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张勋规定的最后期限已到，黎元洪要解散国会的总统令却因没有国务总理副署而不能发表。黎元洪急红了眼，总统府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从傍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会上说来说去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对于应当怎么办却没有任何进展。有人建议让内阁各部次长来代总长，即刻造成一个“代理内阁”，由这批代理总长全体副署总统令。马上有人反驳说，这个建议根本行不通，眼下连一个肯副署总统令的人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全体副署了。有人提出是否可请总统自行退位，黎元洪拂然而起说道：“我如果其他一切不管，只想博得一个守法的虚名，忍心让民众受亡国之苦的话，我早就辞职了，何必等到今天！”于是，大家又默不作声。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惫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貌似“大义凛然”地说了一句：“好，我就来替总统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江朝宗，职务是步军统领，执掌京城警备。步军统领不是国务员，怎能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副署总统令呢？这在平时肯定是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在那个特殊时刻，只要有人肯出面副署同意，所有问题都不难解决。黎元洪听了江朝宗的话，宛如绝处逢生。他马上命令秘书拟了免去伍廷芳代理总理之职和由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的两道命令，然后派人持命令找到伍廷芳家，将正在沉睡中的伍廷芳唤醒，请其在总统令上副署同意，再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国会的总统令。三道命令都送到印铸局，派人专候，13日上午9时正式发出，但日期填的都是12日。

这实在是件荒诞不经的事。我们先说免去伍廷芳代理总理之职的总统令，由于伍廷芳不恋其位，肯于副署，虽然没有国会批准，也还马马虎虎说得过去。接下来，任命江朝宗代理总理的总统令就成问题了，伍廷芳已经被免职，还怎么能副署总统令呢？或者说伍廷芳先副署任命江朝宗的总统令，再副署免除自己职务的总统令，那也说不过去。身为代理国务总理，怎么能副署一道任命别人也来代理国务总理的总统令呢？这不很荒诞吗？而且《临时约法》明确规定，总统任命国务员，须经国会批准。国务总理为国务员之首领，怎么能不经国会批准，只由总统一纸令下就上任呢，这不也很荒诞吗？至于江朝宗刚一“上任”，立马副署解散国会的总统令，就更加荒诞，所以我们说，黎元洪的这些总统令是荒诞不经的。

对于总统令的荒诞不经，黎元洪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在关于解散国会的命令中写道：“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令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日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

按照黎元洪在这道命令中的说法，他解散国会，并不是要取消国会，而是要“克日另行选举”。同一天，黎元洪还通电各省，解释他不得已解散国会的苦衷。在这份通电中，他承认解散国会是在“法律事实，势难兼顾”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表示：“一俟秩序恢复，大局精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在私下里，他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解散国会令发表后，他对身边人说：“我也深知解散国会是违法举动，但为了挽救时局，不得不有所牺牲。”也是在这一天，那个像变戏法一样由非阁员的步军统领变成国务总理的江朝宗也发表通电说，自己权代总理，是不忍心让全国疑谤集于总统一身，意思就是挺身而出，为总统分担责任。他还承诺：“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 

黎元洪承认解散国会为违法，但又辩解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保存共和政体，这种辩解并不能掩饰他屈从武力、自甘违法的懦弱。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坐在总统宝座上，就是因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明确的规定；他手无兵权能与手握重兵的军阀抗衡，是因为他得到了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如今，他用违法的手段解散了国会，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此后，他在张勋等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张勋终于等到了渴望得到的东西。6月13日，辫帅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召开会议，他显得十分兴奋，会后发表了通电。他在通电中先是说了一番自己奉命入都调停的前因后果，然后说国会中多为不良分子，捣乱时局，所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为国内和平扫清了障碍。为此，“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会后，张勋邀李经羲与自己同到段宅，请段祺瑞与自己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祺瑞婉辞拒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两人进行了长时间密谈。据外界传闻，在密谈中徐世昌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第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第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所后，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人士，人们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徐世昌“真不愧为活曹操”。“活曹操”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评价徐世昌时常说的话，当时尽人皆知。因为徐世昌城府很深，办事沉稳，手腕灵活，时人有“不怕袁项城，单怕徐东海”的说法。张勋原本很敬重徐世昌，但经过这次密谈，识破徐世昌的底细，觉得徐世昌一会儿想做民国大元帅，一会儿又想做大清摄政王，还想做“当朝国丈”，天下的好事不能都给你徐东海吧？因此，张勋对徐世昌由敬重转而为鄙视。

