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1月日机对宜昌县城实施第一次轰炸、1940年6月县城沦陷于侵略军铁蹄之下，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在长达7年之久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给宜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据战后统计，日军占领的5年中，造成宜昌县人口伤亡21.0160万人。战前，宜昌县城人口12万左右，战后不足5000人。日军在宜昌县烧毁房屋26204栋，各种财产和金融损失折合时银2321亿元。日军侵占宜昌县期间还大搞奴化宣传教育，大肆推销鸦片，从精神和身体两个方面毒化民众，搜刮钱财。

沦陷前的宜昌县城，为后方不设防城市，既无防空部队，亦无防空设施。但由于其地处长江三峡门户，具有拱卫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战略地位，却成为日机狂轰滥炸的重点。

早在日军铁蹄尚未侵入宜昌之前，县城和主要集镇及乡村人口密集处的房屋，便十之八九被炸成断垣残壁；县城内三分之二的市民被迫流亡他乡，实在无力逃难的人们也不得不每天提心吊胆，在警报中临时跑到东山、镇境山一带乃至江南紫阳等处躲避空袭。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数以亿计的财物，都毁灭在日军的疯狂轰炸之中，仅举以下几例：

1939年3月8日和9日，63架日机对宜昌县城进行轮番轰炸，将大北门、东正街和璞宝街炸成一片瓦砾，连街道上的地皮也被炸得翻卷过来。街上到处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1940年6月11日清晨，日军轰炸机每3架一批，沿县城杨岔路、大公路、通惠路、学院街、献福路、二架牌坊、东门、北门之线，一批接一批进行轮番轰炸，直到下午5时才停。持续整整一天的轰炸，使北门、东门一带被夷为平地，学院街、献福路等处一片废墟。身首异处的男女尸体随处可见，被炸飞的残胳膊断腿，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粘在断壁上。

宜昌县内各乡镇及人口密集之地，也屡遭日军轰炸。1940年6月10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当天，九架日军飞机从当阳飞到鸦鹊岭上空，低空盘旋、俯冲，一串串炸弹倾泻而下，200多家商行、店铺和居民住房转眼间全部化为灰烬；惊恐的商人、逃难的老百姓被炸伤炸死，街头巷尾全是人的残肢断腿和血肉模糊的头颅。

日军飞机还专门追逐人群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死者无数。6月10日，小溪塔在日军几十架（次）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机关枪疯狂扫射中，156户人家的房屋垮塌燃烧，变成了火海，被炸弹炸死和机关枪扫射死的有400多人，其中30多户人家成了绝户。

1941年4月，日机40架（次）对三斗坪俯冲轰炸七小时之久，不少船只炸沉，许多房屋炸毁，无数平民遇难。

日军侵占宜昌后，大肆烧毁房屋，无论城乡，到一处烧一处，真是罄竹难书。

6月12日，日军第一次入侵宜昌时，一面大肆抢劫财物，一面纵火焚烧房舍。12日到13日，焚烧怀远路、和光里、滨江路、二马路和招商局；14日，焚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一马路、通惠路上段；15日，再次焚烧通惠路；16日，焚烧东门口、北门口。县城内在日机轰炸中幸存的繁华地带，通夜火光冲天，7000多栋房屋片瓦无存。日军每天用30多辆军用卡车和100余匹骡马，将所抢劫、搜刮的各种物资运至大公桥、杨岔路集中转运。到6月17日，抢劫持续了整整五天。对不便运走的一切设施、设备、物品和居民用具，一律毁坏。未被焚毁的商店、民宅，很多也被日军拆毁，将其中的木料悉数做了燃料。

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反抗，日军在宜昌县各地其军营周边制造了许多“无人无房区”。日军侵占鸦鹊岭后，鸦鹊岭附近各村烧毁的房屋1200多栋，新场村生意人杨某价值近万元大洋的打米坊、酒作坊，被日军放火烧了几天几夜才熄火。

1943年5月，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所到之处大肆纵火，烧毁民房1400多栋，损失粮食约1.4万吨、耕牛951头、羊510只、猪1944头、鸡1310只、生产工具22239万件、生活用品34822万件。

宜昌沦陷后，日军所到之处，对妇女肆意奸杀。鸦鹊岭被日军侵占之初，先后有老少女性86人被日军奸淫折磨致死。席胜高的女儿和胡正富的妹子等四名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强奸致死。海云店农民谭玉奇12岁的小女儿被十几个日军轮奸致死。

在土门，遭日军先奸后杀的女性达80多人，有的妇女被强奸后不能忍受跳水塘自尽，有的被拉去充当军妓。日军还将李金龙三岁的孩子挑在刺刀上戏耍，将段华廷的姐姐让狼狗咬破肚皮，拖出胎儿，取出心肝炒了喝酒。(www.daowen.com)

在小溪塔，有53名女人被日军强奸、轮奸。南村坪17岁的姑娘黄廷兰藏在衣柜里被搜出来，几十个日军将其轮奸昏死。

日军杀害中国人的手段，更是令人发指，其主要方式有活埋、强迫受害者投水、用火烧死、放狼狗咬死、施放毒气毒死、枪杀、刀戮。活埋时，先逼令受害者自己挖坑，逼令其跳进去，再活活埋死。

