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后的最初几年，中国没有参战。到民国六年（1917）春天，段祺瑞开始积极鼓动中国参战。那黎元洪呢？他会支持中国参战吗？

黎元洪一开始并不反对参战，因为当时协约国胜势已明，多数人都认识到，如果中国参战，在战后的和会上一定会得到不少回报。黎元洪所担心的是段祺瑞在参战名义下，会进一步扩大内阁权势，进一步架空总统，使自己彻底沦为段祺瑞的盖印机器。他手下的策士们也进言说：中国如果在此时参战，获益的必定是段祺瑞，只有先设法倒段，逼走段祺瑞再参战，获益的就是总统了。

可见，无论是段祺瑞还是黎元洪，表面上是主张参战与反对参战，实际上都不是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着想，而是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在这个过程中，段祺瑞想进一步压黎元洪就范，而黎元洪则开始谋划自己的“倒段大计”。

民国六年（1917）3月3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准备咨送国会的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准备先宣布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然后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次日，段祺瑞亲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以咨送国会。黎元洪略为浏览了下咨文便说：“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行事。”他还说，这样的重大事项应先与国会协商，非先得国会同意不可。意思就是不能盖印。段祺瑞亲自带领全体阁员来总统府，本来有向总统施压的意思，当听到黎元洪说不同意盖印，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强压住怒火对黎元洪说：“宣战媾和当然应由国会议定，现在不过是与各国先通一通意见，宣战的时候，当然还要由国会决定。”黎元洪回答说：“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宣战与媾和，这是大总统的特权。”黎元洪所说确是实情，《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可见约法确实赋予了总统宣战与媾和的特权。但段祺瑞根本不听这一套，他站起来说道：“约法规定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既然掌握着特权，认为我担不起责任，我只有辞职！”黎元洪也不甘示弱，回敬了一句：“宣战时只有大元帅的命令，没有什么责任内阁！”段祺瑞气急败坏，拂袖而出。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段祺瑞的坚定支持者，起身为段祺瑞帮腔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却是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与专制皇帝有什么不同！我也请求辞职。”其他阁员见总理与总统闹翻了，也陆续随之退出。当天下午段祺瑞即离开府学胡同，打算乘火车去天津住一段时间，把北京的烂摊子留给黎元洪。

当时，副总统冯国璋正在北京。他是以商讨对德外交问题的名义来北京的，下榻于京城的禁卫军司令部。他进京后，看到对德问题背后纷繁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看到了黎、段二雄相争的激烈场面。他既不愿得罪段祺瑞，也不愿使黎元洪难堪，而且对于这件事与自己的利害关系还一时难以判断，便采取敷衍态度，表示：“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段祺瑞从府学胡同的宅院去往北京前门东站时，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听说段总理要出走天津，冯国璋急忙赶到车站。两人见面后，冯国璋劝段祺瑞不要意气用事。段祺瑞则恨恨地说：“总统这个人无法与他共事，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总统有特权，内阁就无事可做，那我还守在这里干什么？这种局面我是决干不下去的！”说着便上了车。冯国璋见无法劝说段祺瑞回心转意，只得折回，听任段祺瑞出京。

段祺瑞的出走，使黎元洪的策士与幕僚们乐不可支。此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已经换为夏寿康。和前任丁世峄不同，夏寿康的为官之道可以概括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统府的事，黎元洪交代他办什么他就去办，此外再不多问一事。因此，总统府里的事务，几乎都是由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军事幕僚说了算。这四位幕僚被时人称为黎大总统手下的“四大金刚”，段祺瑞则视其为总统府“四凶”。他们每天都在鼓动黎元洪“倒段”，就是要推翻段祺瑞内阁，另换一个总统可以指挥得动的国务总理。如今段祺瑞负气辞职离京，正对了他们的心思。他们纷纷怂恿黎元洪趁机改组内阁。黎元洪也觉得自己当总统当得窝囊，但他知道段祺瑞身后站着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北洋派将领，段祺瑞出走天津后，各省督军中已有人致电要求挽留段祺瑞，对于这些耀武扬威的封疆大吏，黎元洪不能不审慎应付。

