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接受黎元洪与段祺瑞的邀请，北上进京，曾绕道徐州会见了张勋。

此时黎元洪、段祺瑞正因对德宣战的事闹得不可开交，两人对陆荣廷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二人一致同意，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节制广东、广西两省军务与民政，还根据陆荣廷的提名，重新任命了广东督军和广西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之后，北京政府任命的又一个巡阅使。此前北京政府虽曾任命过“南洋巡阅使”和“粤闽巡阅使”，但时间都不长，很快就裁撤了，所以，陆荣廷也可以说是继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而且，张勋的长江巡阅使并不能节制长江沿线各省，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却实打实地有权节制广东与广西，职权类似于清朝的“两广总督”。不过陆荣廷升迁，张勋也是获益者，因为既然陆荣廷的“巡阅使”相当于总督，张勋的巡阅使也应当是同等级别。特别是，陆荣廷在京期间，曾往清宫谒见溥仪，外间便传说陆荣廷要“献女为妃”，就是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溥仪做妃子。这本来只是一种传言，但张勋听说了却信以为真，由此更加坚信陆荣廷是赞成清帝复辟的。

张勋最不放心的要算冯国璋，因为他驻军徐州的问题，两人关系曾搞得很僵，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在冯国璋身边安插眼线。不久，从眼线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前面讲过，段祺瑞把各省督军和军事代表召集到北京开会，督军团把京城闹得乌烟瘴气。冯国璋感到事态严重，便派潘博到徐州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潘博在故主面前再次信口开河地说：“河间是个胸无主宰的人。但他善于观望风色，善于为自身打算。如果大帅和北洋派一致主张复辟，他不会一个人反对复辟。”潘博所说的“河间”，是指冯国璋，他是直隶河间人。为了论证自己的判断有所根据，他还说，冯国璋在辛亥年攻下汉阳，受封男爵，就曾竭力主张反抗革命军，维持清室。这种说法很幼稚，连小儿科都够不上。当时是大清江山，冯国璋身为清军前方统帅，说几句反抗革命军、维持大清江山的话，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就是这样的鬼话，张勋居然也肯相信，真是鬼迷心窍了。当然，辫帅也不会只满足于听潘博的分析，他想从正面得到可靠些的保证。为此，他给冯国璋写了封信，说北京政局很乱，为了抵制西南，巩固北洋团体，不能不另筹解决时局的对策。张勋想用这封信来窥探冯国璋对复辟问题的态度。隔了些天，冯国璋有了复信。在复信中，冯国璋极口附和辫帅的意见，并且请辫帅大力主持对策，自己愿意追随其后。张勋得此复信，如饮甘泉，由此坚信冯国璋是不会反对清室复辟的。但张勋有所不知的是，那封所谓冯国璋的复信，是被人做了手脚的。原来，潘博从张勋的幕府中得知辫帅写信给冯国璋的事，就密电冯国璋的督军署秘书长胡嗣瑗。胡嗣瑗的官职是经潘博推荐的，对于潘博的要求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而且这些文人都希望辫帅能把事情做大，弄成了对自己的仕途有好处。于是便按照潘博的要求，以冯国璋的名义给张勋写了封回函，信函中的内容当然要投辫帅之所好了。这样的信辫帅看了没有不高兴的道理。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冯国璋那边文电管理的混乱，秘书不经请示就用副总统或督军的名义对外发函、发电，此类事以前就曾发生过。

真正热心于清室复辟的只有张勋和他身边的那么几个人，不要说陆荣廷、冯国璋不会赞成清室复辟，就是那些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及其代表对此也不热心。大家都知道辫帅对大清忠心耿耿，在他面前少不了对清室恭维几句，也附和着说几句他爱听的话。他在徐州会议上几次说起过清室复辟的主张，与会者谁也没有当真，再加上他以盟主自居，说话粗门大嗓，别人也就难以抗辩。张勋鬼迷心窍，别人不好反对，他便认为大家赞成。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周边，看谁都觉得赞成复辟。这实在是他的悲哀！

张勋就是揣着这样的心态召集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以前他提清室复辟，只是放口风，造舆论，并不打算真干，因为时机不成熟。如今北京乱成了一锅粥，再不复辟，更待何时？

