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在以溥仪名义发布的一道道“圣旨”中，大行封赏，给复辟活动的有功人员和各类实权人物封官晋爵。

第一道“圣旨”是宣告复辟的。“圣旨”在述说了一番民国的不好之后，话锋一转说：“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归，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心；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嘉惠中国。”“圣旨”中所说的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等人的“奏请”，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这些“奏章”由张勋及其手下亲信捏造出来，用以虚张声势。随后，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都有通电予以否认。

第二道“圣旨”是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

第三道“圣旨”是组织所谓内阁，主要是确定张勋的统帅位置。封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所谓“政务总长”，职权相当于晚清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而“议政大臣”，相当于晚清时的“军机大臣”。在另外两道“圣旨”中，张勋还被封为“忠勇亲王”，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

后面还有若干道“圣旨”，都是对复辟有功人员的封官奖赏，也包括对各省实力派的拉拢。比如，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冯国璋、陆荣廷为参预议政大臣，冯国璋获封一等公，领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陆荣廷封一等公，领两广总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岑春煊、赵尔巽等前清官员授弼德院顾问大臣；江朝宗为九门提督，各省督军大多授任所在省“巡抚”。

张勋这一连串的封赏耐人寻味。

袁世凯称帝时曾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这次张勋只给黎元洪封了个“一等公”，显然是认为黎元洪已经没有了资本，不值得重视。张勋所重视的是两大实力派人物——北洋派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桂系首领陆荣廷。张勋冒用冯、陆两人名义“合词奏请”复辟，主观上认为这两个人是可以将错就错而不会出面否认的。首先，他早就把这二人引为是倾向复辟的“同道”，现在木已成舟，不用说二人是不会起来反对的了；其次，除他自己立了非常之功，理当封为“亲王”之外，封“一等公”的只有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三人，黎元洪的“一等公”是空头支票，冯国璋和陆荣廷除了一等公头衔，还与张勋一样被封为“总督”，而全国当“总督”的，只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三人。在张勋眼里，自己待冯、陆不薄，他们总该满足了。

复辟内幕主持者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从封赏名单上看，万绳栻虽然与胡嗣瑗一样，只列名“内阁阁丞”，看似无关紧要，但事实上他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万绳栻与张勋的关系非比寻常。张勋幼年家贫，万绳栻的叔父曾接济过张勋母子生活费，张勋发迹后投桃报李，万绳栻成为张勋的督军署中最受信任的幕僚。张勋平日耽于酒色，不大问事。自徐州会议以来，万绳栻经常向张勋汇报“复辟时期业已成熟”的大趋势，关于进行复辟所采取的所有步骤，几乎都是由这位参谋长一手布置。复辟失败后，张勋曾说自己是“上了万公雨的当”。万绳栻，字公雨，时人称为“万公雨”。从张勋的这番话里也可以窥见，万绳栻在整个复辟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在这场权力分配中，充分表现了张勋的个人喜好。比如，张勋对段祺瑞没有任何安排，就反映出张勋本来就看不起段祺瑞，如今自己“功成名就”，段祺瑞两手空空，他也就不肯与段分一杯羹。还有那个曾有心要当“摄政王”的徐世昌，张勋原本很推重他，但天津密谈后开始鄙视他。此番封官晋爵，张勋不仅没有封徐世昌做什么摄政王，而且连内阁都没让他进，只授了个摆样子、做花瓶的弼德院院长。

比徐世昌还不如的，是那个被称为复辟“文圣”的康有为。徐世昌好歹还被授予弼德院院长，康有为却只弄了个副院长，成了徐院长的副手，这让他情何以堪？康有为对复辟出谋出力颇多，“居功至伟”，以溥仪名义发表的一系列“圣旨”均出自他的手笔。他是作文高手，但张勋只看重兵马钱粮，对天下文章并不珍惜，这难免让康有为颇感失落。“圣旨”发表后，康有为多有怨言，说张勋是个老粗，什么东西都不懂，复辟早晚必归失败。

康有为这一次可谓有先见之明。

从宣统“圣旨”发表的第二天，也就是从7月1日起，北京城的中华门改称“大清门”，警察挨家挨户地传呼人们悬挂龙旗。假辫发和红顶花翎被人们从旧货摊上“淘宝”出来。在京津铁路上，从北京避难逃往天津的人很多，车上非常拥挤。张勋已经派出辫子兵监视电局、车站及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到夜幕降临时，京城大街小巷行人稀少，全城只有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一面五色民国旗。它告诉人们，在北京，只有黎元洪和他的总统府还在与张勋唱着“对台戏”。

