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在府学胡同段宅当面劝说段祺瑞让黎元洪复职继续做总统，他话音刚落，一个人就拿着手枪从段祺瑞身后跑了出来，嘴里喊着：“哪个敢替黎某人做说客，就以军法从事！”

说这话的是讨逆军总部的军法处长丁士源。他是段祺瑞的亲信，在刚刚结束的讨逆战争中出力不少，自以为立了功，便敢于在段祺瑞面前大喊大叫。当然，他能做的也只是喊叫而已，真要开枪把张国淦这样的民国要员杀了，他恐怕还没有那个胆量。段祺瑞见他喊得凶，朝他摆了摆手，他也就退回去了。

以前张国淦曾在黎元洪面前建议慎重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掏出手枪来，厉声骂他是段祺瑞的说客；现在段祺瑞的幕僚又骂他是黎元洪的说客，弄得他两边不能做人。对此，张国淦只能报以苦笑。

段祺瑞处在两难选择中，要么让黎元洪恢复总统职务，要么将冯国璋扶正做总统，二者都不是他理想的选择。从内心来讲，他并不主张迎接冯国璋到北京做总统。他深切了解到，冯国璋的野心大，手中有兵权，在北洋派中拥有不少喽啰。如果让冯国璋做了总统，肯定比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更难对付。返京之前，他在天津曾与幕僚们秘密讨论过，拟于到达北京后，授意北方各省督军通电拥戴徐世昌为临时总统，由他本人出面组织一个临时政府，等过段时间召集新国会后再选举徐世昌为正式总统。他认为，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地位超过冯国璋，容易得到北洋派的拥戴。而且徐世昌是个文人，容易控制。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套计划，一些没有摸到底细的督军就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冯代总统，吁请冯国璋到北京代行总统职权。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段祺瑞再出面阻止冯国璋出任总统，可能会引起北洋派的分裂而使西南各省有隙可乘。当然，如果让黎元洪复职就可以拒绝冯国璋进京做总统，可是段祺瑞对黎元洪已恨至极点，不愿再把黎元洪摆在自己的头顶上。段祺瑞又转过来一想，当下既然是采取责任内阁制，谁来做总统，都会处于没有实权的地位。把冯国璋调到北京来当总统，比让他在南方有兵权、有地盘，能够遣将调兵，反倒更容易对付些。这样一想，他便决定迎冯国璋进京做总统。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当张国淦劝他让黎元洪复职做总统时，他就显得有些不耐烦。

段祺瑞决定由冯国璋进京做总统，无疑正中冯国璋的下怀。而黎元洪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总统职务吗？

当时黎元洪仍住在日本公使馆里，他是在张勋策动的复辟活动中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躲进日本公使馆的，如今张勋复辟已经平息，理当由中国政府派人到日本公使馆中接他出来。在此局面下，张国淦劝段祺瑞在礼貌上对黎元洪要有所表示。他的理由是：“你今天的国务总理，仍是他所任命，他现在还在日本领事馆中，理应接他出来。”段祺瑞采纳了张国淦的建议，第二天上午即动身亲赴日本公使馆。他先是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对其在混乱局面中保护中国总统安全表示谢意，然后又上楼拜见黎元洪。段祺瑞向黎大总统略述了讨逆进军的情形，并称：“今兹幸叨总统威福，得不数日即平大乱。”话说得很恭顺，但神色颇显傲慢，而且语含讥讽。对此黎元洪也不能过于计较。今非昔比，如今段祺瑞是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北京，而黎元洪仿佛又成了高级俘虏。段祺瑞请黎元洪即日出日本公使馆回公府，也就是让他再回总统府继续做大总统。黎元洪知道这绝非段祺瑞之本意，连忙表示：“我已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今天决不能再回公府。”段祺瑞也不再坚持。当天下午，段祺瑞派江朝宗等人将黎元洪接出日本公使馆。黎元洪没有去总统府，而是径直回到东厂胡同私宅。据当时的报章报道：“江朝宗以汽车一辆、卫兵数人，送至东厂胡同私宅。”场面很是清冷。

对于沸沸扬扬的总统权位之争，此时的黎元洪又是另有一番心态。从府院矛盾到宣战风波，从解散国会到张勋复辟，一次次的政潮恶浪让黎元洪吃尽了苦头，也使他感到心力交瘁。他算是真正领教了北洋军阀的厉害，懂得了无将无兵在政坛根本无法立足。他在与段祺瑞的政治斗争中步步失算，最后竟落到引狼入室、与虎谋皮的地步，乃至被迫解散国会，直接导致了清室复辟。这中间虽然每次事变都是由北洋军阀所促成，但每次又无不是借黎元洪之手，于情或有可原，于理则无以自解。在府院对峙、黎元洪尚有凭借的时候，段祺瑞就对他横眉冷对，黎元洪已经感到不堪忍受，如今黎元洪已经形同俘虏，而段祺瑞则挟讨平叛逆之余威，气焰不可一世。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黎元洪仍厚着脸皮留任总统，将来在政坛上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黎元洪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而且黎元洪也清楚地知道，不仅段祺瑞一派反对他留任总统，就是反段派也只是把他留任问题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如果他当真留任做了总统，这些人也未必真能给他以实际支持。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对于外面关于“冬电”真伪，以及印信风波，他都装聋作哑，既不出面澄清，也不公开表态。