3月5日早上，黎元洪先后派汤化龙、靳云鹏等人从北京赶赴天津去劝说段祺瑞返京。汤化龙时任众议院议长，与段祺瑞关系融洽；靳云鹏是段祺瑞手下的红人，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一起，被人称为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在府院冲突的紧要关头，黎元洪派这样的人物去天津劝驾，无疑是一种“示弱”的表态。而且，他还让汤化龙、靳云鹏转告段祺瑞，说他可以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这实际上等于认输了。但段祺瑞却不想稀里糊涂地了却此事，坚持继续留在天津，拒绝返京任职。

当天晚上，黎元洪召集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总统府讨论政局，三个人都来了，这让黎元洪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以为这三个“大腕”会帮他支撑危局。在会上，黎元洪提请徐世昌出面组阁并任国务总理，由王士珍接任原由段祺瑞兼任的陆军总长。但徐世昌、王士珍听了他的话，一个劲儿地摇头，谁都不肯出来替他蹚这摊浑水。冯国璋与军界联系最为密切，深知段祺瑞在北方势力强劲，他小心翼翼地劝黎元洪先让一步。他还告诉黎元洪，有人向他密报，段祺瑞已在天津拟就了一份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是非曲直的通电。冯国璋说这话并非故弄玄虚，那天他确实接到直隶省长朱家宝的密报，说段祺瑞已经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位向冯国璋告密的朱家宝，我们以前也曾提到过，袁世凯在世时，他的职务是直隶巡按使，如今官职改称直隶省长。

冯国璋所说的段祺瑞给各省军民长官的通电，是要把总统与总理之间的政争大白于天下，让北洋将领评说是非，这无疑是在向黎元洪示威。类似的手法袁世凯以前就曾用过。如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图谋解散国会，于10月25日通电各省，痛骂国会草拟的宪章“直是推翻行政权”，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谠论”。各省都督接电后纷纷响应，一致发表通电向国会施压。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也在电文中模仿袁世凯的语调，提出宪章的“四不可”，要求国会详加讨论，重行厘定。可见，对于北洋派的这套做法黎元洪并不陌生，对其杀伤力可谓心知肚明。所以，听到冯国璋传来的这个消息，黎元洪再也没有勇气与段祺瑞一争高下了。他转而请冯国璋去天津把段总理请回来。冯国璋认为空言无凭，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方针总统不能反对；第二，总统不得对国务院拟发的命令拒绝盖印；第三，不得对国务院向各省及驻各国使节发出的电报横加干涉。这些条件无疑严重有违于黎元洪召集当晚会议的初衷，但事已至此，黎元洪除了全盘接受又别无他法。最后，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对冯国璋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有了黎元洪的这个表态，冯国璋便亲自乘车到天津找到了段祺瑞。他对段祺瑞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段祺瑞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也要给足冯国璋面子。6日，冯国璋偕段祺瑞一同回到北京。冯国璋下车后直奔东厂胡同，向黎元洪报告任务达成，段祺瑞则径直回府学胡同私邸。

第二天，段祺瑞在冯国璋陪同下到总统府拜见黎大总统。一见面，段祺瑞先向黎元洪鞠躬行礼，然后坐下来严肃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道理。黎元洪在一旁严肃地听着，一言不发。(www.daowen.com)

9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向议员作了说明。次日，段祺瑞出席众议院会议，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院以331票支持、87票反对表决通过。又过了两天，该信任案在参议院以158票赞成、35票反对获得通过。

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对德国赔款和欠款。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开始积极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对德宣战。这就好像一套书的上、下册，上册是断交，下册是宣战。断交是宣战的准备，宣战是断交的延续。在段祺瑞的盘算中，之所以要力排众议坚持对德断交，就是要紧接着实施对德宣战。所以，在对德断绝外交关系后，段祺瑞马上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外放风，说对德绝交之后就应当马上对德宣战。但让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全国各方面反对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不仅各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反对宣战声明，一些名流要员更是直接致电北京政府反对参战。其中，晚清时期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反战情绪最为激烈。他在致北京政府的电报中甚至提出：“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就是让人们把他的眼睛悬于国门，他将亲眼看到德国军舰攻入中国。意思是说，德军强大，中国参战必亡国。其他如张勋、王占元等北洋将领也在电报中表达了反对参战的意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副总统冯国璋，他曾积极参与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冲突，借助于北洋派的压力，成功逼迫黎元洪让步。但他做这件事并非发乎本心，只是刚进京就赶上黎、段二雄相争，他站在副总统的位置上，只能出面做个和事佬，帮助两边和稀泥。那件事让他很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祺瑞回京，国会顺利投了对政府外交的信任票以后，他感到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便于3月11日离京南返。

