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以外交总长的身份在上海亮相发声，引起段祺瑞、冯国璋的极大不满。两人合作补行了免除伍廷芳外交总长的法律手续，又通过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给伍廷芳施加压力，还逼朱兆莘不准伍廷芳借用江苏省交涉公署的场地办公，所有这些都相当于给伍廷芳来了个釜底抽薪。

其实，即使没有段祺瑞、冯国璋的釜底抽薪，伍廷芳也很难在上海办理真正的外交事务。因为在责任内阁制的政府运作中，重大外交事项需经国务会议讨论，议决事项由外交总长拟定文件，加盖印信，由国务总理签字，加盖国务院印章，再交总统签字盖印，最后由国会批准生效。而伍廷芳在上海只是借用交涉署的场地临时办公，根本没有国务会议，更不要说总统盖印、国会批准了。所以尽管他通电各国驻华公使，宣布一切外交事务均由他负责办理，但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因为各驻华公使也知道，他一个“光杆外长”，拿什么来办理外交事务。

既办不成外交，又面临着段祺瑞、冯国璋的双重压力，伍廷芳无奈，只得致电江苏省省长齐耀林说：既然民国外交有人承办，自己正好“乐得卸肩”。随后即委托朱兆莘将外交总长印信送往天津。

程璧光、伍廷芳的“总长风波”至此告一段落。这场风波其实并非总长职务之争，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程璧光、伍廷芳均非贪恋官位之人，当初段祺瑞主使“公民团”大闹国会后，二人愤然辞职就说明他们并不看重官位。他们以总长的名义在上海亮相发声，并不是在争总长的官位，而是在表明一种态度：支持由黎元洪继续担任总统。二人都声称是奉黎元洪总统之令来上海主持相关部务；都认为在张勋拥戴清室复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后，黎元洪仍是合法的民国大总统；都主张平定叛逆后，仍应由黎元洪继续行使总统职权。而这也恰恰是当时国内各方势力博弈的焦点。

讨逆战事结束后，在国内千头万绪的混乱局面中，最急迫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做总统的问题：是由黎元洪继续做总统，还是将代总统“扶正”，让冯国璋担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各派势力争吵激烈，西南各省和原国会、内阁中拥护黎元洪反对段祺瑞的人们主张应由黎元洪继续担任总统，程璧光、伍廷芳就是持这种主张的人；而北京政府中的北洋派代表和北方的各省督军则主张应由代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

前面讲过，张勋拥戴溥仪复位后，黎元洪于7月2日派总统府秘书覃寿衡到天津发出由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电文讲，根据约法第四十二条及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的规定，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务。为什么去天津发报呢？因为北京的电报局已经被张勋派兵看管住了，黎元洪的电报在北京发不出去，所以要派人去天津发报。当年发电报，每天都有一个日期代码，7月2日的电报代码为“冬”字，所以黎元洪的这通电报又被称为“冬电”。主张由冯国璋就任总统的人据此认为，“冬电”出自黎元洪的自由意志，冯国璋取得总统地位既合法，又合情合理。但主张由黎元洪继续担任总统的人则提出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冬电只是请冯副总统“暂在军署代行大总统职务”，并没有请他长期代行下去。意思是说，黎大总统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授权冯副总统暂代职权，一旦黎大总统恢复自由，当然要复任总统，冯副总统的代行资格也应随之消失。

在双方的激烈争执中，还有人对于冬电的真伪提出质疑，认为冬电是北洋派伪造的，因为在冬电发表不久，7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大报相继刊登出黎元洪的另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根本没有请冯国璋代理总统那样的话。电文先是扼要叙述了黎元洪为何请张勋进京调停，张勋如何逼迫解散国会乃至扶植清室复辟的过程，然后写道：“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意思是说，他原本有引咎辞职的打算，但不幸出了张勋复辟的事，他唯有起身捍卫共和国体，不敢懈怠。这份电报据说是黎元洪拟好文稿后，派亲信金永炎到上海发出的。之所以要到上海发报，也是因为北京电报局被张勋的辫子兵把守发不出去。这与黎元洪拟好电文派覃寿衡到天津发报是一样的道理。但问题是，上海报纸登出的这份电报与天津的“冬电”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没有提授权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而是强调自己要起身捍卫共和国体。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不同，所以有人就据此认定，“冬电”是假的，是北洋派伪造的，在上海发表的这份电报才是真正体现了黎元洪的本意。黎元洪根本没有授权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打垮张勋的辫子军之后，由黎元洪继续做大总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马上有人提出反驳意见，说“冬电”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金永炎在上海发出的电报才是伪造的。这些人还说，金永炎从来都是在黎元洪身边的一个搬弄是非、无中生有的阴谋家和说谎者。