7月14日，黎元洪由日本公使馆返回东厂胡同的当天，便接连对外发表两通电报，表示决不复任总统。一通电报简短，只说自己已移居东厂胡同，“拟即赴津养疴，此次因故去职，负疚孔多，以后息影家园，不闻政治。”另一通长电用语沉痛，自责严切，而且很煽情。电报先是说外界近来颇有流言，说总统欲复职。然后亮明观点，说“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既有复任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表示自己绝无复职的道理。同时，他把下令解散国会、电召张勋进京以及自己逃往日本公使馆等“愆尤”列为引咎辞职的理由。这份长电由其“文胆”饶汉祥捉笔写成，措辞极为沉痛，对自己无一句开脱，对左右无一句怨言。他把讨伐叛逆、恢复民国归功于冯国璋和段祺瑞；对参与叛逆的北洋将领和地方军政官员则曲加原谅，称他们的行为系“爱国之忱”；对于西南各省，则劝其保持统一，勿为“兄弟阋墙之事”。黎元洪的这通长电发表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他身处困境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当然，他没有为自己的过失辩护，也确曾博得不少人的同情。

黎元洪在电报中讲，他不打算复任总统了，而是想到天津去养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段祺瑞的同意，他事实上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而段祺瑞顾忌到南方各省正试图利用黎元洪的影响与北洋派对抗，而且程璧光、林葆怿派来的两艘军舰还停靠在秦皇岛码头等待迎接黎元洪去南方。鉴于现实的政治考量，段祺瑞既不同意让黎元洪复任总统，也不愿意放他去天津。所以，黎元洪只能待在东厂胡同的私宅，哪儿也去不了。

7月16日，也就是黎元洪由日本公使馆回到东厂胡同的第三天，黎宅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那天早上6时左右，黎元洪早晨起床后在自家花园散步。他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很早起床，起床后在自家花园散步。这天正在散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大汉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东张西望地朝他走来。黎元洪意识到来者不善，便蹑足轻声躲进花厅里。那人好像没有看到黎元洪，径直朝另一间花房走去。此时，黎宅的卫士听到动静，纷纷冲出来捉拿刺客。那人舞动着大刀与卫士搏斗，一连砍死三人，砍伤两人，可见身手不一般。此时黎宅警铃大作，那人飞步向外逃跑，卫队紧紧追赶。那人逃到东口小巷，被一名卫士从身后开枪打死。

随后，京师军警到东厂胡同黎宅查勘凶杀案，很快就查出了结果。凶手叫王得禄，山东曹州人，现任黎宅卫队排长。警察厅对外发表公报称，此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还说黎元洪的卫士曾在被火焚毁的张勋宅内抢东西，因分赃不匀，发生内讧，互相仇杀。公报又说，黎宅卫队共有三百余人，都是总统用私人名义招募来的。公报还特别强调，此案与政治无关。这份公报显然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既然是精神病患者，怎么可能长期留在黎元洪的总统卫队中，而且还当上了排长？再说，与同伙到张勋宅府内抢东西，后又因分赃不匀而互相仇杀，也不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为。至于公报中强调的“与政治无关”，更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www.daowen.com)

发生在黎元洪私宅的凶杀案，使人们又一次想起了京城几年前发生在蔡锷宅院的一件事。

那是在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秋天的一天清晨，居住在北京棉花胡同的蔡锷刚刚起床。突然，门口人声嘈杂，一个操着天津口音自称“刘排长”的人推门闯入，厉声说：“检查！”随后一伙人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倾箱倒柜地搜查了一番。结果是一无所获，一伙人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而去。后来执法处长雷震春向蔡锷解释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按照雷震春的说法，蔡锷的住宅原来是天津一位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交由一位姓福的亲戚代为管理。何仲璟还是袁世凯的亲家，即袁世凯的四儿媳是何仲璟的侄女。带人强行进院搜查的刘排长是何仲璟家的旧仆。宣统三年（1911），盐商何仲璟的姨太太曾派他携带一批珠宝细软寄存在此，托姓福的亲戚代为看管。事隔多年，何仲璟已死，何仲璟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刘某从军当了排长，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批珠宝细软。于是，便私自带兵前来搜查。没想到何仲璟的那位亲戚早不知去向，此处时为蔡锷将军所住。

