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逆战争结束后，冯国璋在南京发表通电，表示愿将所代理之总统职权奉还黎大总统，云南、两广、江西、湖北等地方官员也发电促请黎元洪复职。对这些通电，黎元洪一概不予回复。因为在此期间，反对他复职的也大有人在。如7月18日，沪上报纸刊登了国会议员张大昕、张伯烈、刘成禺、胡祖舜等人发给黎元洪的一封电报，劝他：“为国人留体面，勿复职，天下谓公尚知耻。”这几名议员以前曾是黎元洪的积极拥护者，如今对他给予如此不客气的指责，这就使黎元洪认识到，复任总统之路万不可行。23日，黎元洪特对“某要人”发表谈话说：“余今已决定，俟大局平定之后，或出洋游历，或归省倡办实业。无论如何，断难重行登台。”

黎元洪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何时能够离开北京。住院期间，法国公使曾专程到医院对他表示慰问并问及复职之事，黎元洪坚决否认自己有复职的打算，表示：“余决计避贤，不与国事。”但是即令如此，段祺瑞仍对其疑忌重重，不仅派人在医院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对他的亲信也暗中密查，同时不吝金钱，千方百计地收买拉拢黎元洪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此一来，黎元洪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谈及出京事，几乎泣下沾襟。

为了早日离开北京脱离苦海，他多次向湖北同乡汤化龙和张国淦求助，这两人都与段祺瑞走动颇密，汤、张二人听过黎元洪的陈述后说，现在向段祺瑞提出离京请求没有用处，因为段祺瑞肯定不希望黎元洪脱离自己的控制。但是如果冯国璋将来进了北京，局面就会有所不同。假使冯国璋在北京做了总统，自然不喜欢旁边还住着一个前总统。到了那时，再去求助于冯国璋，问题或许就容易解决了。黎元洪听了二人的分析，觉得言之有理，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他先是派人到天津找好了房子，让家眷先离开北京去天津住下，自己则继续住在法国医院里，静待冯国璋进京。

再说冯国璋那边。冯国璋于7月6日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时下令免去李经羲的国务总理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实，此前黎元洪已经有了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总统令，冯国璋等于给段祺瑞加了个“双保险”。冯国璋当时就任的是代理大总统职务，对于能够代理多长时间抑或长期代理下去，冯国璋自己也不是很有底。至于今后是否进京当总统，更是来不及多作考虑。

当时冯、段两派内部对此问题也看法不一。徐树铮、丁士源一派力主段祺瑞自行代摄总统，担心冯国璋手握兵权，再加上总统名义，比黎元洪更难对付。但张国淦等人却认为，从法理上讲，大总统因事故不能行使职权，方可由副总统代理。现在讨逆战争结束，黎元洪已经可以走出东交民巷行使职权。而且，即使黎元洪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干，也应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无论如何总不能名不正言不顺地由段祺瑞自行代摄。段祺瑞本人也感到由自己代摄总统有些不合法理，但对黎元洪复职又有所顾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直隶督军曹锟等北洋将领已纷纷发出通电，呈请“代总统进京执行职权”，倪嗣冲在电报则直呼冯国璋为“我大总统”，称黎元洪为“前大总统”。这些地方军阀的瞎起哄弄得段祺瑞有些骑虎难下，担心因总统问题悬而不决在北洋派内部引起事端，便决心迎冯国璋北上。15日，段祺瑞派司法总长林长民赴南京，敦促冯国璋迅速北上就职。

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梁启超的朋友。段祺瑞之所以派他赴南京，是因为他曾在冯国璋的副总统府里做过秘书长，与冯国璋过从密切，他的话冯国璋可能听得进去。林长民到南京后给冯国璋做了番工作。紧接着，段祺瑞又致电冯国璋，促其进京。

对于是否北上赴任，冯国璋尚在犹豫中。他知道北京是皖系的势力范围，他的势力范围在南京及长江下游。他身边的人对此意见也不统一。夫人周砥和女婿陈之骥等人认为，冯国璋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南京和自己的军队，去北京做空头大总统；而参谋长师景云等人则认为，目前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正是冯国璋扩大权势的大好机会。两种意见都说得头头是道，冯国璋听了不断点头，但究竟该怎么办，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长民来到南京，代表段祺瑞迎接冯国璋进京就职。紧接着，段祺瑞催促冯国璋进京的电报也到了。考虑到黎元洪坚拒复职在前，段祺瑞来人来电催促在后，冯国璋答应进京就职，并初步决定于7月26日启程北上。

再说段祺瑞那边。通过平定张勋复辟，段祺瑞便以所谓“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而段祺瑞之所谓“再造共和”，并非要恢复原有的民国，而是要依据自己的意志“再造”一个民国。具体些讲，就是要“再造”一个国会。