两份电报，发报人是同一个人，但内容迥异，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同寻常。于是人们认定，其中必定有一份真，一份假。但究竟哪个真哪个假，立场对立的人们，观点也就对立。

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既然两份电报都声称是黎元洪所拟，黎元洪人在北京，一问就清楚了。再说，让覃寿衡、金永炎两人出示一下黎元洪所拟电文原稿也可以确定谁是谁非。但当时两派人物只热衷于争论，谁也不肯下功夫做这种求真求实的工作。

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两份电报究竟谁真谁假？

事情原本很简单。张勋拥戴清室复辟的头一天，也就是7月1日，黎元洪就清室复辟事件拟了三份电报稿，派金永炎去上海发出。金永炎这人我们以前多次讲到过，他是黎元洪的湖北黄陂同乡，是黎元洪的铁杆亲信，所以黎元洪要把重要的文电交他去上海发出。什么电报呢？第一通电报讲，张勋在北京实行复辟，自己身为总统严词拒绝，誓不承认；第二通电报讲，闻清帝上谕中有元洪奏请归政大清等语，完全是无中生有；第三通就是前面提到的由上海报纸刊登出的电报。当时黎元洪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向全国表明自己反对清室复辟的态度，也包含着号召全国各界反对复辟的用意，但究竟该怎样处理此事，他还没有成熟想法，当然就不会有授权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话。

在7月1日这一天，黎元洪除了派金永炎去上海，还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去天津。关于夏寿康去天津的事，我们以前讲过，夏寿康在天津见到了张国淦，张国淦建议黎元洪授权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夏寿康认为事关重大，当天便返回北京，将张国淦的建议对黎元洪讲了，黎元洪经过思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次日派总统府秘书覃寿衡手持总统令及拟好的电文到天津发出。这便是“冬电”的由来。

由于天津距北京近，上海距北京远，那时的火车速度慢，由北京到上海要先走京津铁路，在天津换乘津浦铁路，再从浦口坐轮渡到南京换乘沪宁铁路，这才能到上海。所以金永炎虽然比覃寿衡早出发一天，到达目的地却比覃寿衡要晚几天。因此，金永炎的电报比覃寿衡的电报发出的时间晚几天也就不奇怪了。(www.daowen.com)

7月13日，总统府秘书厅将“冬电”重新补发了一遍，并于次日发表一道通电，说明除前一天重新补发之冬电外，黎大总统在此期间“并无印电、手谕 、任命状及特派专员之事”。按照总统府秘书厅的这个说法，“冬电”是真，其他电报是伪。但由于此时黎元洪尚在日本公使馆，总统府秘书厅实际控制在段祺瑞的手里，所以上述通电并不能平息争论。

除了两份电报的真假之争，在上海又发生了总统大印的争夺战，使得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场面更加混乱。

总统大印不是在总统府吗？怎么上海还会发生争夺总统大印的事？请耐心听我讲。

前面讲了金永炎到了上海。几天后，黎元洪的总统府军事顾问丁槐也到了上海。金永炎是带了黎元洪亲拟的电报稿来上海，丁槐更厉害，他带了黎元洪交给的五枚大印！五枚大印分别是：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册封之玺、大总统印、海陆军大元帅印。这五枚大印象征着国家元首的权力与荣誉，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黎元洪干吗把五枚这么重要的大印交给丁槐呢？主要还是因为黎元洪已经身陷辫子军掌控之中，他要让冯国璋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就要将象征总统权力的大印交冯国璋使用。否则，冯国璋怎么代行总统职务呢？7月2日，黎元洪在亲拟的命冯国璋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务的电文中，就提到了这件事。黎元洪说：“目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险。现已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从这个电文中可见，黎元洪原本是想命人将印绶送到天津段祺瑞处，由段祺瑞设法转交给冯国璋。在同一天，黎元洪还拟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电文。电文中也说：“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这个电文的意思就更清楚了，黎元洪在拟定电文的时候，已经派人将总统印信送往天津。但不知为什么，丁槐却将总统的五枚大印带到了上海。合理的解释是，黎元洪命丁槐携大印秘密潜往天津，将大印交段祺瑞保管并相机转交冯国璋。但丁槐不赞成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决定，也不赞成让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所以便自作主张将大印带到了上海。

丁槐，字衡三，云南鹤庆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比黎元洪大了整整10岁。他先在云南任职，后参加中法战争，作战勇敢，屡建奇功，人称“飞将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的最高军事长官。中华民国成立后，获封陆军上将、奋威将军。蔡锷在京期间，他与蔡锷过从甚密。蔡锷逃离北京转赴云南的前夜，就是与丁槐、张绍曾等人在钱粮胡同聚寿堂通宵打牌，使袁世凯放松了警惕，从而在第二天成功逃离。丁槐是军界的老前辈，时人称其为“丁老前辈”。

