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兵败被围，复辟活动大势已去，但张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态度强硬，坚持不让辫子军解除武装。

再说大清皇宫里面的事情。根据溥仪的回忆，讨逆战事开始以后，“大清帝国”前景堪忧，陈宝琛心急如焚。他与张勋商量后想出了“最后办法”，陈宝琛亲自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上谕”，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我们前面讲到，张勋复辟后在封疆大吏中，只授给了三人总督职务，除了张勋本人，另两位是两江总督冯国璋和两广总督陆荣廷。在第一批的任命诏书中，张作霖的职务是奉天巡抚，如今陈宝琛授予他“东三省总督”，确实属于破格提拔了。但问题是，先不说张作霖肯不肯带兵进京“勤王”，陈宝琛想要把这道“上谕”送到张作霖手里就不容易。“上谕”拟好后，盖上大清御玺，张勋派一个叫张海鹏的人火速送往奉天。结果，张海鹏刚出北京城，就被讨逆军拦住拿下，做了俘虏。

那些天紫禁城里面阴晴不定。给张作霖的“上谕”发出后，溥仪天天等着张作霖进京“勤王”的消息，但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送“上谕”的人已经做了俘虏，哪里会有什么“勤王”之兵？据溥仪回忆：“正当宫中乱成了一团的时候，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太妃那里，这时，外边的枪炮声也真没有了，这一来，大家全眉开眼笑了。太妃们赶紧到钦安殿真武大帝和关帝像前烧香。”

其实宫中的消息完全不靠谱，段祺瑞的军队并没有被打败，只是投鼠忌器，没有一鼓作气打进皇宫来。

张勋在兵败被围的时候，还敢于对讨逆军说“不”，拒绝解除辫子军武装，一方面固然是认定讨逆军将领大多是复辟活动的参与者，这些人做贼心虚，不可能对他采取严厉处置；另一方面也是看到北京城里有各国外交使馆，估计讨逆军会“投鼠忌器”，不敢用炮火攻城，也不敢打激烈的巷战。因此，从7月9日到11日，不论是段祺瑞派人游说，还是王士珍在内部晓以利害，张勋仍然一口咬定要带辫子军回徐州，其他的一概免谈。

鉴于张勋的不屈服、不合作态度， 11日晚间，段祺瑞决定武力攻城，具体计划是：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入城后继续向南河沿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师由永定门、庆安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12日拂晓，第三师开始进攻天坛。天坛是辫子军在北京城里最大的兵营，有三千辫子军驻守。在讨逆军并不很凌厉的攻势下，大部分辫子军挂起五色旗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退往南河沿张宅。东路讨逆军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讨逆军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全部被压迫到南河沿一隅。此时，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发出的一枚炮弹在张宅院中爆炸，张宅顿时火光冲天。讨逆军进入北京城后只用了这一发炮弹，而且命中了目标，引起辫子军的极大恐慌。张勋在两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坐上汽车逃往荷兰使馆躲避，残余的辫子军各奔东西，作鸟兽散，被剪掉的辫子扔得满街都是。

辫子军战败，张勋躲进荷兰使馆的消息很快传进紫禁城。这一天载沣来到养心殿，身后跟着陈宝琛。载沣是溥仪的父亲，晚清末期溥仪登基做皇帝时，载沣以摄政王身份主持朝政。辛亥革命后，载沣辞去摄政王职务，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中华民国成立后，载沣远离政治。这次溥仪复辟“亲政”，载沣一直未参与。如今复辟活动失败，他不得不出面帮着儿子收拾残局。跟在他身后的陈宝琛已经没有了几天前的亢奋，只是垂头丧气地递给溥仪一份《退位诏书》，溥仪看了眼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

讨逆军打败了辫子军，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位”没几天的溥仪再次“逊位”，但北京政坛却难以马上平静下来。因为旧的格局打破了，总统黎元洪躲进了日本使馆，冯国璋已经在南京宣誓代理总统，段祺瑞在天津建立了“临时国务院”，但内阁尚未及成立。而且国会已经被强行解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谁也说不清楚。

在讨逆战事尚在进行中的时候，参加讨逆的各派势力之间就已经纷争不断，最尖锐的斗争就发生在支持黎元洪的势力与支持段祺瑞的势力之间。冯国璋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发生的是两场“总长风波”。

曾任段祺瑞内阁海军总长的程璧光与黎元洪交情颇深。程璧光是老资格的海军将领，黎元洪在晚清供职水师时，曾是程璧光的下属。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极力推荐程璧光任海军总长。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虽然身为内阁阁员，却站在黎元洪一边反段。段祺瑞指使“公民团”大闹国会的事件发生后，程璧光与伍廷芳、张耀曾、谷钟秀等阁员同时辞职，拆了国务院的台，使段祺瑞成了“光杆总理”。程璧光辞去海军总长职务后，即离京抵沪。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3日，程璧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代表全体驻沪海陆军将士通电讨伐张勋。这以后，程璧光再也不提曾经辞职的事，重新以海军总长的身份在上海亮相发声。

