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内阁出现空缺后，黎元洪坚持提名晚清官僚李经羲入阁。黎元洪这样做，自有他心里的“小九九”。

黎元洪早有找人取代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的想法，为此他找过徐世昌，找过王士珍，但这两人谁都不领情，不肯帮他挤走段祺瑞。李经羲的资历、地位，虽比不了徐、王，但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晚清云贵总督、袁世凯的“嵩山四友”，以后自己再与段祺瑞闹翻了脸，李经羲的这些“金字招牌”没准能用来支撑下门面。

对于黎元洪的这点“小九九”，段祺瑞焉能不知，但却不以为然。一来李经羲是自己的合肥同乡，他是李合肥，自己是段合肥，一笔写不出两个“合肥”来，今后在内阁共事应该不会有大矛盾。二来李经羲虽曾位高权重，但那是在晚清。如今政权掌握在北洋系军人手里，一个在北洋军中无职无权的人，掀不起什么风浪。基于这样两层考虑，他对黎元洪的提名没有表达不同意见。4月27日，众议院通过了对李经羲的任命。5月1日，参议院也顺利通过。

真正让段祺瑞放心不下的还是北洋派内部的反战呼声。段祺瑞知道，北洋派将领之所以反对参战，实际上是不愿意出国与德军作战，更害怕参战后会失去已经占据的地盘。为了打消北洋系将领的顾虑，让他们明了参战的真谛及其好处，4月中旬，段祺瑞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督军不能亲自与会，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段祺瑞原本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等问题，后来决定将裁兵节饷的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合并举行。但这个计划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有人提出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为了防人之口，段祺瑞就不用军事会议的名称了，实际上开的就是军事会议。

为了使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段祺瑞想把外地的军界大腕都邀请来，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冯国璋了。为此他专门派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副总统。可是，冯国璋前阵子到北京，已经领教了府院冲突和外交关系的复杂多变，觉得自己被人利用了。这次段祺瑞派靳云鹏来南京，请他再次进京，他自然很不情愿，便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段祺瑞见靳云鹏没把事情办成，还不死心，又一再电报催促。段祺瑞越是热情相邀，冯国璋越是觉得北京乃是非之地，去不得。后来，段祺瑞电报催得急了，冯国璋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关键时刻装病请假本为段祺瑞的长项，如今冯国璋用起来也有模有样，段祺瑞虽知其诈，却也无可奈何。除了冯国璋，其他如长江巡阅使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也是段祺瑞重点邀请的对象，但这两位军界大佬见冯国璋不进京，也不肯屈身进京去给段祺瑞捧场。

在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以下，各省的督军、省长大多是按通知要求，或亲自动身，或派全权代表赴京参会。

首先，应召赴京的是安徽省省长倪嗣冲。倪嗣冲是北洋系中的实权人物。他的父亲倪淑曾受聘为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后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府。倪嗣冲随父就读时，结识袁世凯。后追随袁世凯一路征战，至中华民国二年，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和许多手握地方实权的军界高官一样，倪嗣冲是坚定的反对参战派。此次奉召进京参会临行前，他在蚌埠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高论”。路过天津时，更是公开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自袁世凯去世，总统府易主以来，倪嗣冲这是第一次进京，加之他原本就不是段祺瑞的嫡系，对于北京政坛的新格局心中无数。在他心目中还以为总统是最大的官。因此，进京后他没有见总理的面，就先到东厂胡同拜见了大总统。黎元洪在总统府接见了他，他当时态度恭顺，还不失时机地保举侄子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他知道，大总统虽然高高在上，但对于封疆大吏的要求一般是会照顾情面的。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面前所提要求，几乎都能得到满意的回复。却不料黎元洪心里正不痛快，他对于段祺瑞以讨论外交为名招集军事将领进京极为不满，又听倪嗣冲提出这般无耻要求，便想用倪嗣冲开刀，借机立一立自己大总统的威风。因此，倪嗣冲的话刚说完，黎元洪马上沉下脸色大声训斥起来：“什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嗣冲根本没想到黎元洪会发火，吓得不敢说话，只得诺诺退出。