已经离开北京去天津的段祺瑞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徐州会议。段祺瑞最瞧不起的北洋将领有两人，都姓张，一个我们前面讲过，叫张作霖，还有一个就是张勋。在段祺瑞眼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北洋派。真正的北洋将领都是有文化，受过正规训练，有的还留过洋。而张作霖、张勋之流，根本就是大老粗，是半路混进来的“假北洋”。但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段祺瑞瞧不起张作霖，却还要拉拢张作霖。对张勋也是这样，段祺瑞瞧他不起，但又不能不重视张勋的能量。张勋此前每次召集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会，身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也会派代表参加。这一次情况特殊，段祺瑞为了表示对辫帅的重视，特派“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参加会议。

前面讲过，张勋也是很瞧不起段祺瑞的，认为段祺瑞虽然喝了点洋墨水，手里却并不直接掌握兵权。但不管怎么说，段祺瑞毕竟是北洋派的一路领袖，这笔账张勋还是要认的。所以，他也很想知道段祺瑞对清室复辟问题的态度。对于辫帅的这点心思，徐树铮心里明镜一般，他对张勋说，芝老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在张勋听来，徐树铮所说的“一切手段”，应当是包含了大清复辟的。徐树铮是段祺瑞手下第一红人，既然徐树铮说了这样的话，张勋认为段祺瑞肯定是不会反对复辟的。

徐州会议随后讨论了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其实所谓“讨论”，就是张勋一个人讲，大家坐着听，也有时是由秘书长万绳栻代表张勋讲，大家坐着听。历次徐州会议都是如此，此番也不例外。经过这样的“讨论”，会议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辫帅张勋暂时不参加，并且要伪装成“调人”，从旁做好做歹地引诱黎元洪接受督军团要求，使黎元洪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在张勋看来，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排除，清室复辟已是箭在弦上。

1917年5月24日，张勋根据第四次徐州会议所决定的策略致电黎元洪，电报说：“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封电报虽然也带有某些威胁，但大体看来，是以所谓“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大总统的口吻说出来的。从这个口吻中看得出来，张勋有意出面担任黎元洪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www.daowen.com)

黎元洪自知势单力薄，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北洋派作对，他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说到底是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统，不甘心做段祺瑞的盖印机器。他用总统令的形式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也是不得已之举。而且，在此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顶替段祺瑞出面组阁，但徐世昌“杜门谢客”，坚决不肯应命。黎元洪又请北洋派的另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并曾亲自到王宅苦口劝驾，但王士珍不为所动，说自己不能“卖友求荣”。只是看在黎元洪苦苦哀求的份儿上，王士珍多少有了点不忍之心，便建议黎元洪请李经羲出面组阁，承诺自己可以出任李内阁的陆军总长。到了这个份儿上，黎元洪实在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说李经羲也是他早已选中的“备胎”。于是，5月2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在随后发表的一份通电中，黎元洪首先为自己辩解，说明约法上并没有必须由总理、特别是前任总理副署才能任免文武官员的规定，并举了袁世凯时代唐绍仪、陆征祥等人免职时均由后任总理副署的例子，证明伍廷芳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副署免段令并不违法。为了使各省督军不至于因免段而误认自己是北洋派的对头，黎元洪还特别诉说了自己提出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无奈。他说：“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既推荐仲轩，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在这段话中，芝泉指段祺瑞，东海指徐世昌，聘卿指王士珍，仲轩指李经羲。把几人的字换成名之后，整段话的意思就是：段祺瑞解职后，自己最初是想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不肯；又坚请王士珍组阁，王士珍也不肯；但王士珍推荐李经羲，答应可在李经羲内阁中出任陆军总长。时事急迫，万不得已。

黎元洪提议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5月26日送达国会，27日众议院讨论表决。这天是星期天，本是休息日，但议员们为了帮助总统渡过难关，破例开会并高票通过了总统提出的同意案。第二天，参议院同样以高票通过该案。当天，黎元洪便发表了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而王士珍也兑现承诺，致电北洋派各省督军，劝他们给北京发报，电贺李经羲内阁。在王士珍的劝说下，陆续有几个省的督军向李经羲内阁致贺。副总统冯国璋虽然没给李经羲内阁致电，但给黎大总统发了电报，表示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在许多人看来，只等李经羲的内阁成员名单公布，各部总长走马上任，一场由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所引起的政坛危机，似乎就要过去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黎元洪发表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总统令的第二天，蚌埠方面突然传出安徽省省长倪嗣冲宣布独立的通电，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份纷纷响应安徽省省长通电，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这些宣布独立的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军阀，宣布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各自地盘上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或驱逐不合己意的文武官员，或截留应上缴中央的税款，或扩充自己的人马，或扣押境内的火车。而且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公开宣扬要运兵北上，直趋都门，为国民请命。这些都是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决定了的事，督军们是在照着辫帅的剧本一丝不苟地表演。