当天下午三时，张勋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人乘专车到达北京。黎元洪派丁槐、钮傅善、方枢为代表到车站欢迎。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人。张勋的北京住宅在南河沿，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都用黄土铺路，军警夹道警戒，分段布置辫子军步哨、岗位，城楼和城墙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赶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四个多小时。在警戒线内，行人不得通过。为了迎接张勋，黎元洪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位专使；第二次是迎接孙中山；这次迎接张勋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路旁查看辫帅张勋模样，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韦陀金力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大家看后不由得交头接耳，都说张勋是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

那天总统府悬灯结彩等候张勋，黎元洪早已命人将大礼堂修饰一新专为招待辫帅之用，但辫帅架子很大，进京的当天并不去谒见黎大总统。第二天早上，黎元洪派夏寿康、钮傅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辫帅才答应去谒见总统。那天上午九时，张勋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黎元洪备下丰盛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张勋在宴会上向黎元洪呈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第一，组织责任内阁；第二，召集宪法会议；第三，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名额；第四，赦免政治旧犯；第五，摒退公府佥壬。此时黎元洪已经失去了与张勋讨价还价的本钱，只能在张勋所提书面条件上批示“交院分别办理”。

张勋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政权的新主人。与黎元洪见面后，张勋通电独立各省说，他入都后，折中各方意见，向总统提出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等五条意见，均蒙总统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置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www.daowen.com)

张勋的声势如日中天，但在强盛的外表下却难掩内里的脆弱。张勋的声势来自他的十三省督军大盟主身份，他背后站着一批手握重兵的军阀。这些军阀原本只听袁世凯一人调遣，袁世凯死后，强势如段祺瑞、冯国璋这样的大军阀，也只能指挥他们中的一部分而不能指挥全部，那张勋靠什么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呢？

张勋由一省督军变为十三省督军大盟主，靠的是徐州会议。根据徐州会议决定，对于一切有关国家大计的问题，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正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的。但问题是，以前无论是袁世凯或者是段祺瑞，都把各省督军当宠儿，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因此，这些督军也就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习性。袁世凯、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领袖，遇事尚且要迁就督军，张勋凭什么能在督军面前发号施令！督军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却很少有张勋一派。以前或者是为了向黎元洪进攻，或者是为了解散国会，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唱黑脸，大家都愿意让张勋出头当恶人，张勋这才得以一呼百应。如今，国会解散了，黎元洪成了稀泥软蛋，督军们觉得张勋的戏份差不多了，便不愿意再给他捧场。

为了控制北京政权，张勋不能一进京就让溥仪复辟，而必须让李经羲组织一个肯听摆布的“责任内阁”。李经羲在得到张勋支持后，对出面组阁也有了劲头，刚进京就拿出一份阁员名单，包括梁敦彦、袁乃宽、雷震春、张镇芳、杨士琦等，其中大部分为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帝制派”和鼓吹还政大清的“复辟派”。有人说，这份阁员名单是李经羲揣摩着张勋的心思拟定的，所以他要组织的内阁与其说是“李内阁”，不如说是“张内阁”。

根据以往的惯例，每届新内阁产生，必须有各省督军来电致贺，表示对新内阁的承认与支持，这样的内阁才站得住脚。张勋为了让李经羲赶快走马上任，亲自为新内阁成立“预热”。在进京的第二天，张勋拉上王士珍、江朝宗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他们劝告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示拥护李经羲内阁的态度。按照张勋的算盘，各省督军肯定会纷纷响应，李经羲内阁也就可以在一片赞扬声中“开张营业”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一呼百应没有出现，各省督军对李内阁反应冷淡。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绿林大学毕业”的张作霖。14日，张作霖发表通电，说李经羲不肯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是与南方的乱党有了勾结，建议仍推段祺瑞组织内阁。这位“草莽英雄”并非草包，他脑子很好使。我们前面讲过，张勋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曾派人找李经羲，请他以国务总理的身份在解散国会的总统令上副署同意，被李经羲拒绝了。如今张作霖抓住这件事，硬说李经羲对抗张大盟主，与南方乱党勾结，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出面组阁。张作霖这一招，既要拆张勋的台，还要让张勋无话可说。紧接着，直隶督军曹锟通电敦劝王士珍担任组阁，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怀芝、浙江督军杨善德先后通电，表示支持王士珍组阁。安徽省省长倪嗣冲还致电李经羲，劝他“适性烟霞，优游自得”，不要出来组织什么责任内阁。