程璧光和卢永祥讨张通电发表后的第二天，段祺瑞在天津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讨伐张勋通电。程璧光坚持拥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不承认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身份。他下令让代理海军总司令林葆怿派出“海容”“海琛”两艘军舰驶往北方，准备迎接黎元洪南下组织临时政府，反对敢于实行复辟政变的张勋和阴谋制造复辟政变的段祺瑞。程璧光为国民党籍内阁阁员，在上海的国民党人还曾致电日本公使，一方面感谢他们出面保护黎元洪大总统，另一方面告之已派军舰两艘赴秦皇岛，请日本公使“派人护送总统至秦皇岛，俾可登舰”。但日本公使并不买国民党人的账，回电答复说，京、津一带叛军很多，恐黎大总统出了使馆门，会遭遇外来暴力，难免会发生危险。说要等有了“万全之方，乃奉黎大总统出京”。如此一来，林葆怿的两艘军舰只能停在秦皇岛等候。据当时的报纸透露，日本公使曾向黎元洪说起过程璧光和林葆怿的计划，黎元洪对于日方的决定并未表示异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黎元洪虽然处处受北洋军阀挤压，但要让他到国民党人的地盘上去则有颇多顾虑。

程璧光以海军总长的名义在上海亮相发声，首先引起了段祺瑞的反感。因为段祺瑞已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正在与手下亲信谋划组建新内阁的事。上次段祺瑞组阁，原本不打算让程璧光入阁做海军总长，后经黎元洪推荐，段祺瑞才做出让步。此番段祺瑞要自己做主，当然不肯再让程璧光染指内阁。不过当时正是讨逆初期，他主要的精力放在讨伐辫子军上；再说新内阁尚未成立，对于程璧光在上海的活动他还有些顾不上。(www.daowen.com)

程璧光的电报及其在上海的亮相发声传到南京，冯国璋有些看不过去了。因为程璧光是代表驻沪海陆军将士对外发表通电，而且还要以上海作为讨逆基地，而当年上海属江苏省地面，冯国璋身兼江苏督军，对于程璧光在他的属地从事的军事活动，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他去电质问程璧光：既然已经辞职，为什么还以海军总长的身份对外发声？程璧光马上给冯国璋发了份复电，电文说：“海军直隶于大总统，本总长系奉大总统命令而来。” 当时，黎元洪辞职并请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的电报已经见报，但程璧光只字不提黎元洪辞职、请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的事，甚至还说：“大总统尚在，即大总统之号令未绝，不能认为全失自由。已派兵舰奉迎矣。”在言语之间，拥护黎元洪的立场十分明确。冯国璋不满意程璧光的答复，坚持认为程璧光已经不是海军总长，因为他已经提出辞呈并经黎元洪总统批准了，因此也就没有资格以海军总长的身份号令海军讨伐叛逆。

关于程璧光的海军总长资格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拥护段祺瑞的一派认为，程璧光在“公民团”大闹国会事件后主动辞职，李经羲内阁成立后，任命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按照这项任命，程璧光当然没资格以海军总长的名义对外发表通电。而支持黎元洪的一派则根本不提程璧光辞职的事，只是说，自从6月14日张勋进京起，北京就在辫子军的控制之中，总统已失去自由，李经羲内阁只是张勋夹袋中的一个傀儡工具，并不具有合法性。再说，程璧光根本没有就任海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职务由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兼任。因此，程璧光的海军总长资格仍然存在。

程璧光在海军将士中较有威信，此次宣称“奉大总统之命而来”，又在上海这个北洋派势力控制下的城市宣言讨逆，当然不是北洋派所能容忍的。不过当时张勋正在北京导演复辟丑剧，全国群情激愤，程璧光此时通电讨伐张勋，北洋派纵使心怀不满，也不好大张讨伐。冯国璋只是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浙江督军杨善德暗中联系，对程璧光和海军的行动给予密切监视。7月15日，段祺瑞在北京发表新的内阁成员名单，宣布刘冠雄任海军总长。22日，程璧光、林葆怿率所属舰队从上海南下广东，通电不承认北京政府。这场关于海军总长身份之争始告一段落。