冯国璋前脚刚走，他的反对宣战电报随后就传到了北京。段祺瑞感到诧异，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一，他回答说，反对参战的电报不是他发的。谁发的呢？他说，业经查明，那份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伍之行动可能是受了康有为的指使，在私下里怂恿冯国璋反对参战。但身为新聘秘书，如果没有长官命令，伍宪子怎么敢以副总统的名义对外发电？而且，事后也没听说伍宪子因此而受到过什么处分。

其实，冯国璋当时的反战态度还是较为明确的。3月中旬，他刚返回南京便曾密电北洋各省解释对德绝交之必然：“总理决心，加以外交趋势，绝德之举，非成事实。”对于参战问题却不置一词。在私下，他对周围官员表示，对德问题“以断绝国交为限”。4月8日，冯国璋又致电黎元洪等人，表示在京时赞成对德绝交，系调停府院关系，非出本心。

黎元洪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被迫退让，接受了段祺瑞的主张。但他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祺瑞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人同到总统府，与黎元洪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并请黎大总统宣示反对宣战的理由。黎元洪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在场的梁启超接过话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参战的好处。黎元洪有点尴尬，他盯着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字聘卿，时人称其为“聘老”。王士珍对于参战与否持慎重态度，提出所谓“德国不可轻辱”的主张，如今被黎元洪抵得毫无躲闪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徐世昌赶忙出来打圆场，说道：“各人见解不同，不赞成的人也一定有不赞成的理由。”才算把局面缓和了下来。

此时的府院双方都在磨刀霍霍。黎元洪的策士们献计说：“段如果使参战案通过，就是大获成功，占尽了上风，所以必须推倒段。段下台后，由后任者主持参战，功劳就是我们的。”段祺瑞的谋臣也出主意：“总统方面一直不肯与我们合作，不但参战问题不倒黎不能通过，以后其他的问题也只有倒黎后才能顺利。”可见，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双方都在想着如何推倒对方。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在清朝末年曾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利用这层关系，便极力怂恿黎元洪采取联冯制段策略，并自告奋勇为联冯之使者。黎元洪还有一个策士叫蒋作宾，此人我们在上个专题中提到过，6月6日，就是袁世凯死去的当天夜里，有人半夜时分给黎元洪打电话，告诉他：外面的情况很不好。那个打电话的人，就是蒋作宾。他是黎元洪的湖北同乡，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陆军部次长，黎元洪任总统后，他离开段内阁，来到总统府当了黎元洪的幕僚。蒋作宾知道段祺瑞看不起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认为段、张间的矛盾可用，便密电劝诱张作霖反段拥黎，并许以厚利。不料电文被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查出。傅良佐其人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他是段祺瑞的铁杆亲信，与徐树铮、吴光新、靳云鹏并称为段的“四大金刚”。傅良佐将查出来的电文交段祺瑞过目，段祺瑞大为恼火，签发手令要将蒋作宾抓起来。已经接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认为事关总统府官员，而且是黎大总统的心腹，不宜如此处理。经过苦心劝阻，段祺瑞才心有不甘地收回成命。在这番府院双方的明争暗斗中，倒是那些中间摇摆的人物得了实惠。比如，张作霖，土匪出身，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绿林大学毕业”，段祺瑞原本瞧不起他，但由于黎元洪拉拢他，段祺瑞也不甘人后，马上与张作霖拉起了关系。最后，得实惠的当然是张作霖了。

在府院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华民国六年4月18日，财政总长陈锦涛因有受贿嫌疑，被总统下令免职，并移送法院处理，于是，内阁中出了空缺。正常情况下，内阁出缺应由国务总理提名，总统盖印同意，经众议院通过发布。但这一次黎元洪却一反常态，坚持主张提名一个叫李经羲的官员出任此职。李经羲，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子，晚清时曾官至云贵总督。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长。袁世凯称帝期间，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一道被封为“嵩山四友”。袁世凯死后，闲居天津。用当年人们常用的“虚岁”来说，李经羲时年58岁，比黎元洪大4岁，比段祺瑞大5岁，属于名副其实的“老官僚”了。处于有名无实的总统地位的黎元洪，不惜违反官制，破例提名李经羲充任财长，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对于他的提名，段祺瑞会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