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5月4日，进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各省督军和军事代表在迎宾馆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有400多名议员应邀赴宴。

议员到齐后，督军团公推善于辞令的福建督军李厚基致辞。李厚基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李厚基致辞后，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能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督军们招待议员，目的无非是让议员们投票赞成对德宣战案，汤化龙的这番话，根本不提投票的事，显然不是督军们希望听到的。

5月8日，段祺瑞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几个疑点，无非是说参战好处极多，不参战害处极多。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结果，多数党派不能形成明确而坚定的立场，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拿出全体一致的意见。

在督军与议员相互较劲的当口，北京街头的形势也越发紧张。5月8日、9日两天，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等光怪陆离的队伍。他们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频繁活动，预示着北京政坛的雷电风雨。

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前两天已经频频现身的“公民团”，顷刻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估计人数当在2000人以上。他们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颜色的“请愿书”和带有“警告”字样的传单，如果有哪位议员拒不接受他们的“请愿书”或传单，就会被拉下车来拳打脚踢。那天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等十余人。“公民团”还推举张尧卿、刘世均等人为代表，议员中有人认识他们，张尧卿是知名度很高的青帮大佬，刘世均是段祺瑞的学生及下属，时任陆军部咨议，其他“公民代表”也带有较为明显的段氏背景。这些代表闯进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汤化龙，要求允许他们旁听会议讨论，汤化龙以不合议场规则为由加以拒绝。他们听后公然威胁说，国会当天必须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将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激烈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

国会本是京城的重点警卫区域，众议院门外周边布满了武装警察，进入国会的东西南北四个门都有持枪警员把守，按说国会周边的秩序和议员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但那天的情况是，国会周边的警察与“公民团”互不侵犯，警员对于频频发生在眼前的议员遭打视而不见。在国会大楼，议员只能进不能出，但“公民代表”却可以自由出入。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协调各处“公民团”行动，还有人看见段祺瑞的亲信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指挥。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的是身着便装的军人与警察，有的则是乞丐、杠夫和其他无业游民。

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议员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民国二年（1913）10月6日国会投票选举总统时就曾出现过。当时只有一个候选人，就是袁世凯，按说袁世凯当选本无悬念，但袁世凯不放心，生怕煮熟的鸭子再飞了。于是，在总统选举日当天，几千名由便衣军警、侦探、兵痞和流氓组成的所谓“公民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只许进不许出。“公民团”还耀武扬威地大喊大叫，说：“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结果，两院议员从上午八点进场投票，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才如愿当选总统，几百个议员午饭、晚饭都没吃，直到晚上十时才得以恢复自由。

眼前的景象与当年何其相似！只是今天的议员不复当年，他们见识过袁世凯的把戏后，对于段祺瑞的这类照猫画虎的恶作剧就更加厌恶与难以容忍。再说，段祺瑞的权势与手段也远不及袁世凯。

下午二时半，国会正式开会。与会议员无论来自何党何派都义愤填膺，一致表示不解决眼前的突发事件，就不能讨论对德宣战案。议员张伯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还能维持。这个提议获得全场一致通过，议长然后分途打电话请段祺瑞等人出席，并宣告停会以等待段祺瑞等人。

议员们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教育总长范源濂来了，他是以代理内务总长的身份到会的。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免职后，新总长一直没补上，内务部事务暂由范源濂代管。范总长一进大楼就被情绪激愤的议员们包围起来。范源濂意识到段祺瑞这次玩得过火了，连忙说自己是抱病而来，并说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还承诺会令警察驱散请愿“公民”，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随后，范源濂到议长室给段祺瑞打电话，催促段祺瑞赶紧到国会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国会的“公民团”。段祺瑞回答说：“已经命令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当即到院。”段祺瑞电话里提到的吴炳湘，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解散“公民团”这样的事应当归他管。其实所谓“公民团”，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就是吴炳湘的部下，只是未穿警服而已。此时，国会外面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买食物回来，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护卫国会的警察见状就把各扇大门都关起来，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但是议员们并不真害怕，有人还轻松地说，民国二年（1913）10月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

傍晚六时左右，警察总监吴炳湘来了，但“公民团”仍然包围着国会，吴总监并没有下令解散他们，只是派警官招请来“公民”代表数人，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议长不肯见，范总长在警卫长室与他们见面。他们提出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显然，“公民代表”的三条意见，就是要压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并为武力解散国会制造舆论。

晚上七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了下来，原来是段祺瑞的汽车到了。刚才还乱作一团的请愿“公民”，瞬间变得守秩序了。他们分列两侧，向段祺瑞摇旗欢呼。段祺瑞满脸挂着笑容，对“公民”们的表现感到满意。

国会因总理到场而得以继续开会。段祺瑞出席会议并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不幸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段祺瑞发言后，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说完就引导段祺瑞、范源濂及随同段祺瑞到国会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人，到楼内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议员们则到议员休息室休息。(www.daowen.com)