倪嗣冲无端挨了总统的一顿抢白，十分懊恼。京城朋友听说后告诉他，军事会议是段总理召集的，段总理才是北京政府的实际当家人。倪嗣冲听后懊悔万分，恨不得扇自己两个大嘴巴。

倪嗣冲急忙又跑到府学胡同去谒见段总理。段祺瑞在自家客厅接见了他。就本心来讲，段祺瑞对倪嗣冲的为官、为人都没有好感，但如今正是需要这些封疆大吏出面捧场的时候，少不得违心赔个笑脸。段祺瑞对倪嗣冲态度和蔼，还就外交与参战问题向他讲了几句“私房话”。概括起来就是：对德宣战并不需要真正出兵作战，还可以利用外国贷款购买枪炮，编练参战军。将来北洋军兵强马壮了，就更有力量讨伐国内不听号令的势力。

古人有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的说法，段祺瑞在这里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了。我们前面讲，段祺瑞不善言辞，是说他不擅长口若悬河地搞鼓动演说，他平日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还是挺有分量的。比如，他对倪嗣冲讲的这番话，就很对北洋系将领的胃口。像倪嗣冲等地方军阀原来反对参战，无非有两怕：一怕出国打硬仗；二怕丢了国内地盘。如今段祺瑞给他们吃了定心丸，对德宣战后并不向外派兵，各地方军阀还可以借机组织“参战军”，讨伐异己势力。听了段总理的话，倪嗣冲心里有了底。于是，这个曾经的反战激进派瞬间变为主张参战的激进派，并且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参战，越快越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参会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这些人在京城，被人称为“督军团”。“督军团”云集北京，京城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4月25日，军事会议开幕，段祺瑞亲自主持。他先是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团公推李纯代表大家发言。关于外交问题，本来督军们多为反战派，但由于会前段祺瑞已经将“参战真经”向他们交了底，所以，大家都不再反对参战。段祺瑞已命人准备好了一张签名单，上面写道“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签名。与会者觉得这样挺省事，不用讨论，也不用写材料，只需签个字就行了。于是，大家一个个走到前台，当着段总理的面，在“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后面依次签名。随后，大家围绕着军制等问题聊了几句闲话，会议就结束了。

军事会议结束了，但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却没有打道回府，段祺瑞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因为要实施对德宣战，从法律上讲，必须通过三道“关卡”：一是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二是总统盖印；三是提交国会审议批准。段祺瑞深知，这三道关卡哪个也不容易过，必须借助督军团的力量才行。

5月1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会议刚开始不久，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那天外交总长伍廷芳因为已提出辞呈，因而没有参会；教育总长范源濂正请假，也没有出席；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赂案被免职，失去了参会资格；李经羲尚未就职，也不能参会；孙洪伊免职后，新的内务总长尚未补充。实际参加会议的，除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钟秀和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人，他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不知该怎么办，都看着段祺瑞，等他拿主意。段祺瑞倒是很淡定，他看了眼三位在座的国务员，见他们不说话，便朝着刚进门的军官们点了下头。于是，督军团成员瞬间变成国务会议代表。由于他们发言踊跃，气势完全盖住在场的国务员，也让国务会议变成了军事会议。几天前在总统府遭到黎元洪抢白的倪嗣冲这次带头发言，他主张无条件对德宣战，而且要快。山东督军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吉林督军孟恩远、福建督军李厚基随声附和，大家七嘴八舌，会场气氛热烈。段祺瑞对大家的发言频频点头，三位国务员根本没机会发表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这样定了下来。

段祺瑞借助督军团的力量，强行推动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对德宣战案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送总统府盖印，然后提交国会审议批准。鉴于当时府院双方的尖锐冲突，段祺瑞知道，黎元洪这次可能不会轻易盖印。因此，在将文件正式送交总统府之前，段祺瑞又一次动用他手中的法宝——督军团。(www.daowen.com)

5月4日，一大批督军将领组团来到总统府。又是倪嗣冲首先开口，说：“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黎元洪知道这些人是受了段祺瑞的指使来威胁他，这让他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来，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他气愤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以上一切，都是目无法纪的行为！”