张勋对黎元洪的反抗能量明显估计不足。透过解散国会这件事，张勋认为黎元洪无勇无谋，是个一吓就倒的草包，不会有什么反抗性，所以在复辟之初没有对黎元洪及总统府人员实行限制和监视，而是在清宫里忙着伪造奏折、发布“圣谕”和加官晋爵，这就给黎元洪留下了活动空隙。

张勋拥兵入京调停前夕，在天津的张国淦曾建议黎元洪免去李经羲的总理职务，重新起用段祺瑞，借助段祺瑞的力量与地位抗衡张勋，防止帝制复辟。当时黎元洪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现在复辟变真了，黎元洪颇为后悔。在梁鼎芬等人走后，他马上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去天津，求计于张国淦。张国淦说：“民国是总统手创，现在复辟发生，民国中断，此种局面下，唯一的办法是请南京冯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同时起用芝泉，责成他出师讨逆，一定能成功。如果总统这样办，那么芝泉是总统所任命，他讨逆成功，自然也是总统的功劳。不然的话，中断民国的是总统，恢复民国的却是芝泉，总统置身何地？又如何面对国人？总之，不必计较此前的是非恩怨，应认真思量此后的利害。”夏寿康认为事关重大，当天便回到北京，将张国淦的建议告诉黎元洪。黎元洪思量了一番，认为只有这一个办法，于是在7月2日拟就免了李经羲，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段祺瑞兴师讨逆的命令和请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秘密派总统府秘书覃寿衡把命令送到天津交与段祺瑞，将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在天津发出。

黎元洪在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中说：“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

黎元洪在电报中所说的“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我们在前面曾讲到过，内容是总统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如今黎元洪已落入张勋和辫子军控制之中，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依法当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www.daowen.com)

黎元洪这种相对自由的时日很快结束了。7月2日下午，张勋派人通知黎元洪，限24小时之内迁出总统府，说是要把总统府改为内阁议政大臣的办公处。来催促黎元洪搬出总统府的又是那个叫梁鼎芬的人，他如今已经成了“议政大臣”，对黎元洪说话更不客气，黎元洪仍然不用正眼瞧他，对他说的搬出总统府的事一言不发。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黎元洪担任总统时期的总统府。前面讲过，黎元洪是在东厂胡同宅邸宣誓就任总统的，起初，他就在东厂胡同宅邸办公。总统府在中南海居仁堂，袁世凯的丧事处理完成后，黎元洪就开始正式在总统府办公。由于这里是总统办公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公府”。不过黎元洪仍住在东厂胡同，平时也喜欢在私宅处理公务。如今张勋命他迁出的，就是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公府。

黎元洪的不合作态度令梁鼎芬怒火中烧，梁鼎芬将自己在黎元洪面前碰壁的事告诉了陈宝琛。陈宝琛听了同样怒不可遏，他铁青着脸，用近乎失控的语调对溥仪说：“梁鼎芬力劝黎元洪离开总统府，遭到拒绝，黎这样拒不受命，请皇上赐他自尽吧。”溥仪听了大吃一惊，本能地顶撞了一句：“民国对我不是也优待过吗？我刚一复位，怎么能就赐黎元洪死，这是绝不应该的。”溥仪对陈宝琛一向敬重，这是第一次大声顶撞师傅。陈宝琛深感意外，只得耐心开导这位少年皇帝。陈说：“他岂但不退，还公然拒绝梁鼎芬劝告，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溥仪这一次表现得很倔强，说什么也不肯“赐死”黎元洪。陈宝琛无奈，只得迁就他，让梁鼎芬再去给黎元洪施加压力。

当时，北京驻有各国外交使节，他们组成“外交团”，时不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说三道四。如今外交团听说张勋推动清室复辟，限期黎元洪离开总统府。于是，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在荷兰公使馆开会，决定对清室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张勋的“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以保护。张勋担心弄出外交纠纷，便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元洪，只是在7月3日调换了总统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元洪的监视。