在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中，段祺瑞把国会视为眼中钉，这次上台后便不肯恢复旧国会。他手下的人还替他编了一套理由，说国会在张勋复辟前已由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命令解散了，此时断无恢复之理。但是民国又不能没有国会，那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在旧国会已经解散，新国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可以召集一个临时参议院来代行国会的立法权。这是仿效民国初期的做法，即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曾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按照段祺瑞这班谋士的说法，今天讨平张勋复辟，情况类似于民国刚成立时，已经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该再召集，只能由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再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段祺瑞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废弃他所憎恨的旧国会，又可以由他控制下的各省军政长官推选代表筹办临时参议院。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他能够驾驭得了的“新国会”。这当然是段祺瑞求之不得的了。

7月20日，段氏内阁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了召集临时参议院的决定，并推举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段氏内阁的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国民党人则坚决反对，孙中山在广东领导开展了“护法运动”，就是拥护《临时约法》，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在护法运动中，西南各省陆续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与此同时，西南各省还明确表示拥护黎元洪复职，反对冯国璋代理总统。

7月21日，冯国璋在南京接到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电报，劝他“暂缓就大总统职，仍请黄陂复位”。陆荣廷电报中所说的“黄陂”，就是指黎元洪，因为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时人便常称其为“黎黄陂”。陆荣廷其人我们在前面已多次讲到过，是当年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的这通电报让冯国璋对于北上就职一事又有些退缩。23日，也就是在接到陆荣廷电报的两天之后，冯国璋对外发表通电，宣布：“予即日起，依法停止代行大总统职权，仍领江苏督军事。”至于去北京就职的事，当然也就不再提了。(www.daowen.com)

冯国璋关于“依法停止代行大总统职权”的电报刚刚发出，段祺瑞派靳云鹏等人迎接冯代总统进京之专车已到达浦口。靳云鹏其人我们前面也多次讲到过，他是段祺瑞的铁杆亲信，带来了段祺瑞的“肺腑之言”。

靳云鹏在南京与冯国璋作了长时间密谈。他从北洋派团体的共同利益出发，力劝冯代总统进京就职。他还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此次组阁，一定服从冯代总统的命令，并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语力促冯、段合作。靳云鹏还对冯国璋密语道，今日北洋派只可进，不可退，西南各省的反对，不过是一部分人的主张，“万一决裂，即采用段总理之主张，以兵力对付之”。冯国璋当年劳神费力地谋得副总统职务，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弃副归正，如今机会来了，从本心讲他是不肯放弃的，前一天电报里所说的“依法停止代行大总统职权”，其实是言不由衷，或者也包含有试探各方反应的意味。如今经过与靳云鹏的一番谋划，他又变了腔调，答应北上就职做总统。

冯国璋答应归答应，原有的顾虑并未消除。为了在北上后继续保住江苏的地盘，他向段祺瑞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所遗的江苏督军职务；二是提升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接替李纯在江西的职务。李纯、陈光远，再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洋系中都属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这是冯国璋在长江流域布置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步骤。段祺瑞原想以自己的心腹段芝贵接手冯国璋北上后所遗下的江苏督军空缺，但为了先稳住大局，只好答应了冯国璋的条件。当然，段祺瑞也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是任命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二是任命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三是任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这三个条件让冯国璋很不舒服，特别是段祺瑞让自己的亲信担任湖南督军、四川查办使，明显有对西南用兵的意味，这是冯国璋大不赞成的事。但在当时为了双方的合作大局，冯国璋也答应了段祺瑞的条件。为了防止自己进京后受制于人，冯国璋又将长期跟随自己的禁卫军扩大为两个师，以刘询任第十五师师长兼“总统拱卫军”总司令移驻北京，以王廷桢任第十六师师长留守南京，与江西调至南京的齐燮元师作为巩固江苏地盘的两支主力军。

7月29日，冯国璋对外发表通电，宣称：“兹定于三十一日早自宁出发，至京后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这道电文很有意思，他明明是要进京做总统了，却说什么要亲自进京劝说黎元洪复职，这文字游戏也真算是做到家了。

7月31日，冯国璋率第十五师师部及随从人员参谋长师景云、军务处长熊炳奇、军需总监张燮元等人北上。动身前，他特别安排继任江苏督军李纯及南京交涉署交涉员温世珍与英国驻南京领事和西南桂滇等省保持密切联系。这说明，冯国璋是怀着对段氏集团的重重戒心离开南京的。

8月1日中午，冯国璋乘坐的专车驶进北京。由于他此前曾在电报中讲，至京后要亲造黄陂寓邸，当天上午10时，新任内务总长、黎元洪的湖北同乡汤化龙打电话通知黎元洪，说冯国璋代总统的专车将于中午12时抵京，建议黎元洪回东厂胡同私宅等待与冯国璋会面。黎元洪接电后即回到东厂胡同私宅。

