这是西南方面第一次提出“自主”概念。根据陈炳焜在一次会议上所做的解释，“自主”与“独立”有所不同：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干涉，但是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根据这个解释，所谓“自主”，就是只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是一种半独立形态。当时的总统还是黎元洪，西南方面的“自主”可以理解为“反段不反黎”。后来，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西南方面对外仍宣称“自主”，只是内容改为“反段不反冯”。

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后，以“再造共和”英雄自居，想放开手脚对西南大动干戈，一举荡平反抗势力，实现北洋派的天下一统。在段祺瑞的如意算盘里，如果能够在自己的手里武力统一天下，就等于实现了袁世凯未曾实现的目标，北洋派的第一把交椅毫无疑问就要姓段了。为此，段祺瑞谋划很深。他的用兵计划是：准备由四川进攻云南和贵州，由湖南进攻广东和广西。特别是湖南，距离北洋派的占领区最近，湘军实力又不强，是个理想的用兵地带。段祺瑞打算由湖北、江西两路夹攻湖南，派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就是执行他武力进攻湖南的第一步。

冯国璋对于西南却另有打算。什么打算呢？(www.daowen.com)

冯国璋与南方反袁、反段势力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我们前面讲府院冲突时，曾讲到过一个叫孙洪伊的人，他是坚定的反袁派，也是坚定的反段派。当年孙洪伊反对袁世凯称帝，遭袁世凯通缉，由北京逃到南京。冯国璋与孙洪伊见面时，向其出示了一张纸，是袁世凯要冯国璋严密查捉孙洪伊的电报。孙洪伊有些紧张，问冯国璋是不是要将自己捉起来押解北京？冯国璋笑了笑说，如果我要捉你，就不会让你看电报了。如今南京也不安全，你还是到上海躲躲吧。孙洪伊同意后，冯国璋即命卫队护送孙洪伊去上海，还赠送了一大笔生活费。袁世凯死后，孙洪伊进京入阁做总长，在国会中积极活动，使冯国璋顺利当选为副总统。再后来，孙洪伊受段祺瑞威胁，在北京住不下去了，又来到南京，冯国璋将其保护下来。张勋复辟被平定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已居住上海的孙洪伊南下广州参加护法，冯国璋与他仍有联络。还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张勋复辟时逃到上海，段祺瑞进京第二次组阁后他欲南下广州参加护法，冯国璋听说后几次派人到上海劝他不要去广州，还说自己赞同约法，也不反对恢复国会，将来时机到了，可在南京召集国会，并送给吴景濂若干经费。冯国璋的话让吴景濂有些动心，当下与冯国璋派来的使者约定，如果冯国璋能够摆脱段祺瑞政府，不去北京做总统，吴景濂可动员部分国会议员不赴广州。这也是冯国璋在护法运动初期，对于是否进京一度犹豫的重要原因。虽然后来吴景濂与冯国璋都未能履行约定，但冯国璋北上之前还特别叮嘱其接替者李纯及江苏省交涉员温世珍说，务必与西南方面密切联系。冯国璋当时的想法是，自己的副总统是国会选举出来的，黎元洪退位由自己代理总统，也是依据《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护法运动与自己的实际利益并无根本冲突，南方反对的主要对象是段祺瑞。如果让段祺瑞如愿以偿，把西南数省搞到手，天下就是段祺瑞及其皖系的了。到那时候，自己这个总统就要靠边站。为了与段祺瑞争夺北洋派第一把交椅，他一定要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与段祺瑞斗一斗，不能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谋得逞。

冯国璋竭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讨伐西南计划，但他是北洋政府总统，站在北洋政府的立场讲，他也不大可能赞成西南方面的“自主”与“半自主”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在广东开展护法运动，而且宣称要组织与北洋政府对立的护法军政府，他更不能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因为这里有一个“汉贼不两立”的问题。这就使得冯国璋与段祺瑞在对待西南的问题上，有合作也有冲突，合作常在表面，冲突则大多遮遮掩掩。

8月6日，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的命令由冯国璋发表，段祺瑞联署。如前所讲，这道命令实际上代表了段祺瑞的利益诉求，是冯国璋、段祺瑞二人背后交易的结果。命令发表后，立即招致西南方面的激烈反对。此时湖南督军尚无专人，由湖南省省长谭延闿兼任。谭延闿，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为清咸丰年间进士，官至两广总督。谭延闿少时聪颖好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911年武昌起义后，谭延闿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部长，后任湖南都督。民国元年（1912）加入国民党，次年参加反袁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撤去都督职务。袁世凯称帝，谭延闿参加护国运动。袁世凯死后，谭延闿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经过多年经营，谭延闿在湖南颇有根基。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谭延闿提出“湘事还之湘人”的口号，后被概括为“湘人治湘”。谭延闿是湖南人，“湘人治湘”对他显然是有利的。

