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各省督军和军事代表联名给黎元洪写了一道呈文，指斥国会二读通过的宪法草案，甚至提出“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

据说这个写给黎元洪的呈文，是督军们听了京城某些熟悉法律条文的政客建议而形成的。这些人建议说，督军们原本以对德宣战案为由头要求总统解散国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的威胁，加上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军人公开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因此，不如说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督军们采纳了政客的建议，这便有了上面的呈文。

督军们公推最为年长的吉林督军孟恩远领衔，各省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22人列名。大家签名后，倪嗣冲将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国务院转呈总统。徐树铮看了呈文，在上面盖了枚将军府的大印，另外拟就了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一并送往总统府。

徐树铮在各省督军及军事代表的呈文上加盖将军府大印，颇为耐人寻味。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属内阁首脑。但国务院的大印在秘书长张国淦手里，再说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加盖国务院大印也会被人挑毛病。自中华民国三年起，袁世凯曾颁令在北京设立将军府，段祺瑞被授予“建威上将军”称号。徐树铮在呈文上加盖将军府大印，意在表明段祺瑞与各省督军站在一起，与黎元洪及国会决战到底。

呈文递上去的当天，总统府就传来消息说，总统已经看了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资格，以国民之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动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愿意以个人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这个答复显然不是段祺瑞及督军团希望得到的。

5月20日，黎元洪果然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到总统府举行谈话会。黎元洪提出各省督军所指责的关于宪法草案中的几处“错误”，希望国会自动加以改正。各政团领袖虽然觉得各省督军对制宪问题说三道四有些荒唐，但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纷纷表示，他们对于督军所提“错误”并无成见，可以转达本团体议员重新加以考虑。这种表态显然是意在敷衍，也不是段祺瑞及督军团希望得到的。

当谈话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黎元洪，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有人这样问，就表明他们一定是听到或者是感受到了什么。对此，黎元洪的回答是：“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看来，对于将要到来的斗争的残酷性，黎元洪并非毫无思想准备。

21日，黎元洪召唤在督军团呈文上的领衔签名者、吉林督军孟恩远入总统府谈话。黎元洪明确告诉他，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芝泉已经无法单独干下去。因此，解决时局的枢纽，唯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现拟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黎元洪所说的“芝泉”是指段祺瑞，这个我们以前多次讲到过。至于黎元洪所说的四位国务总理继位人选，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赵尔巽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他是袁世凯命名的“嵩山四友”之一。他于清代同治年间中进士，清末官拜奉天将军、东三省总督，属于朝廷的一品大员。这人有学问，我们平时讲历史有所谓“二十五史”之说，“二十五史”中的最后一史叫《清史稿》，就是赵尔巽主持编修的。在黎元洪准备用来代替段祺瑞的四人中，他最为年长。他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比徐世昌年长11岁，当时已年过七十，要算是“古稀之人”了。他名气很大，袁世凯在位时把他列为“嵩山四友”之一，无非是借用他的名气。如今黎元洪要让他出任国务总理，组织责任内阁，实在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孟恩远听了黎元洪的一番“宏论”，自然是心有不服，又不好当面顶撞，而且他也不晓得该怎样应答，便说了句“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总统府退出。

孟恩远离开总统府后直接去了曹锟的住宅，各位督军及军事代表都在那里等着他呢。孟恩远将刚刚在总统府与黎元洪所谈内容，特别是黎元洪关于当前问题的枢纽是总理辞职的说法，原原本本地向各位督军和军事代表讲了。大家又进行了一番紧急讨论，所得结论是：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其实这样的结论无须讨论就能知晓，段祺瑞把他们从外地请到北京来，就是要利用他们向总统和国会施压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怎样讨论，结论是已经有的了。

督军团会议结束后，孟恩远又回到总统府，报告了各督军讨论的结果。对于这样的结果，黎元洪倒也不感到意外。

当天晚上，督军们又在府学胡同段祺瑞宅邸举行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与步调。此前曾有人提议，如果总统拒绝解散国会，大家就一起辞职，让各省、各地乱一乱，给黎元洪和国会施压。但徐树铮不同意这么干，他说，诸位人在北京，万一总统批准了辞呈，任命地方上的其他长官行使督军职权，诸位岂不是自讨苦头？听了徐树铮的话，督军们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决定“大伙儿离开北京”，回到各自驻地不惜与黎元洪及国会拼个鱼死网破。

