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5月23日，黎元洪发布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及其他兼职的总统令，段祺瑞拒绝接受黎元洪的免职令，继续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对外发表文电，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冲突”至此完全公开，双方关系彻底破裂。黎元洪自认背后有国会支持，段祺瑞则依仗背后的北洋系将领，双方都要竭尽全力，不惜拼个鱼死网破。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双方都在拼命争取一些未表明态度的中间实力派的支持，双方的争夺渐渐聚焦于一人，此人就是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张勋。

张勋在当年可谓出尽了风头的大人物。

张勋，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江西奉新人，光绪十年（1884）加入清军，十多年后归属袁世凯统领，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后步步升迁，宣统元年（1909）升任江南提督，官秩从一品。武昌起义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中华民国成立后，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他本人被袁世凯授为定武上将军，任安徽督军，兼任长江巡阅使，驻兵徐州。

长江巡阅使是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职务，这个职务初设于民国元年（1912），首任长江巡阅使是谭人凤。谭人凤在同盟会中颇有资望，曾任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授予谭人凤长江巡阅使这么个职务，实际是有名无实。首先，长江巡阅使是跨省行使职权，举凡长江沿线各省均有权去“巡阅”。其次，“巡阅”并不包含管辖权，这一点与明清时期的“巡抚”和袁世凯执政后期的“巡按使”不一样，巡抚与巡按使在自己的辖区内，既有巡视权，又有管辖权；而巡阅使则只有巡视权，没有管辖权，所以谭人凤做长江巡阅使属有职无权。民国二年（1913），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谭人凤遭袁世凯通缉，长江巡阅使的职务自然也就免了。为了拉拢张勋，袁世凯便将长江巡阅使的头衔给了他，让张勋在安徽督军本职之外，兼任长江巡阅使。

与谭人凤不一样，张勋将长江巡阅使当成正职来做，还把自己的安徽督军署改称“巡阅使署”。他把这个职务看得很重，因为如果没有长江巡阅使这个兼职的话，张勋身为安徽督军，应当驻军安徽省城，当年的省城在安庆，张勋不愿在安庆驻军，他相中了徐州，可徐州地属江苏，归江苏督军冯国璋管辖。由于有了长江巡阅使这个兼职，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大本营设在徐州。徐州当年是津浦铁路中段的咽喉车站，又是正在动工修建的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的交会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袁世凯最不放心的封疆大吏是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冯国璋驻南京，徐州正是南京北上京津的必经要冲，让张勋驻兵徐州，就等于给冯国璋可能的北上设了个路障。所以，长江巡阅使更像是袁世凯为张勋量身定制的头衔。

张勋驻兵徐州，直接威胁到了冯国璋。冯国璋身为江苏督军，对张勋驻兵江苏境内却只能干瞪眼，敢怒不敢言。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了，冯国璋首先发难，要求北京政府勒令张勋离开徐州，将安徽督军署迁往安庆。段祺瑞也觉得张勋身为安徽督军，却常驻江苏省境内有违法理，便善言劝张勋早日迁徙。但张勋怎肯离开徐州这块风水宝地？他以自己身兼长江巡阅使为由，说只要是在长江沿线省份，他都可以驻扎。其实，安庆就在长江沿岸，如果真要“巡阅”长江，安庆最为合适，张勋不肯离开徐州，还是看中了津浦铁路的交通大动脉。顺便说一下，当年的安徽省省长倪嗣冲也不住安庆，而是住在蚌埠，原因也是看中了蚌埠沿津浦铁路。这就苦了安徽省的各级官吏，督军、省长一个在邻省的徐州，一个在本省小镇蚌埠，在省城只有两位长官的“办事处”。地方官员有事向长官请示，需要通过办事处电报联络，如果有重要公文需要长官签署，那就更要命，鞍马劳顿不说，时间也不知要等多久。

我们接着讲张勋的事。冯国璋告状，段祺瑞支持，但张勋不肯走，冯国璋和段祺瑞也都没办法。张勋就是这样一个人，软硬不吃，谁都不怕。当年他确实是个很另类的人。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全国城乡各界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但张勋仍一意维护大清，不仅自己留着辫子，也不准部下官兵剪辫子。这在当年是很另类的事情，他的部队因此被人称为“辫子军”，他本人被人称为“辫帅”。

