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抗战宣传，掀起全民抗战高潮，中共宜昌特支决定以梅安里话剧组为基础，成立宜昌抗战剧团，并成为国民党当局合法的抗战宣传团体。

1938年5月，为使抗战剧团得到国民党当局承认，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冷善远联络宜昌巨商何元干和邮政局长、抗敌后援会常委委员林卓伍等宜昌知名人士，疏通国民党第六区党务专员公署和宜昌县党部，经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登记，将梅安里话剧组更名为宜昌抗战剧团（以下简称剧团），于5月29日在县城环南路39号正式成立。

这个表面上属于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的文艺宣传团体，实际上是中共宜昌县地方组织领导的。剧团成立不久，原中共梅安里话剧组小组，随之扩建为中共宜昌抗战剧团支部，先后由陈沫潮、简化生任书记。从1938年初到1940年夏，剧团先后由中共宜昌特支、中心县委、沿江工委、宜昌县委、湘鄂西区党委领导。剧团内发展党员十余人，先后在剧团工作过的党员有30多名。

在剧团参加演出的演职员先后达210多人，其中专业人员32人，业余的180多人（包括孩子剧队50多人）。演职员不在剧团拿工资，专业人员除供给伙食外，每月只补助两元零用钱。在剧团党支部的领导下，全体演职员克服困难，努力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

1938年5月至1938年8月，剧团在怀远路新生剧院公演数场救亡剧《突击》《中华民族的子孙》等。在土门垭演出《难民》《敌人打退了》《捉汉奸》等农民剧目。《突击》是反映华北抗日游击队在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三幕话剧，强烈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激发了观众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与此同时，剧团的孩子剧队除参加公演外，还到古老背、红花套等地流动演出《血祭卢沟桥》《胜利的前夜》《反攻》等独幕儿童剧，对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热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武汉沦陷后，宜昌成为抗战前沿的重镇。国民党宜昌县党部为了控制抗战剧团，将抗战剧团改编为宜昌移动演出剧第一队（以下简称剧一队），并指令其只能在宜昌县城及郊区活动。

剧一队共有队员40余人。为了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根据中共宜昌中心县委的指示，剧一队组织一部分人员到宜昌县三斗坪、龙泉铺、宋家嘴、鸦鹊岭等地宣传演出，还到荆门、当阳、宜都、远安一带农村进行流动演出。

1939年5月初，刚刚结束流动演出返回宜昌县城的剧一队，由党支部书记简化生、导演陈穆带队，分三批远赴四川万县，公演了四幕话剧《凤凰城》。(www.daowen.com)

宜昌抗战剧团和剧一队在进行戏剧演出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流动演出期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书写大幅抗日救亡标语，举办抗日图片和漫画展览，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抗战演讲，访问部分农户、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剧情介绍、消息、杂文、通讯等文章140多篇，为抗日事业公演献金2000余元，为国民党军抗日将士征集慰问信2000多封、征募寒衣300多件，在沙洋前线抢救难童100多名。他们到伤兵医院代受伤官兵书写家信、缝洗衣服、换药、喂粥，深受官兵们欢迎。

宜昌抗战剧团和剧一队在宜昌县及其周边广大城乡的流动演出，行程3300多公里，演出剧目60余种、802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赢得了观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当时的报纸对剧团和剧一队的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

1938年11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去重庆途中路经宜昌，他看过抗战剧团上演的《古城的怒吼》后，特地为剧团题写“抗战剧团·艺壮山河”，以资鼓励。著名作家老舍到宜昌后，了解到抗战剧团所处的复杂环境后也给剧团题词：“我们知之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叫那没良心的去计较私利吧！”

1940年4月初，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加紧了对剧团的控制。为避免落入国民党顽固派的陷阱，经湘鄂西区党委同意，剧团决定争取何元干经济资助，将这个业余性质的救亡宣传团体，改变为职业性质的益州剧团，转移到重庆去开办益州剧场。正在此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直接控制剧团，下令将其改编为国民党湖北省民众抗敌宣传第二队，直接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调遣。剧团党支部鉴于开展独立活动已再无可能，乃报请中共宜昌县委和湘鄂西区党委批准，于4月27日在《武汉日报》上公开刊登剧团“因经费困难，自动宣告结束”的启事。

宜昌沦陷前夕，剧团全体成员撤到重庆。随后，冷善远、简化生等经周恩来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场。陈沫潮等13人到重庆找到钱瑛接上组织关系后，分赴恩施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剧团虽然被国民党宜昌当局更名多次，但始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宣传抗战、激励人们的抗战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