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省督军提出的四项要求，黎元洪拟采用避重就轻的方式，选择一二条无关紧要的接受下来。但黎元洪的这种示弱丝毫无助于挽救危局，反而更助长了督军们的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方法。

被黎元洪寄予最大希望的还是李经羲，黎元洪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速到北京组织内阁。李经羲不肯往火坑里跳，却极力劝说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李经羲认为，张勋是各省督军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李经羲还说，张勋如肯进京调停，就能够加强责任内阁的地位，并能支援总统，澄清时局。他甚至明确表示，非有张勋北来调解，他决不就职，而且还必须与张“偕同到京”。李经羲的这番话，让黎元洪大为动心。也正在这时，张勋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总统，愿意居间调停。正处在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中的黎元洪，同日接到李经羲和张勋的两份电报，仿佛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

1917年6月1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召唤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同一天，还派专车前往徐州迎接辫帅北上。在召唤张勋进京调停的总统令中，黎元洪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历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可谓情真意切，寄予厚望。

张勋终于等来了黎元洪的邀请。经过短暂准备，6月7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4300余人及随员148人由徐州动身。临行前，他通电独立各省：“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扎。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意思就是告诉各省督军，他率军进京了，各省军队暂时原地驻扎，听候他的命令。

黎元洪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张勋是奉令进京调停的，干吗还要带那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他马上致电在天津的徐世昌和李经羲，请二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徐、李二人接到电报都未答复。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说徐世昌、李经羲，换了谁都不可能阻挡张勋率领军队北上了。

张勋的辫子军是乘火车沿津浦铁路北上的。7日从徐州出发，8日就到了天津。黎元洪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欢迎辫帅。张勋在天津住了下来，看样子并没有立即进京的打算，只是要夏寿康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8日起至10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听后吓得面如土灰，慌忙将张勋的要求用电报转达黎元洪。黎元洪读了夏寿康的电报惊得目瞪口呆!意识到自己犯了引狼入室的错误，请来的“调人”比各省督军更凶更狠。解散国会本是独立各省所提条件，如果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条件，就没有请“调人”的必要。而且，各省督军要求解散国会并没有时间限制，北京方面还可从容商议，张勋只给了三天期限，这种“调人”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危机。黎元洪立即拨通了张勋在天津住宅的电话，黎元洪说：“条件尽有磋商余地，务请早日枉驾来京，藉聆教诲。”张勋回答说：“国会解散之前，决不入京。”这就把解散国会当成了他进京调停的前提条件。李经羲则电劝黎元洪对张勋的条件“即日决断”。到了这个时候，黎元洪的肠子估计都要悔青了。

“后悔药”这种东西，世上有人求没人卖，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张勋给黎元洪的不是选择而是“最后通牒”，如果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时局会走向何方，黎元洪应当心里有数。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辫帅和他所率领的辫子军，黎元洪此前一再表示的“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解散国会”的决心大受动摇。此时他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既能满足辫帅要求，又能顾及总统面子的“两全之计”。可是，这个“两全之计”又是个什么模样呢？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接到辫帅的“最后通牒”后，黎元洪下令裁撤了总统府军事幕僚处。8日晚11时，又将国会中各政团留京领袖吴景濂、王正廷等十余人请到总统府会谈，请他们劝告两院议员提出总辞职，政府承诺给每人发两千元，然后由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这个办法说穿了，就是政府出一笔钱，让国会议员自谋出路，国会自动关门，免得让总统下达解散国会的命令，以此来保存总统的所谓“脸面”。到场的议员领袖坚决反对解散国会，他们对黎元洪说：“任各省军队围攻议院，或烧或杀，我辈绝无所谓，惟求总统勿下解散令。”黎元洪的劝说没有发挥效力。

随着张勋“最后通牒”时限临近，黎元洪急得团团转。9日，他召集外国顾问和法制局局长商议，想让这些人给自己解散国会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依据来。但这些人商量来议论去，最后还是说“法理上解散为违法”。又有人提议他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让王士珍以“京津警备司令”名义宣布戒严，这样就可以用“戒严期间不得集会”的理由解散国会，但马上有人指出，不仅戒严要由国会同意，而且戒严所禁止的集会与国会开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这条路也走不通。

从天津传来的消息显示局势越发严峻。张勋对于解散国会一事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同时，清室复辟问题在天津也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不少复辟派人物大摇大摆地出入辫帅宅府。黎元洪已经意识到形势的急迫，他急急忙忙派总统府秘书瞿瀛持函到天津，请徐世昌协助张勋进行调停，并提出三项意见：第一，总统府幕僚业已解散；第二，改正宪法力求办到；第三，解散国会应当研究适当的手续。三项意见之后，他还附带了一个声明，说他决不留恋总统职位，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通过这三项意见和附带声明不难看出，解散国会已经成为次要问题，黎元洪此时关注点已经集中到了国体问题上。只要维护共和，其他悉听尊便。

瞿瀛在天津碰见了张国淦，张国淦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与瞿瀛很熟悉。张国淦对瞿瀛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项计划而是一种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进京，才能阻止复辟。找徐世昌或李经羲没有用处，因为这两个人对张辫帅都说不出硬话来。能够阻止张勋带兵进京的只有段芝老。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免去李经羲的国务总理职务，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张国淦所说的“芝老”，是指段祺瑞。

瞿瀛承认如果利用段祺瑞抵制张勋的话，不失为一个救急的办法，但认为这个办法恐怕行不通，因为仅在半个月前，黎元洪刚刚罢免了段祺瑞，现在忽然起用，这个弯子转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张国淦态度严肃地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这样一说，瞿瀛就无话可说了，只得匆忙告辞，赶回北京，向黎元洪报告。