谭延闿所提“湘人治湘”口号在湖南已经深入人心。在北京的湖南上层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人对此也都表示赞成，反对北洋军进入湖南。西南要员陆荣廷、唐继尧等人也都赞成利用“湘人治湘”这个口号，维持湖南现状，反对北洋军对西南动武。段祺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让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的。他之所以选中傅良佐，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傅良佐的原籍在湖南乾城，由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可以堵一堵谭延闿的“湘人治湘”之口。但在湖南人眼里，傅良佐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一口北方话，做的是北洋的官，多年追随段祺瑞，还是段祺瑞的小舅子，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算是“湘人”。

傅良佐的湖南督军任命颁布之前，外界已经频传段祺瑞有任命新的湖南督军的消息。为此，桂系首领陆荣廷曾急电冯国璋，请求在三年之内不更动西南各省军民长官。冯国璋当时还在南京，对于是否进京担任总统尚在犹豫中，曾回电陆荣廷表示同意。

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的命令发表后，谭延闿首先坐不住了，他飞电向陆荣延告急，陆荣延再急电冯国璋，请冯国璋设法收回成命，并提出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带，维持湖南现状，以保障南北和平。陆荣廷的来电让冯国璋感到为难，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湖南、四川两省交换了江苏、江西，曾经给陆荣廷的诺言已无法兑现。无奈之下，他把陆荣廷的电报转给段祺瑞。那段祺瑞怎么答复呢？

段祺瑞坚持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实际上是要借机对湖南用兵，并以湖南为突破口，进而直捣广东。为此，他自然不会答应陆荣廷的要求。收到冯国璋转来的陆荣廷的电报后，他以国务院的名义代为回答说：“谭省长清亮淑慎，勤政爱民，惟军旅非所素娴，故以民事专畀。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为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计，为组安计，皆以专为民事为宜。”以上电文中所说“组安”，是指谭延闿，字组安。电文的意思是说，谭延闿身为文人，不适合兼任督军。电文又说：“湘省易帅，良非得已。以傅易谭，盖亦几经审慎：傅本湘人，感情素通，断不至因更调而生携贰。明令早颁，势难反汗。”意思是说，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是几经权衡后的必要人事变更，而且傅本湘人，令傅为湖南督军，与“湘人治湘”并无冲突，再说任命书已经明令发表，断无朝令夕改的道理。从这份电报中还可以看出，段祺瑞虽然打定主意要对西南动武，但在言语之间并不说透，他把任命傅良佐做湖南督军说成是“为事择人”，而且说此种安排是“良非得已”。

陆荣廷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知道湖南问题单凭口舌之争已经无济于事，便示意湖南方面采取武力反抗，表示自己愿意予以实力援助。有了陆荣廷的表态，谭延闿在长沙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准备抵抗北洋军的武力进攻，同时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

8月26日，傅良佐由北京动身南下。行前在北京发表所谓“治湘三大方针”：第一，湘人治湘；第二，军民分治；第三，不带北兵入湘。这三大方针中，第一条明为呼应谭延闿，实际上是强调他入主湖南的合法性，因为他本人就是湖南人。第二条是给谭延闿吃颗定心丸，表明他做督军并不干涉谭省长的民政。第三条则是给湖南人的一种承诺，表明自己就任湖南督军，并不意味着北洋军武力占领湖南。从以上“三大方针”也可看出，傅良佐不愧是段祺瑞的心腹，确实得了段祺瑞之真传。他此番去湖南，就是要对湖南的反段势力用兵，但话里话外遮遮掩掩。

在傅良佐的“三大方针”中，第三条最为关键，同时也被认为最靠不住。因为当年护国军起，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任湖南都督，汤芗铭也曾承诺不带北兵入湘，但随后便自食其言，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湖南。只是后来袁世凯称帝，汤芗铭反水，北洋军在湖南并未得势。如今，傅良佐故技重演，湖南人还怎么能相信他！果然，傅良佐关于不带北兵入湘的承诺余音尚在，驻扎保定的北洋军第二十师在师长范国璋的率领下要南下湖南的消息已经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傅良佐真的要率领大军打进湖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