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两次往返国务院与黎元洪宅院之间，给黎元洪带来了段祺瑞同意让他做总统的确切消息，黎元洪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接下来，黎元洪与张国淦两人又商议了就职典礼的一些细节。这已经是1916年6月7日早上的事了。

6月7日上午，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举行就职典礼，宣布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典礼仪式极为简单，黎府门前悬挂了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两端停放了十几辆汽车和马车，出席典礼仪式的仅有段祺瑞及内阁成员，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参政院院长溥伦。典礼仪式在黎宅中厅举行，厅里未做特殊布置，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院里有一支军乐队。上午10时10分，黎元洪身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军官簇拥下来到中厅，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内阁成员鞠躬。各部长官随之向黎大总统三鞠躬。然后，黎元洪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今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有限，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黎元洪的这份就职演讲，显然是刻意讨好北洋派将领。他把自己就任大总统说成是“今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而且在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道命令，竟然是一个褒扬并安排厚葬袁世凯的命令。其中讲：“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对于袁世凯的安葬问题，黎元洪在总统令中规定：“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据知情者讲，这道命令是由段祺瑞拟好、黎元洪盖印后公布生效。

我们前面讲过，段祺瑞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北洋虎将，对袁世凯深怀知遇提携之恩。后来段祺瑞功高震主，袁世凯对其戒心日重。特别是袁世凯要当皇帝，段祺瑞不甘心做袁世凯的“家奴”，便称病在家，与袁世凯刻意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再后来袁世凯因复辟帝制众叛亲离，要段祺瑞出来帮他收拾局面，但袁世凯对段祺瑞仍存戒心，所以只想让段祺瑞出力，并不肯真正放权。对此段祺瑞看在眼里，对袁世凯只是虚与委蛇，并不真正出力，反而与冯国璋等人暗中联络，为“后袁世凯时代”布局。袁世凯一死，局势有些混乱，有传闻说段祺瑞要带兵包围总统府，杀袁氏全家人，以泄私愤，搞得袁家一片惊慌。段祺瑞听到这个传闻，不仅亲自到袁府看望、照料，还派夫人带着儿女过去守灵，让袁家上下安下心来。如今，他又要求黎元洪在就职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中，褒扬先总统，宣布厚葬袁世凯。与此同时，他所控制的国务院通令全国，为袁世凯的去世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学校停课一天。所有这些，都是要安抚北洋派将领，向他们表明，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真正接班人，要求全体北洋军将领服从他的号令与指挥。

在黎元洪的就职典礼上，黎元洪演讲毕，段祺瑞致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当天，黎元洪又将继任总统一事通告中外，表示“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就职典礼很快结束了。黎元洪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而段祺瑞则以责任内阁的名义把持了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两个人算是各得所需。但就其本心而言，黎元洪并不甘心当一个傀儡，总想寻找机会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而段祺瑞的“责任内阁”也有其先天不足。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责任内阁”是指内阁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但国会早在几年前就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没有国会，哪来的“责任内阁”？而且黎元洪这种凭借袁世凯“遗令”继任总统的方式，也难以让那些兴兵讨袁的省份接受。所有这些都预示着，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段祺瑞把持所谓“责任内阁”，并不意味着北洋政权乱局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新的更加混乱局面的开始。

果然，北京方面刚一公布袁世凯的“遗令”和国务院关于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立即招致西南护国军和各地反袁人士的强烈反对。6月8日，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通电说：“黎大总统出承大位，本国法程序之当然，决非袁世凯一人之私法所得傅会。” 6月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揭露段祺瑞是怙私怀伪、不顾大局。黄兴也通电斥责北洋政府以伪法淆乱国法。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指出袁世凯“遗令”及段祺瑞国务院的通电“所称依约法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他们还说，如果有人企图以袁记约法破坏国宪，就是民国公敌，将与国人共弃之。同时，护国军方面还多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他明令宣布总统承位是依民元约法及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继任”，而非依“民三约法”及袁记修正总统选举法“代行职权”。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要求依临时约法组织内阁；要求将袁记约法和所谓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废止。由于中华民国二年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继任”，而中华民国三年袁世凯授意搞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现任总统去职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所以，这场关于黎元洪就任总统的法理依据之争，又被表述为“继任”与“代行”职权之争。坚持恢复民元约法的各派势力主张黎元洪属“继任”总统，而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一派则常常将黎元洪就任总统表述为“代行”职权。