日军攻占鸦鹊岭之后，相继将搜捉到的汪兴桥等36人集体枪杀，把学校教师田仕先等18人集体活埋，纵狼狗将农民彭国祝咬死，把商人黄俊如的头倒塞入酒缸呛死，将农民雷××倒插入稀泥中闷死，把农民余XX淋汽油烧死，将43名丧失作战能力的重伤士兵全部用刺刀捅死。

6月12日，日军司令田中率骑兵、炮兵、步兵至土门垭，采取地毯式搜杀平民百姓。在涂家岩两次惨无人道的屠杀农民170多名。将刘久亮用棉花裹住烧死，将彭国翠等22人放狼狗咬着取乐。6月15日，村田贞人等日军在土门垭杀害平民58名。日军占领土门后，将老百姓烧制砖瓦的窑场当作丢尸处，丢入被屠杀的土门平民百姓尸体200多具。

宜昌沦陷期间，龙泉铺有1800多名中国人被杀害。青龙村17岁的少年傅高纯，只因日军在他家中搜出一把生锈的刺刀，便被抓进据点，绑在大树上被两只狼狗活活咬死。保长张执夫不愿为日军向据点乡民强征马料，背上被绑上装有烧红木炭的铁箱，活活烤死。在杉树湾，日军用沸水和冷水灌死黄明昌、黄运坤、黄景阳。日军在龙泉铺强行奸污贾某刚过门的媳妇，还给贾某淋上煤油，点燃后逼他往山上跑，然后用刺刀将他戳死。1940年秋，李惜三母子俩路过峰宝山，被日军发觉，把母子俩绑在木板上用开水烫，皮开肉绽，放狼狗活活咬死。

日军进入小溪塔，没有发现一个人，就向乡下搜索，在陈埫坪捉到陈万才、李友云等七人，先用开水烫，后活埋。在干溪洞抓到21名逃难的难民，押到长江溪，杀死扔入江水中。在梅子垭，将艾邦柱等11人用刀砍死，将朱邦贵等36人捆绑后被马拖死，占桃英等57人被狼狗咬死。又在杉树湾山脚下挖一至二丈余深的地牢，将捉来的男女老幼任意侮辱后，扣押在内，活活饿死数百人。在沙河将廖相科用门头钉钉住四肢后，用锯子从下身往上锯成两半致死。

日军到了分乡尖山村，把一老汉捆起来，在头上“点天灯”烧死。接着日军把捉到的几十名中国人蒙上眼睛，押到松树林用刺刀戳死。

在位于二马路的日军宪兵队里，被抓进去的中国人被毒打、开水烫、用六角形的铅笔夹手指、灌煤油、灌辣椒水，受到百般摧残，昼夜惨叫不绝。刑讯完毕后，便把受害者装入麻袋拖到江边，用刺刀戳死抛入江中。

日军侵占宜昌后，在宜昌驻扎从事化学战的部队，设化学武器装备厂，装备糜烂性、窒息性毒气弹。1941年9月30日，日军施放“奇异号”“红一号”毒气弹2500多枚，造成1600多人中毒，600多人死亡。10月7日，日军施放芥子气弹1000多枚，造成中毒死亡人数更多。日军强拉中国人运军火、筑阵地、修公路、建机场，毒打折磨中国人更难于数计。

日军侵占宜昌期间，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侵略者一方面武装抢劫各种生活物资，一方面控制食盐销售、推销鸦片、组建伪产业合作社。或以征派形式，或以不等价交换办法，大肆掠夺粮食、棉花、蓖麻、油脂、木材、煤炭、铜、锡等农副产品及战略物资。

控制食盐的销售，是日军掠夺金钱、获取经费的重要手段。日军侵占宜昌县期间，武汉日伪组织每月拨给宜昌县伪政府一定数量的食盐，按人凭“良民证”高价配购，其盐价高到每0.5公斤相当于100公斤稻谷。普通中国人买不起这样的高价盐，老百姓遍生浮肿病，有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弄点私盐。这种行为被日伪发现，就要处死。

推销鸦片，不仅是日本侵略者掠夺钱财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毒害沦陷区人民的卑鄙伎俩。与食盐一样，鸦片的数量由日军直接控制，按月拨给伪县政府专卖局向各乡、保派售，每两价格70元—80元，每年派售鸦片1万两左右。最高年1941年推销鸦片1.78万两。鸦片款除少部分抵作各级行政经费外，大部分上缴日军。各据点日军还直接向驻扎区派售。鸦片在宜昌的蔓延，使许多吸食者精神颓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日军光靠武抢不能满足需要，便组建起伪产业合作社，用香烟、火柴、袜子、索线、食糖、布匹等工业日用品，向农民兑换鸡蛋、家禽、家畜、蔬菜、柴炭等物资。这种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辅以日军的军用票。交换没有固定价值、比价，全凭侵略者的需求增减而定。伪产业合作社不仅负责倾销日伪的工业品，而且搜刮民间农副土特产，完全成为日伪从经济上控制、压榨沦陷区人民的工具，它是日本侵略者在宜昌县编织的一张巨大的吸血网。日军占领区内的各种苛捐杂税，也使老百姓不堪重负。

日军在宜昌，对人们进行奴化宣传教育，企图控制宜昌县人民思想。设宜昌中央治安维持会，成立宜昌县伪政府，还成立了宏兴正谊会等汉奸组织，网络汉奸490多人充当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