袁世凯在世时，张勋尽管留着辫子，但不敢公开主张大清复辟。袁世凯死后，张勋在6月9日召集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安徽七个省的督军代表到徐州开会，由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了所谓“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相号召，实际上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省督军正因袁世凯之死而感到前路茫茫，对北洋派的解体和西南护国军的声势感到忧虑，听了万绳栻代表张勋提出的十条“要纲”，觉得各省督军可以联合起来抱团取暖，便接受了张勋的计划。此后，张勋又召集了第二次徐州会议和第三次徐州会议，参加会议的督军代表也由起初的八个省扩充为十三个省。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张勋被推举为十三省区“大盟主”。在会议通过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来不及往返电商者，径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这就等于授予张勋一种特权，可以代其他督军列名发表通电。有了这项特权，张勋便以北洋军首领和各路督军“大盟主”的身份，假借十三省督军的名义，对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对各方面的反对势力谩骂恐吓乃至武力威胁。

前文讲过，段祺瑞将各省督军请到北京，给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其实就是用了张勋的套路，即利用督军手握兵权的特殊身份，向政治对手施加压力，段祺瑞所请的督军与张勋的徐州会议大致吻合，只是稍有扩大。督军团在北京胡作非为的时候，十三省大盟主张勋却躲在徐州冷眼相看。段祺瑞原本曾热情邀请张勋进京参加军事会议，徐树铮代表段祺瑞许诺，如果张勋来京，就推举他为“领袖”，但张勋看不起段祺瑞这种只喝了几天洋墨水就带兵打仗的年轻书生，也不赞成段祺瑞搞什么对德绝交、对德宣战，更不肯屈身进京给段祺瑞捧场。袁世凯临终前的“顾命大臣”之一张镇芳，对张勋推动大清复辟寄予厚望，他给张勋提出一项具体方案，建议张勋静观事态，利用黎元洪的窘境，诱其下令让张勋率武卫军入京“为之保护”。张勋依计而行，稳坐徐州，密切注视政局发展，同时加紧大清复辟的准备工作。

张勋虽然没有进京，却不断通过电报“指导”着督军团在北京的胡作非为。比如，当督军团发出电报报告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随即回电说：“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组更张，其何容缓。”在这封回电中，张勋除了表达了对督军团大闹国会行动的坚定支持，还催促他们加速推进，刻不容缓。此时张勋的作用都是在背后，从表面上看，他好像是个局外人。

张勋的老谋深算首先在黎元洪那边获得了正面反馈。由于张勋不赞成对德绝交、对外宣战，让黎元洪窥测出了张勋的“可资利用”。因此，当督军团把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黎元洪派出张勋的同乡、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秘密到徐州。郭同与张勋见面后，张勋很豪迈地表示拥护总统。张勋说：“咱们总统是一个老实人。如果总统用得着我，我一定替他老人家出力。”

张勋的这一表态，是促成黎元洪决心免除段祺瑞职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黎元洪对张勋还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却不承想到这个“老粗”正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www.daowen.com)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冲突已接近公开爆发的背景下，5月21日，张勋在他的巡阅使署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那天，进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各省督军及代表正好离京，不少人便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这些人参加完北京的会就来参加徐州的会，中间一天不耽误，可见张勋对北京局势了如指掌。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在北京的黎元洪发表了免除段祺瑞本兼各职的总统令。消息传到徐州，督军们暴跳如雷，倪嗣冲首先跳起脚来痛骂黎元洪，主张推倒这个北洋派公敌。倪嗣冲、张怀芝还提出三路出兵北京，驱逐黎元洪下台。当然，这些来徐州开会的督军及代表们没有几个是真心拥护段祺瑞的，他们所关心的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除段总理的职，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开刀，有黎元洪在位一天，北洋派的天下就难以安稳。此时的督军团除造反外别无主意，张勋乘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你们的主张我是无法办到的，师出必须有名。要维护北洋，必须另求更妥当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将大政奉还给今上。”这是张勋一贯的主张，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样的主张在前几次徐州会议上，张勋也曾讲过，他讲后大家都不说话，他也觉得时机不成熟，不知从何处入手，所以复辟的话说过也就过去了，并没有付诸实施。现在不同了，段祺瑞已经被解职，责任内阁已经陷于瘫痪，北洋集团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听了张勋的话，倪嗣冲、张怀芝马上表示“誓从公后”，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张勋说：“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渝。”说罢让人取出一段黄绫，要督军及督军代表在上面签字。

还在徐州会议之前，张勋和他的手下亲信已经造了大量清室复辟的舆论，当时北京城里府院冲突正闹得不可开交，外间关于清室复辟的传言也一波高过一波。不过在多数人看来，这些只是谣传，不会当真的。因为人们对于袁世凯称帝的经历还记忆犹新，以袁世凯的权势与地位，一旦走上了弃共和而行帝制的路，还不是很快就弄得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既然有袁世凯这个反面教材摆在那里，谁还敢再干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蠢事。