督军们的独立，让黎元洪始料未及。面对摩拳擦掌的北洋督军，黎元洪无力抗衡，只好寄希望于对其尚有同情的王士珍和未与督军们一同行动的冯国璋出面主持公道。这两个人也确实帮助黎元洪说话了。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当天，王士珍就致电张作霖、倪嗣冲和张怀芝，对他们善加劝慰。30日，王士珍又领衔发表调停通电。6月1日，冯国璋也通电调停时局。但王士珍也罢，冯国璋也罢，都无法约束这些手握重兵的督军，这就决定他们的通电只能是一种规劝，不仅口气平缓，没有谴责这些造反督军，而且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出自爱国至诚，说他们造反的理由都是正论，只是方式不当。如果督军们取消独立，就会大有商量的余地，等等。督军们都铁了心要让黎元洪做不成总统，王士珍、冯国璋的规劝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当时李经羲正在天津，黎元洪任命他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他原本想马上进京赴任，北方各省督军的行动把他给吓住了，他开始躲在天津的租界里不露面。黎元洪心里着急，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要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国务总理李经羲接到北京。站在黎元洪的角度讲，李经羲已经走完了出面组阁的所有法律手续，只要他往国务总理的办公室一坐，再任命几名总长，那些闹独立的督军们就翻不了天。但问题是，到了这个时候，起先还眉开眼笑想当总理的李经羲，却一会儿说要去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反正是不肯进京赴任。

我们再说段祺瑞。段祺瑞离开北京到了天津，住在租界里，每天照样门庭若市，各色人物纷纷奔走其门。段祺瑞看到黎元洪在北京方寸已乱，有意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元洪，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各部总长的名单已经排好，段祺瑞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了意见，只等各省回电一到，就可登场挂牌。徐世昌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别看黎元洪几番请不动他，段祺瑞一个表态他就兴奋起来了。他写好了就任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祺瑞审阅，只因张国淦等人主张静观一下，免得将来被动，他听后觉得有理，才没有即时交出去。

这时徐树铮从徐州开完会回到天津，向段祺瑞报告了徐州会议的决定，段祺瑞这才意识到张勋这次当真要搞复辟了。经过与幕僚们进一步商讨，段祺瑞决定暂停组织临时政府，也先不表态反对复辟。用徐树铮的话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意思是说，让张勋放心大胆地推动清室复辟，如果张勋真能得手，段祺瑞便可举起拥护共和的旗帜，起兵讨伐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身份重新入主北京。

此时最受罪的人要数黎元洪了。督军们声称他们宣布独立是一种“兵谏”，并提出“兵谏”的四个条件：第一，解散国会；第二，改正宪法；第三，组织健全内阁；第四，摒斥公府佥壬。前三个条件都容易理解，第四条的摒斥公府佥壬，不仅包括总统府的一批军事幕僚，还有与黎元洪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他们编造出所谓“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把平时与黎元洪经常走动，给黎元洪出谋划策的人都称为“公府佥壬”，要求对他们一概“摒斥”。按照张勋的计划，督军们的“兵谏”不过是用以欺骗黎元洪的口号，如果黎元洪上钩屈服了，他们就可以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起而将其驱逐。这是早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已经谋划好了的。

黎元洪此时的处境真可谓内外交困。内部自免除段祺瑞职务后，新任命的国务总理不肯就任，内阁处于瘫痪状态。在尖锐对立的府院冲突中，一些国会议员也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段祺瑞离京后，80多名原本支持段祺瑞的国会议员提出辞职，原本反对段祺瑞的议员，因担心督军拥兵入京，纷纷避难去了南方或者躲在北京的六国饭店里，国会不待解散已呈瓦解之势。对外则是各省督军威胁，北京城外围着不少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的军队，他们舞枪弄棒，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攻打京城的架势。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黎元洪的态度逐步软化。对于督军们提出的四项条件，他想采取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的一二条。他在审时度势之后认为，改正宪法和摒斥佥壬两条可以商量，组织健全内阁这条他想做也做不到，至于解散国会，在他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没有商量余地。他身边的幕僚们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哈汉章、金永炎、黎澍等心腹幕僚相继辞职，黎元洪一概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之列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通电自请处分。

那么，对于黎元洪的这些让步，各省督军及其背后的张勋能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