倪嗣冲几天前已经被黎元洪训斥过一次了，对于挨训好像有了点抵抗力。他辩解说：“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黎元洪一听火气更大了，怒吼道：“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言下之意是说，你的职责在安徽境内，不应当干涉政府外交事务。倪又辩解说，我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元洪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当时各省官员职责是：督军管军务，省长管民政，倪嗣冲身为安徽省省长，却来京参加军事会议确实不妥。当时的安徽督军是张勋，张勋还有另一个职务，叫作长江巡阅使，段祺瑞曾想邀请张勋进京参会，但张勋对于北京政局另有打算，不愿进京给段祺瑞当配角，这就使得段祺瑞只能邀请倪嗣冲进京开会。但不管怎么说，倪嗣冲身为民政长官来京参加军事会议，确实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是北洋系高官第一次受到总统的厉声呵斥。在袁世凯执政时，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安抚部下，这也让这帮封疆大吏养成了骄气傲气。而黎元洪素有“黎菩萨”之称，因为他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10月19日，民间传说这一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加上他长得慈眉善目，待人和气，就被人称为“黎菩萨”。但没想到这位“黎菩萨”大总统，今天却当着众人的面发了这样大的火，让这班封疆大吏一时找不着北，不知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黎元洪毕竟是国家元首，督军们受了气还不敢当面顶撞，只得诺诺连声退出。

当天晚上，黎元洪在总统府召集幕僚开了个小型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付专横跋扈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军事幕僚们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可使这些军界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元洪也觉得自己的脾气不能老闷在肚子里，发出来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在府学胡同段宅也在举行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段祺瑞觉得局势很严重，对德宣战案，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元洪让督军们难堪就是让他本人难堪，言下不胜愤慨。此时傅良佐站起来大声说道：“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祺瑞考虑了一下，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5月6日，段祺瑞偕同所有在京阁员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已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呈文上盖印。黎元洪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段祺瑞在内阁中的心腹、教育总长范源濂猛地站起来，当面指斥黎元洪“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话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门外。关门时因为用力过猛，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范源濂走后，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段祺瑞默不作声，黎元洪也不说一句话。段祺瑞悻悻地不辞而别，黎元洪想起自己曾有过不干涉内阁外交事务的承诺，便让工作人员在咨文上盖印，交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此事过后，黎元洪马上把司法总长张耀曾请到总统府单独谈话。张耀曾，云南大理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比黎元洪小近20岁。他是老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后，以西南代表资格当选为临时参议会议员。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国会议员、众议院法制委员长。袁世凯死后，任司法总长，是内阁中与黎元洪关系较融洽的阁员。黎元洪问张耀曾：“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这是黎元洪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他心目中此番与段祺瑞搏斗胜负之关键。因为，按照经冯国璋调停他与段祺瑞达成的妥协方案，外交权归国务院，对于国务会议通过之外交决定，总统不得干涉。但是他明白，国会中反对参战的呼声很高，由国会叫停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案，是他心中的最大期盼。他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会依仗各省督军的支持而解散国会。张耀曾对黎元洪讲：“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元洪听了这话，感到很振奋。他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

5月7日，国务院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

为了这一天，段祺瑞做了不少功课。5月2日，他在迎宾馆邀请参、众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茶叙间段祺瑞希望国会能够顺利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祺瑞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发表意见，汤化龙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祺瑞也不好太过勉强，请大家用过茶点便散会。

此番与国会议员的过招让段祺瑞有点心凉，他意识到要想推动国会顺利通过对德宣战案，不是件容易的事。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国会中反对参战的人不少，参战案提交国会通过尚无把握。为了保证议案能够在国会顺利通过，段祺瑞决定将议案暂缓提交国会，请各省督军于4日在迎宾馆举行宴会，招待并疏通各位议员。

5月4日，以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吉林督军孟恩远、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安徽省省长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名义联合邀请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在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400余人。当时在京两院议员总共不到500人。这次督军团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到场了400余人，可见绝大多数议员都来了。

在国会即将讨论审议对德宣战案的背景下，各省督军和军事代表大规模宴请国会议员，目的何在呢？通过这个手段，他们能达成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