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是为北洋军之发端。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及其手下的北洋军重要将领，相互勾结，形成一个盘根错节、权力巨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北洋军阀统治中国 17年，充斥着黑暗与混乱。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群龙无首，天下大乱，奇事、怪事、荒唐事层出不穷。这本书中，我们分几个专题讲一讲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治理下的政局乱象。

故事从病入膏肓的袁世凯讲起。

那是在民国五年（1916）6月5日深夜，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四位北洋大员接到袁世凯病危的电话，急匆匆地乘车赶到中南海袁氏官邸，要赶在袁世凯咽气前聆听遗嘱。

以上四位接受遗嘱的人，不仅是北洋重臣，也是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人。其中，徐世昌为北洋元老，是北洋军中名望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人物”，袁世凯称帝前后，他官拜国务卿，相当于古时的“宰相”；王士珍从小站练兵时就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位居“北洋三杰”之首，人称“北洋之龙”；段祺瑞在“北洋三杰”中位列第二，人称“北洋之虎”，时任国务总理，袁世凯病重期间，他是北洋政府事实上的当家人；张镇芳亦为北洋重臣，又是袁世凯的河南项城同乡，还是袁世凯嫂子的弟弟，管袁世凯叫表哥，算是袁世凯的“同乡加亲戚”。前清时期，人们通常称皇亲国戚为“黄带子”，张镇芳在袁世凯称帝时也被人称为“黄带子”。

当年袁世凯家住中南海居仁堂，是位于中南海万字廊后面的一座西式小楼。这个地方本来是前清慈禧太后所居住的仪鸾殿，在庚子国难时被八国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占据，后因大火被焚毁。《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向洋人靠拢，慈禧老佛爷下令在仪鸾殿原址修建西洋式建筑，用以接见外宾，改名海晏堂。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入主中南海，将其更名为居仁堂。

四位接受遗嘱的人一进居仁堂大门，就看到袁家人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从他们惊慌的神色就可以看出，袁世凯病情危重，恐怕真的不行了。四个人顾不上多问，便径直走进袁世凯的卧室，见袁世凯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袁世凯向这几人望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了句：“菊人来得很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菊人”是徐世昌的别号，他刚从河南卫辉赶来接受遗嘱，在几位接受遗嘱的人里面最为年长，名望最高，又走在最前面，所以袁世凯首先同他说话。徐世昌闻言赶忙安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稍一停顿，可能是意识到现在是非常时期，自己身负接受遗嘱的重任，不能只说客气话，便又补了一句：“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这话说得有些含蓄，但意思还是说明白了，袁世凯应当能够听得出来，就是要让他就死后谁来继承总统职位给个说法。

当时的北洋政权可谓既有外患，又有内忧，确实急需袁世凯有个明白交代。

所谓外患，主要是西南诸省的讨袁护国运动。民国五年（1916）1月1日，袁世凯在北京登基做皇帝，改元“洪宪”，将民国五年定为洪宪元年。就在同一天，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会昆明，以唐继尧、蔡锷为首的云南护国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捍卫中华民国。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加入护国运动，脱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而独立，其他没有宣布独立的省份，也大多自谋出路，不再听从北京政府的号令。