段祺瑞也知道黎元洪已经打定主意，改派内阁总理的命令即将发布，便开始频繁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到了这个时候，连最靠拢他的政界人士也劝他做必要的退却，以便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这次段祺瑞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决定来个以退为进。他先是派教育总长范源濂到天津，请徐世昌出面来组织新内阁，说段祺瑞本人愿意在新内阁中留任陆军总长。徐世昌何等老谋深算，怎会轻易被哄过。他知道段祺瑞并不是真心想下台，表示自己决不接受组阁使命。21日，段祺瑞又亲访王士珍，请其权且代理内阁总理，意思是，自己现在遇到了麻烦，请王士珍先出面抵挡些日子，等风头过去了，他还要卷土重来。像这样的差使王士珍如何肯做？段祺瑞的话刚说完，王士珍就站起来一个劲儿地作揖打拱，口中连说：“敬谢不敏！”

同一天，段祺瑞还出人意料地到总统府拜见黎元洪，表示迫切希望摆脱一切。他说：“我已经找过徐菊老，找过了王聘卿，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元洪回答说，他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这就等于同意了段祺瑞的辞呈，只等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就可办理交接了。段祺瑞见黎元洪已铁了心要免自己的职，从总统府出来，即命陆军部向路局接洽专车，宣称于当晚九时离开北京。

专车已经备好，段祺瑞还有些举棋不定，对于辞职他心有不甘；对于辞职后的政坛局面也不能说有十足把握，如果能够拖一拖，不辞职，当然是最稳妥的了。

眼下让段祺瑞陷入困境的最大难题是内阁成了空壳，自己成了光杆总理，连国务会议都开不成，无事可筹，无公可办，国务院成了摆设。要想留任不辞职，当务之急是重新任命各部总长，补齐阁员，把国务院的架子重新搭起来。为此，有人建议这次要用清一色的北洋系补充已辞职和已去职的阁员，以便与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段祺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知道，那样的一份内阁名单黎元洪肯定不给盖印，国会也不会批准，而眼下最重要的是补齐阁员，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基于这种考虑，他亲自拟就了一张补充阁员新名单，名单里没有一个段祺瑞的亲信，打头的三名是黎元洪所喜爱的湖北籍官员，其余的也是黎元洪有相当好感的人。很显然，段祺瑞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想通过对内阁成员任命上的让步，来维持自己的内阁总理宝座。

那天，段祺瑞没有动身去天津。第二天，他命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拿着他亲笔拟好的补充内阁成员名单征求黎元洪同意并请其盖印。头一天段祺瑞在黎元洪面前亲口讲要辞去总理，今天又来补充新阁员，想要继续留任。黎元洪对段祺瑞的厚颜与恋位很看不上眼，他接过张国淦递上的名单连看也未看就冷峭地说道：“名单上都是一些安徽人吧！”可是，当他打开名单一看，见上面没有安徽人，倒是有不少湖北人，脸色就不像刚才那样冷峭了。(www.daowen.com)

张国淦放下名单退出总统府，黎元洪立刻召集幕僚讨论段祺瑞拟就的名单。幕僚们都很乐观，说这是老段外强中干的一个实证。也有人说，这是段祺瑞的缓兵之计，我们切不可中他的计。幕僚们还对黎元洪讲，伍秩老已经答应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答应在老段下台后尽力帮总统的忙，督军团已经离开北京，现在是罢免老段的最好时机，此时再不下手，更待何时！

幕僚们所说的伍秩老，是指伍廷芳，号秩庸，时年75周岁，人们尊称其为伍秩老。伍廷芳原为段祺瑞内阁中的外交总长，因不满段祺瑞指使“公民团”围攻国会，愤而辞职。与他同时辞职的还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农商总长谷钟秀，黎元洪当即签发了三份辞呈，只是留下了伍廷芳的一份。如今这一着真管用了，伍廷芳答应帮他出来收拾局面，这事让黎元洪听了颇感振奋。再加上督军团已经离京，罢免段祺瑞的时机已经成熟。

黎元洪终于下定了决心。

5月23日，张国淦再到总统府，想取回昨天送来盖印的补充内阁成员名单。黎元洪告诉他，阁员不用补充了，本大总统已决定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张国淦吃惊不小，当下劝他再加考虑。话刚出口，站在黎元洪身边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枪，对着张国淦的胸膛晃了一晃，面目狰狞地说：“不许开口！一开口我就一枪打死你！”