但张勋偏偏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

对于复辟帝制，张勋可谓痴迷得很。尽管中华民国已成立多年，他本人还做了民国将领，但他对大清的“仁德”却念念不忘。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搞帝制，他竭力赞成，但对于袁世凯帝制自为而不是还政大清却心存不满。后来袁世凯的帝制搞不下去了，他站在旁观者位置也认真总结过经验。他曾对身边的幕僚们讲：“项城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北冯南陆一个不肯支持帝制，一个公开反对帝制，而北冯南陆之所以不肯与项城合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

我们稍微解释下张勋这段话。张勋所说的“项城”是指袁世凯，他是河南项城人，时人称其为袁项城。张勋所说的“北冯南陆”是指两个人，一个是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张勋称其为“北冯”；一个是广西南宁人陆荣廷，张勋称其为“南陆”。张勋的意思是说，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冯国璋和陆荣廷两人一个不肯支持，一个公开反对。如果袁世凯能够得到冯国璋与陆荣廷的支持，帝制是可以搞成功的。这句话也可以换个说法，如今张勋要复辟帝制，关键是要获得北冯南陆的支持。为此，张勋确实动了很多心思，而且动手早，工作细致，并且自认为成功了。

张勋不通文墨，但喜欢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和他常相往来的有不少文人墨客。其中，有个叫潘博的人是康有为的弟子，曾做过张勋的机要秘书。此人有些文采，但喜招摇，好显摆，说话办事不是很稳妥。这样的人本不适合做机要秘书，加上受人排挤，在机要秘书的位置上做不下去了。张勋喜其文才，又知道冯国璋也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便将潘博介绍给了冯国璋。冯国璋与潘博谈话之后，很高兴，留在身边，养为门客。潘博又经常在冯国璋面前称赞一个叫胡嗣瑗的文人，胡嗣瑗也是张勋“朋友圈”里的人，冯国璋听信潘博推荐，聘胡嗣瑗为江苏督军署秘书长。如此一来，张勋便在冯国璋身边安插了两条“眼线”。

民国五年（1916），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被袁世凯毒死，冯国璋派潘博到南宁吊丧。潘博在陆荣廷面前说，冯国璋有一个意见：“与其推戴项城称帝，毋宁拥立清帝复辟。” 其实冯国璋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潘博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潘博“转述”了冯国璋的上述意见后，又就此侃侃而谈，说什么北方既有华帅、绍帅主张复辟，如果干帅也在南方响应，何愁大事不成！潘博所说的“华帅”，指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绍帅”指张勋，张勋字绍轩；“干帅”指陆荣廷，陆荣廷字干卿。潘博的意思是说，冯国璋、张勋都主张复辟，如果陆荣廷也在南方响应，大事必能成功。陆荣廷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对于此等大事怎肯轻易表态，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发表意见。陆荣廷的沉默在潘博看来就是默认了。因此，潘博从南宁回来后，专程赴徐州拜访张辫帅，说陆荣廷是极端赞成复辟帝制的。张辫帅听了兴奋不已。

袁世凯死后，民国六年（1917）3月，黎元洪和段祺瑞共邀陆荣廷进京。陆荣廷途中专门绕道走津浦铁路，在南京会见了副总统冯国璋。在蚌埠，会见了安徽省省长倪嗣冲。倪嗣冲又陪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陆荣廷到徐州时，张勋亲自到车站迎接。陆荣廷和张勋是老相识，晚清时两人曾同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供职，如今故人重逢，感慨万千。张勋很动感情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当年人们习惯讲“虚岁”，那年张勋虚岁六十四，陆荣廷虚岁五十九，在时人眼里，确实都是“老头子”了。陆荣廷听了张勋的话，也动了感情。两人手拉着手来到长江巡阅使署，刚走进大花厅，张勋就行起了跪拜大礼。这在清代的时候，叫“同寅大礼”，就是同在一处做官的人久别重逢时互行大礼。问题是眼下已经是中华民国了，很少还有人行这样的封建大礼。好在陆荣廷早知这位老朋友坚守旧礼，所以看到张勋的举动，并不太感意外，也随着跪下来，行礼如仪。

当晚，张勋举办盛大宴会为陆荣廷接风洗尘。席间，张勋有意吐露了一些“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的口风，以窥探陆荣廷对复辟问题的态度。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讲，陆荣廷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席间只是含笑倾听张勋的话，对于复辟的事却不置可否。张勋早先听过潘博的介绍，先入为主，认为宴会上人多，陆荣廷不便公开表示赞成，只能以不反对来表现其赞成的态度。

陆荣廷与张勋话别后，很快到了北京，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让张勋更感兴奋。那么，是什么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