与外患相比，内忧更让袁世凯以及他的北洋政府揪心。所谓内忧，就是在北洋军阀内部，围绕着如何对待袁世凯以及由谁来执掌北洋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与斗争。少数“帝制派”主张继续维持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多数手握实权的北洋将领已经看到袁世凯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都不同程度地与袁世凯划清界限以求自保；更有部分北洋军将领，包括一些曾被袁世凯视为亲信的人，迫于外界压力，也公开举起反袁旗帜。1916年3月20日，由江苏督军冯国璋领衔，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名发出“密电”，人称“五将军密电”。所谓“密电”，就是不公开发表。这是因为冯国璋觉得五人联名声势不够大，还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五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的同意。密电要求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最为得力的大将之一，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人称“北洋之狗”。就实力与地位而言，他在北洋军中与段祺瑞旗鼓相当，二人曾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为袁世凯打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勋，由此也让袁世凯对二人产生了戒心，是所谓功高震主。且比较而言，段祺瑞在北京，手里并不直接掌管军队，冯国璋在外地，手里直接握有重兵，因而袁世凯对冯国璋之戒心更甚于段祺瑞。尤其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当皇帝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冯国璋，对其戒备重重，严密封锁消息。民国四年（1915）6月，外面关于袁世凯要做皇帝的风声已经流传很广，在一次袁世凯召见冯国璋的时候，冯国璋想了解些袁世凯对于复辟帝制的真实想法，便探询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世凯正色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已58岁，就算做皇帝能有几年？”冯国璋还是不放心，又试探了一句：“是啊，南方流言纷纷，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到了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虽然大总统谦让为怀，就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听后神色凛然地大声说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一些产业，倘若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当时袁世凯已经授意亲信为复辟帝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在冯国璋面前却无半点表露，可见他对冯国璋防范之深。听了袁世凯的这番表白，冯国璋信以为真，还通过新闻记者将袁世凯的这些话公布于报端，以打消人们对于袁世凯要搞帝制、当皇帝的顾虑。也正因有了这么个过程，后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公开化了，冯国璋便有了一种受欺骗、被愚弄的感觉，这也使冯国璋成为北洋军高级将领中较早公开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人。

“五将军密电”通过一些北洋将领很快落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手里。袁克定拿到密电后不敢直接交给乃父，担心老头子受不了这份打击，后来还是由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将此电转呈给袁世凯。据说，袁世凯阅此电后，双目发呆，半晌说不出话。这份“五将军密电”背后都是些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他们的反对让袁世凯意识到，帝制绝难维持，能够保住大总统的位子就不错了。3月22日，也就是冯国璋等人的“密电”发出两天以后，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要做大总统也已经很难为各方接受了。4月中旬，西南护国军在一封电报中提出与北京政府议和的六项条件，其中第一项即为“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意思是说，袁世凯不仅不能做总统，而且必须驱逐出国，才能免其一死。我们前面曾说到全国共有八个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的省份，有的省份就是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但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其中有的省份还是在北洋军将领的参与指挥下采取的行动。

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这件事很让袁世凯心惊肉跳。因为反袁势力原本聚集于西南，但陕西地处西北，陕西都督陆建章素有“屠夫”之称，被袁世凯视为心腹，如今一个小小的陕南镇守使竟能将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驱逐出陕，可见世道大变。

十几天后，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宧宣布独立，这件事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陈宧曾深得袁世凯信任，被袁世凯视为铁杆保皇派。为了褒奖与拉拢他，袁世凯还让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兄弟。当初在北京一片拥袁称帝的风潮中，陈宧曾经跪着哭求袁世凯“早正大位”。陈宧奉命入川，临行前还向袁世凯表忠心说：不改帝制，不复入京。如今言犹在耳，却物是人非。更有甚者，陈宧还公开宣言：“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陈宧的这番话就是要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据在袁世凯身边的人回忆，袁世凯读了陈宧的通电，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连说：“人心大变！人心大变！”

在陈宧宣布“与项城告绝”的七天以后，5月29日，又传来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告独立的通电，这份通电被后人称为袁世凯的“送终汤”。汤芗铭曾是鼓吹帝制最为起劲的封疆大吏。他先是在湖南创办《民国新报》，大力鼓吹帝制，并带头上劝进表，劝袁世凯做皇帝。如今袁世凯登基称帝惹得天怒人怨，同样是这个汤芗铭，却反戈一击，表示不惜与袁世凯“以干戈相见”。袁世凯读了汤芗铭的这份通电，气急败坏，连呼：“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本来已患病在身，急怒之下，病情加重。一个多星期以后，病由重而危，乃至大限将至。所以后人说袁世凯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与“二陈汤”均为中药名，但在这里却是指与袁世凯的帝制与性命直接相关的几个人。“六君子”，是当初组织筹安会，劝袁世凯行帝制做皇上最起劲的六名“学士”；而所谓“二陈汤”，就是指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五将军密电”和“二陈汤”的出现，表明袁世凯已经众叛亲离，北洋集团已严重分化。(www.daowen.com)

袁世凯即将命归西天，北洋政权由谁来主掌？这无疑是北洋集团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而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的意见又是不能不听的。所以，徐世昌等人急于想知道袁世凯此时的打算。