丁老前辈此番携带五枚总统印信到达上海后，先是住在三洋泾桥一家叫“泰安栈”的旅馆里，旅馆不大，老板是黎元洪的湖北同乡。7月13日，丁槐对外发表谈话，否认黎大总统有“冬电”发表，说“冬电”是北洋派捏造的，并说黎大总统并未委托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只是在7月1日发布过任命冯国璋为“匡复军”司令，丁槐为副司令，张绍曾为参谋长的三份命令，此外再无其他命令或通电发表。

丁老前辈的话显然不可信。7月2日，黎元洪在授权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的同时，还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在电文中，黎元洪还特别声明：“在副总统未经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将处理国务的所有权力都授予了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可能再有任命冯国璋为“匡复军”司令的事，至于任命丁槐为“匡复军”副司令，张绍曾为参谋长，更是匪夷所思。甚至连所谓“匡复军”这样的名号，也没有在黎元洪的电文里出现过。

丁槐携带总统大印来到上海的消息，立刻传到冯国璋的耳中。冯国璋马上派副官长何绍贤到上海向丁老前辈索取总统印。丁老前辈与何副官长见面后，拒不交印，还给冯国璋写了封信，说印信是总统郑重托付保管，非亲见总统或总统的亲笔信函不能交还。丁槐还致电黎元洪说：“槐昨日莅申，信物先以保险到此。河间代行职权，自应转赍，惟未奉有证状，未便率尔授受。”电报中还问黎大总统是否南下莅宁，这实际上是要请黎元洪南下，与程璧光等人唱的是一个调子。丁槐还特别对黎元洪讲，若有亲笔信函，请由“外邮妥寄”。电报发出后不久，淞沪护军使署即转来一份黎元洪的回电，要丁槐即日将印信送京，汇交段，再转呈冯国璋。丁槐住的客栈不便接收电报，黎元洪的复电发给了上海的最高军事机关——淞沪护军使署。按说问题总该解决了吧，但丁老前辈接电后表示怀疑，称仍要等候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函。

丁槐的答复让冯国璋大为不满，他认定这位丁老前辈存心不想交出总统印信。此后，丁槐住在泰安栈屡次接到匿名恐吓信，同时发觉有人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他感到事态严重，出于安全起见，乃谢绝湖北老板挽留，由泰安栈搬到公共租界里的客利饭店居住。客利饭店位于江西路上，是外国人开的，那时中国军警不能在租界里捕人，绑匪绑票的事也比华界少些，丁老前辈觉得住在这里安全较有保障。

丁老前辈住在租界的饭店里整日不外出，自以为安全了。但没想到，7月20日夜半时分，英国会审公廨忽然派巡捕把他捉了去，并在房中搜出了被他视为宝贝的五枚大印。所谓会审公廨，就是设在租界内的审判机关。那么，租界里的审判机关为什么要捕捉丁老前辈呢？原来，丁老前辈拿着五枚总统大印不肯交给冯国璋，冯国璋便命令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与上海领事团交涉，说丁槐偷了中国政府的总统大印，正潜藏在公共租界里，请求引渡。上海领事团接受中国地方军政长官的要求，派巡捕将丁老前辈捉了起来，次日即引渡给淞沪护军使署，与人同时移交的还有那五枚总统大印。

丁老前辈被捕引渡后，被以盗印罪名押解北京候审，但抵京后并没有被起诉，因为说他盗窃总统大印并不准确，大印是总统亲手交给他的，他只是不肯交给冯国璋而已。所以，他被关了些天便释放了。当然，他藏匿的那五枚大印还是落入冯国璋之手。

我们再说段祺瑞这边的事。对于总统职务的安排，段祺瑞已经成竹在胸。他不善言辞，也不喜欢在政坛上与对手做口舌上的较量，他更喜欢靠实力说话。7月14日，段祺瑞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天津，回到北京。与他同车返京的还有汤化龙、张国淦等民国要员。当天在府学胡同段宅讨论关于由谁来做总统的问题，张国淦建议迎黎元洪复职。他只说了一句话，段祺瑞就沉下脸来咆哮着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还能和他共事？！”张国淦劝他冷静些，并说：“和他共事容易，换另一个人来当总统就很难了。他是一个赤手空拳，又受过挫折的人，今后当不会再闹意气。”张国淦的话委婉动听，段祺瑞倒是能听得进，不过他对于黎元洪免他总理职这一幕创痛甚深，并不肯接受张国淦的建议。这时，段祺瑞身后跑出一个拿手枪的人大声叫喊：“哪个敢替黎某人做说客，就以军法从事！”

这位拿着手枪大喊大叫的人是谁？他真的敢在段祺瑞面前开枪结果了张国淦的性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