督军们的反对态度让张勋一时转不过弯来。他是个脾气暴躁、独断专行惯了的人，督军们的反对态度拐弯抹角，他的威胁则直截了当。他让手下人告诉那班督军：“反对李内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造反！谁敢造反，我就打谁！”然而，听到威胁的督军并不真心害怕，反而是他自己开始心里发虚。为了压住阵脚，他又建议组织一个“元老院”以总揽国政，元老院由“六巨头”组成，分别为：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张勋、陆荣廷。元老院为内阁之上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元老受总统聘请。这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想用“元老”帮助他控制全国。这个计划过于荒诞，也过于直白，除了他本人和已经身陷京城的王士珍外，其余四个“元老”无一人响应，张勋的元老院只能沦为“画饼”。

元老院胎死腹中，但对于手中已有的“元老”，张勋还是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鉴于王士珍在北洋派中较有威信，张勋便和他联名通电各省，为李经羲内阁再作最后疏通。起先多数督军主张由王士珍出面组阁，既然王士珍出来帮李经羲说话，而且各省督军对于将来的内阁并不抱多大期望，所以，冯国璋、田中玉、杨善德、赵倜等回电，说对内阁问题无成见。张作霖回电说，不再坚持己见。王占元、郭宗熙表示赞成李经羲内阁。只有倪嗣冲、张怀芝仍然反对李经羲内阁。张怀芝还发表通电，促各省联名电劝李经羲“退避贤路”，但各省并无回音。而且，在府院冲突宣布独立的各省已相继宣布取消独立。24日，李经羲又调整了拟定中的内阁名单，以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借助王士珍在北洋军中的影响，25日，李经羲通电宣布就职国务总理。一场由府院冲突导致的政坛危机，在解散国会之后，似乎又渐渐回复到既有轨道。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某些人的想象去发展。李经羲宣布就任内阁总理，但内阁仍是空的。鉴于前些天提出的阁员名单不受各方欢迎，他准备另外组成一个能够叫座的“第一流人才内阁”，即：内务总长赵尔巽，教育总长严修，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汤化龙，等等，这些人名声很大，的确属于“第一流人才”。但李经羲只考虑其一，未考虑其二。他只想到这些人名气大，有了他们可以帮着支撑内阁门面，没考虑到的是，这些“第一流人才”愿不愿意加入他的内阁。结果名单公布后，这些一流人才谁都不肯响应。他去劝说，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他好说歹说，连“佛入地狱”这样的重话都说出来了，极力敦劝这班名流抱着“自我牺牲”精神，随他“出山救世”，然而人家还是不买他的账。张謇给他的答复是：“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作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严修回复他说：“山居八年，敬谢不敏。”赵尔巽没有直接答复，只是由家人代为回复说：“次帅往游泰山，电报无法代转。”赵尔巽，字次珊，曾任晚清总督，人称“次帅”。

为了尽快把架子搭起来，李经羲不得已而求其次，去找一些肯“跳火坑”的次等人物入阁。比如，由江庸代汤化龙“署理”司法总长，由李盛铎代张謇“署理”农商总长，由龙建章代汪大燮“署理”交通总长。但东拉西扯，阁员还是凑不齐。原先反对李经羲内阁的督军们，看到李经羲的种种窘态，又开始起劲地鼓噪请王士珍出山组阁的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竭力支持李经羲组阁，甚至扬言谁反对李经羲内阁就是反对中央的辫帅张勋也不愿意再为李经羲站台。

张勋是李经羲内阁的主要靠山，如今张勋为什么不肯为李经羲站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