袁世凯听了徐世昌的话，眨着惨白无神的眼睛，口中说出了“约法”二字。他的话虽少，但意思徐世昌等人还是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谁做总统，按“约法”办。

当时中华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完成，“约法”就发挥着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但问题是，“约法”有两部，一部是中华民国元年由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民元约法”或“旧约法”；另一部是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为搞个人独裁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简称“民三约法”或“新约法”。当时西南护国军政府及其他反袁独立的省份提出要恢复“民元约法”，而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则死死地抱着“民三约法”不放。这也是当时国内反袁与拥袁斗争的一个焦点。现在袁世凯说到的“约法”，是指“民元约法”还是“民三约法”呢？袁世凯没有明说，但从他一直死死地把住权力不放，以及武力剿杀要求恢复“民元约法”的西南护国军的实际行动上，徐世昌等人判断，袁世凯所说约法应为“民三约法”。这时，站在一旁的袁克定插了句话，等于坐实了徐世昌等人的判断。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也是鼓动袁世凯做皇帝最起劲的人，此时，就站在袁世凯的病床旁。在袁世凯说了“约法”二字后，袁克定又补了一句“金匮石室”。袁世凯听了，睁了睁眼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下当年的两部约法，以及与之配套的总统选举法关于总统继任问题的相关规定。

我们先说“民元约法”。这部约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在民国二年（1913）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中进一步规定：大总统缺位时以副总统继任至本任期满为止。按照这项规定，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任，任期至缺位总统本届任期满为止。

下面我们说“民三约法”。这部约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这项规定与“民元约法”差别不大。但“民三约法”公布的当年底，袁世凯又授意约法会议通过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这个“修正”了的大总统选举法，与民国二年的选举法就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关于总统继任问题，《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因故出缺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代理期限为三天，应在三天内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按照这项规定，总统去世，副总统只能代行三天的总统职权，在这三天之内由选举会选出新总统。怎么选举呢？《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将名单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室”，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分执其一，平时不得擅自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由选举会在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

由于袁克定当着袁世凯的面说了“金匮石室”，而袁世凯没有否认，徐世昌等人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是，他死后的继位者，按“民三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办。但问题是，这些规定有多少可行性？按照这些规定产生的新总统，西南护国军能接受吗？还有，这个办法在北洋集团内部能有多少人支持？会不会造成北洋集团更加严重的分裂？对于这些问题徐世昌等人还来不及多想。

病榻上的袁世凯委顿不堪，由法国医生打了针强心剂，才又渐渐苏醒过来，口中喃喃说道：“他害了我。”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后人有多种猜测：是儿子害了他？部下害了他？还是朋友害了他？随着袁世凯的死，答案永远都不会有了。

1916年6月6日10时40分，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给后人留下一个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给北洋集团留下一大堆待解的难题。

袁世凯死后留下的最大也是最为紧迫的难题，就是由谁来收拾北洋政府这个烂摊子。谁来当总统，谁来掌大权？

不管“民三约法”及与之配套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中的相关规定是否可行，既然袁世凯临终前有过交代，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四位接受遗嘱的人还是按照袁之遗嘱，一起去开启“金匮石室”，看看袁世凯到底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嘉禾金简”。

“金匮石室”在中南海万字廊内。按照《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之规定，“金匮石室”的三把钥匙分别执掌在总统、参政院长和国务卿手里，这就意味着只有这三人才有资格开启“金匮石室”。但问题是总统死了，国务卿的职务取消了，只剩一个参政院长，叫爱新觉罗·溥伦。此人身份很尊贵，是清乾隆皇帝的五世孙，与末代皇帝溥仪同辈，比溥仪年长30岁，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的重要成员。中华民国成立后，溥伦转而依附袁世凯，赞同洪宪帝制。民国三年（1914）9月黎元洪辞去参政院长职务后，溥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长。但洪宪帝制短命而亡，参政院并没有真正成立，溥伦除了领份亲王俸禄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而且徐世昌等人也知道，溥伦手里根本没有“金匮石室”的钥匙。因为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曾做过国务卿，按《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也属于执掌“金匮石室”钥匙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拿到过那种钥匙。

袁世凯精心设计的这套“秘密立储”办法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那么，“金匮石室”的钥匙在谁手里？在袁世凯已去世的情况下，要怎样才能打开那个神秘的“金匮石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