在这场“继任”与“代行”的争议中，黎元洪的角色十分尴尬。就其本心而言，他当然愿意将自己的就职表述为“继任”而不是“代行”职权，因为按照“民三约法”及袁记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去职，他“代行职权”的期限只有三天，在此期间要在“嘉禾金简”上的三位候选人中选举一人当总统。而按照“民元约法”及民国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前任总统缺位，副总统无须选举直接“继任”总统。而且袁世凯于民国二年（1913）10月6日当选为大总统，任期五年。到民国五年（1916）6月袁世凯死，其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多。另外，护国军方面提出的恢复国会等要求，对他也是有利的。因为有了国会，就可以制约和限制段祺瑞的权力，利于他做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但现实情况是，黎元洪正处在北洋军阀的包围之中，当下如果惹恼了段祺瑞，不仅可能当不上总统，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此外，他也明白，段祺瑞之所以会同意让他做总统，是由于西南护国军及冯国璋等北洋军内部的反段势力。处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黎元洪不得不小心行事。在这场围绕着他的总统地位是“继任”还是“代行”职权的政治较量中，他哪方面都不得罪，不管哪方面的通电，他尽量每电必复，复电必称“承赐嘉言，至为纫佩”，或者说“国家根本大计，刻正筹商”。反正都是些无关痛痒、模棱两可的话。

真正主张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不久即公开发布的袁之“遗令”和国务院关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都出自段祺瑞之手。这两份公告还特别说明，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所依据的是“约法二十九条”，这就等于告知世人，袁世凯死后，“袁记约法”依然有效。当然，段祺瑞知道，按照袁记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期限只有三天，在此期间要组织总统选举会，在袁世凯提名的三人中选举一人当总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具备选举总统的条件，所以黎元洪的“代行”总统职权，实际上就是“继任”总统。而且在黎元洪就职典礼的当天，国务院又对外发出过三份关于黎元洪出任总统的通电，电文中都没有“代行”字眼，而是含糊其词地称黎元洪是“接受”或“接任”总统职务。如此行文并不能表示段祺瑞糊涂，恰恰相反，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要既维持袁记约法的法理地位，又要避免出现三日内无法选举总统所产生的矛盾。或者也可以说，段祺瑞宁可让官府文告漏洞百出，也要努力维持袁记约法的法理地位。(www.daowen.com)

段祺瑞之所以对袁记约法情有独钟，是因为维护了袁记约法的法理地位，就等于维护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地位。在他看来，这对于团结北洋派将领至关重要。而且，民元约法与国会不可分割，恢复了民元约法，就意味着要恢复国会，这无疑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责任内阁”推行个人独裁的计划直接冲突。这是段祺瑞执意维护袁记约法，反对恢复民元约法的根本原因。