雷震春的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何仲璟既然是袁世凯的亲家，刘排长就没有不知晓的道理，知道与袁大总统沾亲，一个排长怎敢公然带兵搜查？对此，人们普遍的解释是，袁世凯对蔡锷不放心，想利用突然搜查的方式，看有没有“违禁”的东西。好在蔡锷处世谨慎，刘排长无功而返。段祺瑞掌权以来，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比如，督军团、公民团之类，大多学着袁世凯的招数，如今黎元洪宅出了凶杀案，人们很自然地又想到了袁世凯曾经的做法，认定段祺瑞是这起凶杀案的幕后指使，一定是想通过此案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身份回到北京后，西南各省和全国的反段势力对于他的内阁总理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暗中怂恿张勋复辟，应当承担相应罪责。他们仍然拥戴黎元洪为合法总统，程璧光派出迎接黎元洪南下的两艘军舰还停泊在秦皇岛港口。在这样的局面下，段祺瑞即使已经把黎元洪控制在北京，仍然很不放心，担心黎元洪会与当年的蔡锷一样逃出北京。黎宅凶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字林报》所发电讯即认为：“黎总统私邸之骚扰，含有阻止总统前往秦皇岛转赴南方之恶意。”外间还有人传说，这场凶杀案是由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主使的。对此，黎元洪心里似乎也明白，但只能隐忍不发。

凶杀案发生后，黎元洪不敢留居东厂胡同私宅。他把张国淦找了来说：“现在怎么办？我变成下台总统，可是又走不了，像今天这种情形，我这条命早迟要断送了的。”张国淦说：“他们说凶手有精神病，是分赃不匀而互相杀戮，你就让他们这么说好了，既不能争辩，也不必声张，因为事情再闹僵了，你更没有出京的机会。”张国淦还劝黎元洪不妨先到法国医院住段时间。黎元洪听从了张国淦的劝说，在张国淦陪同下，来到法国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法国医院，本名叫圣米歇尔医院，因其为法国人开设，院内多为法国医生，北京人便称其为法国医院。医院位于北京东交民巷，院长贝熙业是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此人医术精湛，为人随和，与蔡元培、李石曾、梅兰芳等众多中国文化名人关系密切，也是京城军政高官信赖的医生。我们前面讲过，袁世凯临终前曾由一名法国医生给注射了一针强心剂，那名法国医生就是贝熙业。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等高官也经常找“贝医生”给看病问诊，因此，贝熙业在北京又被人戏称为“皇帝的医生”。法国医院有六十多张病床，不仅医疗设施齐备，食宿条件也属一流，医院的西餐在京城就很有名气。加上医院的法国背景，地方军警及各类黑社会组织不敢到这里捣乱，因而这家医院也成为一些军政高官躲清静、调养身体的理想场所。张勋复辟期间，黎元洪从总统府逃出，起初也是来到这家医院，但由于形势特殊、紧张，医院以没有住院手续为由，没让他进门。如今，黎元洪的私宅出了凶杀案，他不敢再在家里住，便由张国淦居间活动，躲进来“住院”休养。

黎元洪前脚进了法国医院，段祺瑞紧接着就派江朝宗去整顿黎元洪的总统卫队。江朝宗以黎大总统的卫队分子复杂为理由，解散了整个卫队，另派军警保护东厂胡同黎宅。如此一来，人们终于算是看出了点门道：黎宅发生凶杀案，段祺瑞倒不一定真想结果了黎元洪的性命，但通过此事暴露出黎宅卫队分子复杂，予以解散，再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军警，黎元洪便成为“笼中之雀”。

黎元洪住在法国医院里，他还看到了不少参与复辟活动的人也在此躲避，黎元洪不愿意与这班人为伍，他想去青岛“避暑”。但段祺瑞不答应，因为青岛就在海边，停泊在秦皇岛港口的两艘南方军舰很容易去青岛把黎元洪接走。段祺瑞提出请黎元洪住进团城以便进行周密的“保卫”，黎元洪又觉得难以接受。

北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团城，位于北海南门西侧，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小城堡。诚如段祺瑞所言，团城确实易于进行周密保卫。不过黎元洪心里明白，自己如果住进团城，就如同住在瀛台的光绪皇帝一样，真的成了段祺瑞的俘虏，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只好在法国医院继续“养病”。

在黎元洪离开日本公使馆回到东厂胡同私宅的那天，冯国璋在南京发表通电，表示愿“以国璋代理之职奉还黎大总统”。黎元洪在法国医院居住期间，陆续收到各省要求他复职的通电，至20日，已有云南唐继尧、两广陆荣廷、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湖南谭延闿、吉林孟恩远、河南赵倜、新疆杨增新等十八位地方大员发表通电，热切要求黎元洪复职。

那么，面对着冯国璋的“谦让”和各省地方大员的劝进，黎元洪将如何答复呢？他会重新出山就任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