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宜昌县委、县人民政府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和要求，领导全县人民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宜昌县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富农控制。1949年统计，宜昌县仅占人口总数7.63%的地主、富农、中农，竟然占有77%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92.37%的贫农、雇农和下中农，仅占有23%的土地。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1949年9月13日至18日，宜昌县第一次临时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地杨岔路召开，大会决议第三项明确提出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2月12日，县委遵照地委的总体要求，安排部署减租减息斗争，要求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度荒同时进行，有效地组织农民队伍，为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做准备，为生产、救灾筹集资金。

减租减息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适应了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三斗坪、龙泉铺等地的农民，在县第一次临时农代会之前就自发地找地主退庄，南沱等地诸多农民打官司要求减租退庄。

1950年2月，县委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对全县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斗争的情况进行分析，作出进一步安排。县委根据各区反映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印发《关于发动群众开展减退运动的补充指示》，明确提出，在解决群众生活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思想发动，通过“减退”把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要建立农会，以村（保）为单位，入会人数达到30—60%，通过农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要在重点村建立党支部，在一般村发展党员和团员；要建立人民的村政权，这是检验人民群众是否从政治上翻身的主要标志；要建立民兵组织，一个村建立一个班或两个班，配合清匪反霸运动。在这一阶段，各级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注重两手抓，一手抓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调动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一手抓对地主进行正面教育，转变他们对自身的认识，承认自己的剥削行为，促成地主阶级内部的良性分化，减少“双减”斗争的阻力，将他们改造成开明地主。如一区（雾渡河）马宗岭工作组，对地主办了一个星期的训练班，使参训人员思想认识有所提高，较能配合“双减”工作，主动交出应退的财物。(www.daowen.com)

1950年3至4月份，“双减”斗争进入高潮。各地匪、特、霸再一次联手进行破坏活动。在太平溪、小溪塔、鸦鹊岭、龙泉、土门等地，均发现敌人制造谣言破坏通信设施、煽动向政府“借粮”、组织“吃大户”、密谋杀害干部等破坏活动。县委于4月10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做好以粮库为重点的保卫工作，对阴谋组织暴动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通知》发出后，很快在全县掀起了一场反霸斗争高潮，将敌人猖獗一时的破坏活动打压下去。群众觉悟有所提高，“双减”斗争更加有序地开展。

5月19日，县委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双减”斗争政策策略的精神，向各区发出指示，宣布退庄及退庄开白条一律停止。其目的是调动各阶层包括地主在内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但是一些不法地主却认为时机已到，普遍开始向农民逼租、逼息。对此，中共宜昌地委于9月1日下发《关于处理秋后减租交租问题的补充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击退地主的新进攻，切实贯彻冻结交租的决定，将粮食掌握在政府与农民手中，以争取主动；要深入发动群众同地主逼租作斗争，将索取的粮食追回。县委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秋后地主再闹事，于11月11日下发《通知》，明确指出：关于减息问题，凡地主所放之债，一律免除；但地主借中、贫农之债务，则按借债时原定的利息付息还本。其他债务，凡利息达到减息之两倍者，停止还本；付息达到本之三倍者，本息停还。对于交公粮后剩余的租金，除少部分用于运粮费外，剩余的部分，一是根据地主的情况，留适当数量作为生活有困难地主的口粮；二是用于解决生活贫困的军属、工属、群众、灾户、难民和乡村干部的困难；三是用一部分还给“减退”很不彻底的佃户。

1951年12月12日，中共宜昌地委发出《关于减租退押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佃户不再向地主交租，实行二五减租后应向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交租。退押以物作抵，物资不足抵债时再以田地作抵。对逃亡大地主、恶霸可进行清算。对地主、富农因犯罪判处死刑者，可没收其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各区按照地委的规定，对交公粮后的余租进行了正确处理。对其他各项均认真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斗争，始终和清匪反霸同步进行。在斗争中，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打倒恶霸地主，建立和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民兵组织，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树立了贫、雇农的政治优势。

全县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建立了269个农民协会，有会员15.08万人。建立妇代会255个，有会员6.59万人。建立民兵中队229个，有民兵2.60万人。这些组织的建立，为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斗争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