段祺瑞等人呆坐在国务员休息室里，谁也不说话，倒是议员们在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情况是，“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还有几个被外面的“公民”打伤的议员攘臂而起，愤愤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边说边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总理，经大家竭力劝阻而作罢。

到了晚间九时，外面的“公民”开始向国会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前来国会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段祺瑞觉得再这样下去，有可能引起外交事件，只得命令吴炳湘打电话招来一队骑兵驱散了“公民团”。

国会于九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警卫等级，命令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安全，并保证以后不致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之举而介介于怀。说完这些话，段祺瑞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早先张国淦曾对外放风说，对德宣战问题段总理主张“按照轨道办事”。段祺瑞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从“公民团”闹剧来看，段祺瑞的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并不是按照法律轨道办事，而是要按照袁世凯的既有轨道办事。当年袁世凯靠“公民团”做打手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今天段祺瑞也要有样学样，利用“公民团”来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看来北洋派的戏法，演来演去不外乎这点套路。但戏法总是容易被戳穿的，当年袁世凯的戏法被人戳穿了，段祺瑞的水平又在袁世凯之下。两天后，北京《醒华报》刊载了一个叫王合新的“公民”来函，函内讲：“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到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王合新来函中所言，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说“公民团”把事情闹糟了，确实反映了多数人对此事的看法，也反映了段祺瑞等人的实际感受。“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四位内阁成员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祺瑞不肯接受，这四人便以个人名义提出辞呈。当年的内阁共有九名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实有八名总长。教育总长范源濂因病请假，“公民团”闹事时他是抱病救场。另有三人因各种原因被免职，如今又有四人辞职，到5月12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有段祺瑞一人出席。此时段祺瑞对于自己玩弄那套“按照轨道办事”的小把戏肯定后悔不已。本来是想给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结果把压力弄到自己头上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觉得这一个人的国务会议实在不像个样子，劝段祺瑞暂时引退。段祺瑞却说：“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祺瑞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但张国淦援引了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前例，那道命令也未经孙洪伊副署，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效力。据此张国淦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办理。段祺瑞觉得张国淦所言有理，便叫他赶快给自己备一份辞呈。当晚，刚回国不久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家里大肆咆哮，说张国淦受了总统府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唯你是问！”随后，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拿着张国淦写好的辞呈到府学胡同交段祺瑞审核，被徐树铮抢到手里当面撕碎。通过这个细节也可看出，徐树铮作风之强悍。此事段祺瑞知晓后不但不怪罪徐树铮，反而更加信任他。此后，段祺瑞再也不提辞职的事。

段祺瑞每天照常到国务院办公，在“一人内阁”里安闲自若。他还向人表示，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他还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经过“公民团”冲击后的国会议员，对段祺瑞反感至极。他们的态度已由此前的各执己见而逐渐趋于意见一致，大多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

黎元洪正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关注着国务院的事态进展。他对段祺瑞仍每天照常到国务院办公感到惊奇，并不无得意地对幕僚们说：“且看他的独角戏唱到几时。”前面讲到有四名阁员提出辞职，这些辞呈都须总统签署同意，国会批准方能生效。对这四份辞呈，黎元洪签署了三份，只有伍廷芳的辞呈被他“留中不发”，就是不签字，放一放再说。有人问他，为什么压下了伍总长的辞呈，他说是“为了外交的关系”。但了解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人认为，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外交关系。伍廷芳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出任司法总长，在民国政坛颇有资望。黎元洪正在物色段祺瑞之后的国务总理，已经有了个李经羲，还尚未入阁，把伍廷芳的辞呈压在手里，必要时没准可以派上用场。当然，李经羲、伍廷芳都属备用人选。黎元洪还派亲信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国璋也认为段祺瑞打了“督军团”和“公民团”两把臭牌，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不适合再当总理，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16日，黎元洪请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但王士珍坚决拒绝组阁，这就使得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下。

我们再说进京开会的督军团。5月12日，这批督军在倪嗣冲的京城宅院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要全力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仍留在北京，继续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13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所能联系上的国会议员，请他们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15日，各省督军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辞令的李厚基致辞。李督军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牵动感情。李厚基在致辞时频频向各位议员叩首，以表达其“为民请命”之热忱。但议员席上却反应平平。那天到场了210多名议员，数量远不及十几天前的迎宾馆宴会，而且人员到场后没说没笑，场面冷冷清清。

5月19日众议院开会，再议对德宣战问题。经历了“公民团”事件后，众议院气氛大变。议员禇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但是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因此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段祺瑞试图压迫国会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的种种努力，至此以失败告终。

国会与段祺瑞已势不两立，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人也进入短兵相接的对决中。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嗣冲宅邸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其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会后，督军团让手下的秀才用开快车的办法，写出一篇呈文，呈请黎大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呈文指斥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违反宪政精神，质疑国会议员的代表资格。恳请黎大总统毅然独断，严令国会改正错误，“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呈文不讲对德宣战，而是讲宪法草案，甚至提出“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的要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黎元洪接到这样的呈文后，会做何种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