8月1日12时，冯国璋的专车驶抵北京，受到段祺瑞等军政要人及各国驻华使节的热烈欢迎。冯国璋接见文武官员及外国使节后，即在总统府侍从武官荫昌陪同下面谒黎元洪。下午1时，冯国璋来到黎宅。由于黎元洪的家眷都去了天津，整个宅院里只有黎元洪一人。为招待冯国璋，黎元洪于室内点燃一个小火炉，亲自烹茶待客。二人秘密谈话约25分钟。据黎元洪的亲信事后转述，冯国璋首先陈明自己此前不得已代行总统职权之苦衷，并说段总理主持国务，大局渐定，“务请黎公速行复职，以孚海内之望”。黎元洪当然知道冯国璋是在演戏说官腔，便诚意表示国事至此，方深自引咎，前既再三声明，断无再行复职之理。冯国璋得到了满意回复，算是吃了定心丸。两人又聊了几句闲话，冯国璋便起身告辞。

冯国璋从黎宅告辞后，即入公府大堂接受觐贺。当晚，又发表长篇通电，通告黎元洪坚不复职，自己“不得已准据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此前他虽曾通电宣布就任代理总统职务，但那时的通电只是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元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当时他在南京，讨逆军事都是段祺瑞一人在调度指挥，他只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象征。如今，他进了北京城，占据了总统府，可以正常行使总统职权了。之所以还要称“代理”，是因为总统需要经国会选举产生，副总统“扶正”也要经国会确认，而国会在张勋进京前已经被黎元洪强令解散了，在新的国会产生之前，冯国璋的总统职务只能称为“代理”。

冯国璋告辞后，黎元洪仍回到法国医院继续“养病”。住院期间，财政总长梁启超曾由部提款10万元，亲送医院，作为黎元洪的医药费。黎元洪仍在做离京赴津的种种努力，段祺瑞仍是百般反对。8月4日，也就是在冯国璋通电宣布行使代理总统职务的同一天，段祺瑞通过内务总长汤化龙给黎元洪传话说：现南方党人仍欲拥戴阁下，以抗北京，“故请一时暂勿出京，以期避嫌”。段祺瑞还说，黎元洪倘若觉得医院久居不适，可回东厂胡同，或到西山疗养，政府负保护责任。黎元洪自然不肯接受段祺瑞的保护，便请汤化龙转告段祺瑞，说自己“尚有微疾正在医治，须俟告痊后再行移出”。他还托汤化龙向冯国璋转述自己欲离开北京，远离政坛的想法。冯国璋果然不愿意“两个总统”同住京城，听了汤化龙的转述后，表示对黎元洪的理解与同情。有了冯国璋的表态，段祺瑞确实不好再加阻止，便责成汤化龙担保黎元洪出京后不从事政治活动，不南下。汤化龙将段祺瑞的意见转述给了黎元洪，黎元洪郑重表示：“驻津决不为政治行动，无论何人概屏不见。”有了黎元洪的这个表态，加上汤化龙的大包大揽，段祺瑞终于同意放黎元洪出京。

8月28日上午，黎元洪在为数不多的几名亲信陪同下，登上赴津专车。总统府侍从武官荫昌代表冯国璋，警察总监吴炳湘代表段祺瑞同车护送。当天的报纸刊登消息称：“黎黄陂自辞总统后，本拟赴津，因病不果行。兹闻黎公近日体已稍愈，拟于今日上午九时专车赴津，暂不他适。”尽管消息有真有假，但黎元洪离京赴津是真的。当天9时整，专车一声嘶鸣驶出车站，黎元洪终于离开了北京，暂时摆脱了段祺瑞的控制。黎元洪自民国五年（1916）6月7日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开始做总统，至此一共做了将近450天的总统。在有枪就有权的北洋政坛上，他由于手里没有兵马，做了总统也只是个盖印机器，只能当别人的傀儡。后来张勋带兵进京，他更是形同囚徒。如今卸职离京，对他来说，也真要算是一种解脱。

黎元洪到天津后，段祺瑞对他仍不放心，密令曹锟派人监视他的行动。那年秋天雨水多，9月13日，段祺瑞派王士珍赴津，说天津地势低洼易遭水灾，要迎黎前大总统回京“避水”。黎元洪自然不肯重入虎口，便托词说要在天津救济灾民，无暇分身，并请王士珍向段祺瑞转达了“四个不”：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王士珍将黎元洪的话对段祺瑞讲了，段祺瑞虽不满意，但也不好再说什么。

经历了一场复辟政变，总统问题至此大体告一段落。那么，对于在张勋拥戴下曾经再登宝座，重新“执政”的溥仪及其皇室成员该怎么处理？ 特别是对于此次复辟的罪魁祸首张勋又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