段祺瑞的主张不仅遭到护国军方面的反对，在北洋派内部也未能获得一致支持。袁世凯在世时，北洋派内部虽然已有裂痕，但由于袁世凯的地位、权威，北洋将领即使心怀不满，也无人敢另立山头。如今袁世凯死了，北洋派内部的裂痕逐渐公开化。同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自认为拥有问鼎北洋新首领的实力，不肯唯段祺瑞马首是瞻。冯国璋与黎元洪的关系比黎、段之间要融洽许多。还在袁世凯病重期间，冯国璋就在不少场合表达过袁死后由黎继任总统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看好黎元洪能够做一个有职有权的大总统，但也不愿意看到黎元洪只是充当段祺瑞的傀儡。在冯国璋看来，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没有什么不好，与其让段祺瑞一人在北京大权独揽，还不如让国会配合黎元洪限制一下段祺瑞的独断专行。还有，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副总统的位子就空了出来。副总统虽无实权，但地位崇高，总统缺位时还有继任总统的机会，对此，冯国璋不可能不动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冯国璋于6月18日发表通电称：“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上为非正统。”他又说，“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他的这份通电，简单说就是三条：废止新约法，恢复旧约法，恢复国会。这些主张与护国军及其他反袁势力的要求基本一致。冯国璋是北洋系中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他的这番表态在北洋派系中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北洋派将领公开表示支持冯国璋的主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曾经将冯国璋等人的“五将军密电”呈送给袁世凯的那位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此时就公开声明赞同恢复临时约法。此外，河南将军赵倜、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等北洋将领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对于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呼声，段祺瑞可以置之不理，但对于来自北洋派系内部的不同声音，段祺瑞就不能等闲视之了。6月22日，段祺瑞向各省通电，表示他本人对新、旧约法本无成见，然后话锋一转又辩称：“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至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家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如之何其可也。”意思是说，袁记约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已实行多年，贸然废止影响甚广。他还做出一副尊重法律，主张依法办事的姿态，强调要维护法律稳定，不能变来变去，用他的话说：“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在这里，段祺瑞故意将袁世凯践踏临时约法、搞个人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行径与社会各界要求正本清源、恢复临时约法的要求混为一谈。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新、旧约法并无成见，精于算计的段祺瑞还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每省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取新、旧约法可以适从者，再搞一个新的“修正约法”。这个办法说穿了，就是要在“袁记约法”之外，再搞一个“段记约法”。

段祺瑞的辩解与主张，招致了反袁护国军方面更加激烈的反对。唐绍仪、梁启超等人通电驳斥段祺瑞说：“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法，则元年约法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这话说得很有分量，不仅讲明了“一法不能两容”的道理，也就是一个国家不能有两部根本大法，而且明确指出，如果段祺瑞仍固执于袁记约法，不但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没有法律根据，连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将成为非法机关。因为在袁记约法中，设“政事堂”，不设国务院，当然也就没有国务总理这样的职务。在袁记约法中，类似的职务叫“国务卿”。

如果说以上的还都属于口舌之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更让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了。6月25日，北京政府方面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宣布：“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

李鼎新等人的宣言，等于给了段祺瑞重重一击。当时中国海军只有三支舰队，其中以第一舰队为主力，拥有两千吨以上的巡洋舰四艘，其他船只十艘。第二舰队仅有一些小型炮舰，巡防长江水域。因而第一舰队和练习舰队宣布独立，基本上就是整个海军脱离了北京政府管辖。当时的海军舰艇虽然不多，但与陆军相比，机动性强，运兵快捷，炮火威慑力大。在以往对付“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都曾利用海军运兵南下，威逼独立各省。如今海军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加入护国军，使护国军如虎添翼。有了海军支持，护国军不仅可能“饮马长江”，甚至可能将军舰驶抵天津、塘沽海岸，直接威胁北洋政府的心脏区域，对此，段祺瑞确实不能不有所顾忌。

处在内外交困中的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6月29日，段祺瑞通过黎元洪发表申令。申令在讲了一番宪法为国家之本的道理后宣布：“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僵持了二十余日的“继任”与“代行”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同一天，黎元洪以大总统的身份另外“申令”：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所有袁世凯时期之立法院、国民议会发布之法令概行撤销，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织责任内阁。半个多月后，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通电宣布取消军务院，护国运动宣告结束，中国南北又归统一。国会恢复后，迅速举行了副总统选举，冯国璋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副总统。至此，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大体都获得了各自希望得到的东西，但又都不大满意。黎元洪的大总统有职无权，不甘心；冯国璋的副总统有名无实，不满足；段祺瑞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有黎元洪、冯国璋掣肘，又受国会牵制，不满意。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北洋政坛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还会更加尖锐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