在张勋命人调换总统府卫队的时候，黎元洪与留在总统府的少数幕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乘乱离开总统府。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他们决定搞个“调包计”，就是由总统府侍从武官唐仲寅化装成总统，乘坐总统专车出发，黎元洪则扮作普通职员，与秘书刘钟秀等人乘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两路人马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结果外逃行动顺利，黎元洪等人平安逃出。但当他们到达法国医院时，另一辆车的人并没有及时赶到。黎元洪等人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形势急迫，黎元洪只得转往附近的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7月3日，日本公使馆对外发表通报称：“7月2日午后九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通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总统居所。黎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做政治活动。” 

还有那个内阁总理李经羲，就职不到十天大清就复辟了，他的国务总理不用说是当不成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凶多吉少，便于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逃往天津。

7月1日这天，张勋给各省“巡抚”，也就是原来的督军发了份通电，申明“凡我同袍，皆属前朝旧臣，受恩深重”，要求各省一律改用“正朔”，也就是使用大清宣统纪年，悬挂“龙旗”。电报除由张勋领衔外，列名者还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军警长官14人，这些人无疑是被硬拉上来的。电报文稿仍然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有为虽然对张勋的职权分配不满，但出于对皇上的忠诚，仍无怨无悔地为复辟出力。

在张勋看来，清室复辟是第四次徐州会议决定了的，与会者都在决定上签了名。所以，张勋认为他的电报发出后，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们会群起响应大盟主号召，尊用正朔，悬挂龙旗。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他预期。

大清复辟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反响颇不相同。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更多的是沉默观望。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后，因为安徽省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所以，政务厅长秋豫要打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嗣冲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皇上“圣旨”，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说他本人马上到安庆来“接旨谢恩”。福建督军李厚基接到皇上“圣旨”后，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直隶省长朱家宝被授为“民政部大臣”，他写了一道“谢恩折”，声称“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他所在的直隶省城天津也悬挂上了龙旗。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被授予吉林“巡抚”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朝廷“圣旨”。以上是反响积极的。总的来说，这类反响不够热烈，支持复辟的人没有张勋预期得多。

7月3日，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随后发表通电反对张勋在北京的复辟活动。冯国璋在通电中指斥张勋“视京师为其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有人评论说，冯国璋的这份通电措辞有些怪异，但不管怎么说，他反对复辟的态度是明确的。同一天，曾任段祺瑞内阁海军总长的程璧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在上海通电讨伐张勋。浙江督军杨善德也通电反对复辟。反对张勋复辟的，还有西南各省。

多数督军在复辟初期，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而是抱持着一种观望态度。比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圣旨”后，就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时难以置答。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接到“圣旨”后，借口“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

再说黎元洪派往天津的密使覃寿衡。覃寿衡到了天津，首先找到张国淦。7月2日，张国淦将黎元洪的总统令转达给段祺瑞。当时段祺瑞已经到了天津南郊一个叫马厂的地方，正在那里组织讨逆军，准备出师讨伐张勋。他看到黎元洪的命令，陡然沉下脸色破口大骂：“他今天还能够算是总统！我今天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能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讨逆！”

张国淦劝他平心静气，不要意气用事。张国淦说：“他今天当然还是总统。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接受总统的命令，就能够取得合法地位，行使合法职权。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何况，一方面取得北方数省军人的推戴，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西南数省军人的反对。西南数省仍然承认这个总统，这个总统的命令，他们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张国淦的这番话见效了，段祺瑞沉思片刻，决定还是按轨道办事。他接见了黎元洪的密使，接受了大总统关于内阁总理的任命。

自从张勋在北京揭起复辟大旗，段祺瑞就在天津秘密组织讨逆军。他是北洋派军人的领袖，如果是在台上的话，调动几路兵马原本不成问题。但如今情况不同了，经过府院冲突，他被总统免了职，寓居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而张勋在复辟后的新政府中实际操控着大权，在此情况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们还肯不肯听他调遣，他心里没底。他曾派段芝贵去找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协助讨逆，但朱家宝已经接受张勋任命，做了大清的“民政部大臣”，杨以德也因段祺瑞已经失势而不肯与之合作。段祺瑞又想到南京与冯国璋联手谋划讨逆军事，身边人提醒他说：“冯是个野心很大的人，此时还没有表明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如果冯是附和复辟的，此去就将成为他的政治俘虏。即使他反对复辟并且同意出兵讨伐叛逆，将来军事胜利结束，这件‘再造共和’的伟大功勋将归冯一人占有，冯将成为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听了幕僚的意见，段祺瑞又打消了去南京联手冯国璋的计划。

既然不去南京与冯国璋联手，那么，段祺瑞依靠什么力量去组建他的讨逆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