金永炎，湖北黄陂人，黎元洪的同乡，中华民国二年任鄂军都督府参谋长，成为黎元洪的幕僚与谋士，与哈汉章、蒋作宾、黎澍一道被称为黎元洪的“四大金刚”，又被段祺瑞一派称为总统府“四凶”。从那天的表现来看，其人的确很凶。

张国淦是黎元洪的湖北同乡，而且与黎元洪关系较为融洽，所以听到黎元洪要免去段祺瑞职务后，才会好言相劝。黎元洪此时虽然听不进张国淦的劝说，但知其为好意，便挥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同时向张国淦表示歉意，并派卫士护送张离开总统府。

送走了张国淦，黎元洪把印铸局局长吴笈孙叫来，交给他一份已签署的总统令，内容是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吴笈孙看了眼命令表示不肯接受。他说总统命令从来都是由国务院交到印铸局来的，没有由总统直接交下来的前例，请总统依例行事。说完，一鞠躬便退了下去。

黎元洪在吴笈孙那里碰了个软钉子，感到有点意外。难道发布总统令还要经国务院批准？法律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可不经过国务院，印铸局不给印发，总统令还是贯彻不下去。好在关键时刻伍廷芳自告奋勇，答应拿着总统的命令去国务院办理交涉。于是，这一天，伍廷芳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总司令。据知情人士讲，原本还拟好了惩戒倪嗣冲和告诫督军团的两道命令，最后关头被黎元洪临时撤回，没有发表。

与三道总统命令发表的同时，黎元洪还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经过。电报说：“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

黎元洪接连出招，段祺瑞也不能没有应招。这一天，段祺瑞乘专列去往天津，黎元洪派总统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一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段祺瑞临行前发表通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段祺瑞坚持认为，在实施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未经国务总理副署，总统无权对外发布命令，因此，黎元洪关于免去他本兼各职的三道总统命令均无法律效力。在电报末尾，他还特意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表示不接受黎元洪的免职令，他现在仍然是“国务总理”。

黎元洪认为，他有权免去已经不能履行职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坚持，免我的职必须经我同意，否则无效。两人都声称自己是在依法办事，那么当年的法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呢？一起来了解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总统有权免除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须得国会同意。黎元洪就是依此发布命令免去了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可谓于法有依。

但段祺瑞拒绝承认总统命令的有效性也并非于法无依。民国元年（1912）6月公布的《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他们均为国务员，国务总理为国务员首领，保持行政之统一。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文书，均须由国务总理副署。这就是说，总统发布的所有命令，必须经国务总理副署，才能产生法律效力。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的三道命令，没有经过国务总理副署，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就产生了两部法律“打架”的问题，按照“民元约法”规定，总统有权免除国务总理职务；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总统的免职令未经国务总理副署，无法律效力。在此关头，被任命为暂代国务总理的伍廷芳发表通电，力挺黎元洪。伍廷芳是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又是中华民国首任司法总长，对法律问题无疑很有权威。他根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中华民国元年之先例，说中华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免除国务总理唐绍仪职，由陆征祥代理，同年又免除国务总理熊希龄职，由赵秉钧代理，两道免职令都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也没有人说命令非法，国会随后也批准了新的国务总理人选。伍廷芳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先例俱在，既然中华民国元年袁世凯的做法行得通，如今黎元洪的做法也无可厚非。这实在是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算计，可谓用北洋之矛，攻北洋之盾。

这种法理问题的唇枪舌剑是段祺瑞最不擅长，或者说，是他最不喜爱的斗争方式。他是行伍出身，战场靠武力，政坛拼实力。他离京前所发表的不承认总统免职令的通电，其实就是向各省督军下达了命令，这也是他在督军团离京前就已经部署好了的。果然，刚刚离京不久的督军们接到段祺瑞的通电后，立即群起攻击黎元洪免除段总理职务为非法，宣布在段祺瑞恢复行使国务总理职务前，他们所辖省份，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冲突至此已经完全公开化，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而段祺瑞则坚持认为黎元洪解职命令为非法。段祺瑞自信手中掌握着北洋军实权，凭借这些完全可以随意摆布黎元洪。黎元洪则认为自己的行动得到了国会支持，有了国会，就不怕段祺瑞和北洋军人造反。双方都信心满满，都想凭此一役一决胜负。既然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决战的准备，可以预见，双方总会分出个胜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