程璧光的“总长风波”还未落幕，另一位段祺瑞内阁的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来到上海。伍廷芳曾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随后又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副署命令免去自己的代理国务总理职务。这也成为当时北京政坛的一个怪现象。6月14日，也就是在张勋进京的那一天，伍廷芳化装离开北京，去北戴河躲避，然后由北戴河乘太古洋行“奉天”号轮船于7月6日抵达上海。他乘坐的轮船尚航行在途中，上海一个叫“护国军后援会”的团体获知消息后，即在《申报》上刊登《欢迎伍博士旋沪之通告》，赞扬伍廷芳在代理国务总理期间保障共和、拒绝副署解散国会的总统令，号召上海各界届时前往码头迎接伍博士。7月6日当天，伍廷芳乘坐的“奉天”号轮船驶抵上海码头时，欢迎者人山人海，场面盛大。

伍廷芳是以外交总长的身份来到上海，随身还带来了“外交总长”印信。他乘船抵达上海的那天，江苏省交涉员朱兆莘到码头迎接，伍廷芳与他见面交谈后，便以上海的江苏省交涉署为临时办公处，并于7月7日对外发表通电，不承认“大清帝国”外交部的合法性，通告各国驻华公使，“仍与本总长直接办理所有国际上一切外交事宜及应行商办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江苏省交涉署”。这是一个什么机构？为什么伍廷芳要选这里作为自己的临时办公处呢？

交涉署，又称交涉员公署，是民国时期在边境省份、外国人集中侨居的城市和有租界的行政区内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外事、侨务、海关、出入境工作的机构。上海外国侨民多，租界面积大，外事工作千头万绪，江苏省交涉署就设在上海。伍廷芳以外交总长身份来到上海，交涉员公署具有外事工作性质，交涉员朱兆莘又很热心，事先命人将公署前面一处带楼面的五大间房子腾出。伍廷芳看了觉得满意，便将自己在上海的临时办公处选在这里。

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伍廷芳还致电冯国璋，告之自己已携带外交总长印信抵沪，如有外交上应行商办事件，请冯副总统“随时赐教”。此前一天，冯国璋已在南京宣布代理总统职务，但伍廷芳在电报中仍称冯国璋为“副总统”。次日，伍廷芳在接受《大陆报》记者采访时，预言张勋复辟必败，“不出数日将被逐出北京”。谈及讨逆后的北京政局，伍廷芳坚持认为：“黎元洪当然仍为总统。”还说：“黎总统之为人，除有时未能明察事理误听人言外，并无他错。”这些话，让冯国璋、段祺瑞听了，自然很不高兴。

伍廷芳以外交总长名义亮相发声的时候，段祺瑞已在天津就任国务总理，还在天津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对于伍廷芳在上海以外交总长的名义亮相发声，段祺瑞感到惊异和愤怒。他立刻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各界及各国驻华公使，否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资格，声明伍廷芳在上海所办理的外交事务一概视为无效，并请冯国璋就近予以制止。

冯国璋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出现一位谁都管不了的外交总长。他派副官何绍贤前往交涉，质疑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资格，但伍廷芳回答说，他本人的外交总长资格是无法否认的。在段祺瑞任总理期间，他虽提出辞呈，但被总统“留中不发”。后来李经羲组阁，还没有来得及任命外交总长，北京就出现了清室复辟。复辟后大清帝国设置的“外交部”及任命的“外交大臣”均属非法。所以伍廷芳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本人都是唯一合法的外交总长。在天津的段祺瑞也参与了这场辩驳，认为伍廷芳此前既然已经解除了自己代理国务总理的职务，同时也就解除了外交总长的本职。伍廷芳反驳说，自己的外交总长本职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过。我们前面介绍过，伍廷芳早年留学海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又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司法总长，是名副其实的法学权威，论起法理上的辩驳，冯国璋、段祺瑞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冯国璋不愿意与伍廷芳打这种笔墨官司，他派副官何绍贤手持自己的亲笔信，请伍廷芳去南京“共商国是”，或者经由南京北上天津，因为段祺瑞已经在天津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冯国璋的这个建议在法律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你既然是内阁阁员，就应当在国务院办公，应当参加国务会议。冯国璋在信函中称伍廷芳为“伍秩庸先生”而不称其为“伍总长”，明显带有不承认其为外交总长的意味。伍廷芳当然明白冯国璋的意思，他既不肯去南京，也不肯去天津，便敷衍说近日感冒，等身体好些了定当去南京当面聆听教诲。冯国璋说，你既然身体不好，就将印信交出来，外交总长由他人来做，伍廷芳也不肯交。

段祺瑞、冯国璋见伍廷芳既不肯北上天津，又不肯交出外交总长印信，便合演了一出“双簧”：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提议，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的身份批准免去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职务。他们还通过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给伍廷芳施加压力，想让伍廷芳离开上海；又通过江苏省省长齐耀林给江苏省交涉员朱兆莘下达指令，不准伍廷芳在他的交涉公署办公。所有这些，等于给伍廷芳来了个釜底抽薪。

面对着段祺瑞、冯国璋的釜底抽薪，伍廷芳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