黎元洪听过汇报后又摇摆不定起来，他找来几个幕僚研究对策，这些幕僚有的已经辞职，但还没走，便坐下来给总统出主意。有人十分气愤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恶嘴脸！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公然敢于复辟！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黎元洪本来就是个遇事没主意的人，听了这番话又激动起来，说道：“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9日，张勋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进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按照张勋8日发出的“最后通牒”，给了黎元洪三天时间解散国会，但没等到三天期满，张勋就派兵进京，显然是在进一步向黎元洪施压。(www.daowen.com)

面对张勋的施压，黎元洪急如星火地致电在天津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令他去找李经羲，请李经羲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但李经羲连句硬话都不敢对张勋说，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元洪：“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还认为现在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他，同时接受他的意见。绍轩是一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李经羲的这番话实在是似是而非。他承认张勋一心想复辟，又说张勋认为当下时机不适当，为什么不适当呢？无非就是有国会，有总统。李经羲又建议黎元洪凡事依着张勋的意见办，这不就是为张勋搞复辟扫清障碍吗？但此时的黎元洪早已方寸大乱，接到李经羲的建议后，居然当真照着办了。他还吩咐属下把总统府的大礼堂粉饰一新，着意布置，准备提供给张勋进京后做行馆。

黎元洪又召集总统府的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他的想法是，一定要为一件明知违宪的事找出一个不违宪的解释。总统府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明白他的意思，便顺着他的心思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对国家公权的基本规范。总统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授权行事。但此时的黎元洪早已顾不上区分什么公权、私权，听了有贺长雄的一番鬼话，反而觉得茅塞顿开。既然约法并无明文禁止总统下令解散国会，那他下令解散国会也并不违宪。

接下来又出现了新问题，黎元洪可以签发解散国会的总统令，但按照法律规定，总统命令必须经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但国务总理段祺瑞已经被免职，国会新批准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尚未就任，内阁总理一职由伍廷芳临时代理，黎元洪解散国会的总统令，必须由伍廷芳副署才行。

9日下午，黎元洪拟就了解散国会的总统令，召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总统府。伍廷芳年老多病，由儿子伍朝枢搀扶着入府坐定。黎元洪请他在总统令上副署同意，并简单说明了原委。伍廷芳闭目沉思，良久不言。其子伍朝枢对黎元洪说：“阿父已是七十余岁之人，尚复何求。但副署了这道命令，就会留下千古骂名，太不值得。”伍廷芳点点头说：“我是学过法律的人，约法上没有规定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因此这道命令就是违法，我是不能参与此事的，宁肯死我也不能副署。”伍廷芳以前答应出来代理总理，是为了帮助黎元洪推翻段祺瑞，如今黎大总统竟然甘于向辫帅屈膝，图谋解散国会，伍廷芳当然不肯盲从。

张勋的最后期限已经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是没能发表，气得张勋在天津跺脚骂人，也让在北京的黎元洪心神不定。11日，黎元洪再请伍廷芳来总统府，想哀求他以民国为重，在总统令上副署同意，但伍廷芳称病不来。此时夏寿康已由天津回到北京，他给黎元洪出主意说，可以任命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做外交部次长，换取伍廷芳副署总统令。伍朝枢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专习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资格。回国后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时任外交部参事。就水平与资历而言，任命其为外交部次长毫无问题，但黎元洪将其作为伍廷芳副署总统令的筹码，伍廷芳认为有侮人格，断然拒绝。

走投无路的黎元洪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说：“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而是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张勋早听说伍廷芳不肯副署总统令，曾于10日派人前往恐吓。那人告诉伍廷芳：“兵临近畿，旦夕即可横决，设以一人之梗议，致大局全隳，责有专归，悔将何及？”但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伍老博士软硬不吃，对于辫帅的威胁全当耳旁风。

张勋见吓不倒伍廷芳，便又转回来吓唬黎元洪，他对总统专使大发雷霆说：“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仅在半个月前，督军团就是借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真是利令智昏！

张勋的威胁在黎元洪这里很管用。黎元洪受到威胁，只得又去找王士珍和江朝宗，让两人再去会见伍廷芳，劝伍博士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了这道命令。伍廷芳对黎元洪的低三下四极为鄙视，他回答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朝宗劝解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廷芳听了并不生气，他心平气和地向江朝宗讲了一番“灵魂学”的理论。他说：“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但是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却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江朝宗对伍廷芳的“灵魂学”毫无兴趣，他急得跪下来向伍廷芳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总统令。伍廷芳最看不起这种软骨头的人，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至此，由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总统令的希望完全破灭。

黎元洪已经被逼到有病乱投医的地步。在天津，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手里拿着一道空白“总统令”到处乱窜，想找一个“国务总理”副署签名。夏寿康找到李经羲，李经羲说：“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又找到段祺瑞，段祺瑞爱搭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在北京，黎元洪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王士珍说：“无此职权，无此先例。”黎元洪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王士珍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黎元洪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12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徐州，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在因为解散国会的命令迟迟不能发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督军团讥笑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如果他回到徐州，就是自动解除了对北京政府之围，下一步该怎么做，张勋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竞技场上心理崩溃的一方一定会最先败下阵来，政坛博弈也是这样。心理早已崩溃的黎元洪12日夜间彻夜未眠。他既怕辫帅率军进京，又怕张勋撒手不管回到徐州；既怕辫子军舞枪弄棒，又怕督军团耀武扬威。12日总统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到13日凌晨3点半，眼看天就要亮了，与会者还是一筹莫展，而天亮之后辫子军就要采取行动了，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