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及其直属机关纷纷西撤宜昌。同时，由南京西迁移驻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部分机关，也随之转迁宜昌或经宜昌再迁重庆。宜昌实际上成为战时的湖北省府、全省抗日运动中心，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宜昌政治及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的状况，对宜昌县党组织进行恢复和发展在工作部署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为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面抗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倡议并积极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指导湖北、武汉党的工作。11月，面对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进而兵临南京，武汉危急的严峻局面，董必武立即指示中共党员周新民选派单椿荣、周希仁和师哲等三名女共产党员，以逃难教师的身份到宜昌县三斗坪，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秘密发展党员。

单椿荣、周希仁、师哲到三斗坪后，经过对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第一师师长高桐岗和爱国商人高寿山的争取工作，创办峡江公学，并成立了中共峡江公学小组，单椿荣任组长。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峡江公学党小组与周新民保持单线联系，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动员和组织当地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秘密发展党员。

峡江公学分中学部和高中部。单椿荣以《新华日报》《群众》等为教材，联系课文，结合当时形势宣讲革命道理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意义。在抗日伤兵和难民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师生们大多数时间都走出校门，到街头、农村、伤兵医院和流亡难民中去，教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救亡歌曲。在墙壁上书写标语、画漫画、张贴《新华日报》。举办时事座谈会、识字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动员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938年秋，敌机的扫射和轰炸愈来愈疯狂，为避免伤亡，学校迁至三斗坪附近的堰湾。为适应抗日形势日趋紧张的局面，中共党员单椿荣等出面，与驻守当地军需仓库的国民党一个排长搞好统战关系，请他对师生们进行军事训练，开展步枪实弹射击，为奔赴抗日前线做好准备。

峡江公学党小组所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公报》记者当时采访了三斗坪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其《宜渝途上》一文中，热情洋溢地称赞峡江公学在当地是“鹤立鸡群”。

1938年4月上旬，中共宜昌特别支部成立，李声簧任书记，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4月下旬，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的中共党员孙世实、刘纳、韦君宜等受省委安排来到宜昌，参加中共宜昌特支工作。中共宜昌特支委员由三人增加到五人，孙世实任书记，此时的中共宜昌特支党员人数增加到30人。随后，张清华、苏震分别在宜昌县城区小学和中学各建立一个党支部，并分别担任支部书记。

1938年5月，中共宜昌抗战剧团党支部和学院街小学的两个党小组相继成立。至此，宜昌全县已建立起十三个党支部、两个党小组，有党员60多名。位于县城艾家巷9号的《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同时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

1938年6月，中共鄂西工委鉴于党在宜昌的组织迅速恢复，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决定撤销宜昌特支，成立中共宜昌区委以加快党的发展，书记孙世实，委员刘纳、韦君宜。此时中共宜昌区委下辖四个党支部和三个党小组，以及中共宜昌城区委员会。

武汉沦陷前夕，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和省委秘书长王翰随省委机关撤到宜昌。从此，宜昌成为党在湖北全省的领导中心。12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成立中共沿江工作委员会（亦称江北工作委员会），王致中任书记。管辖宜昌等县江北地区党的组织，机关设宜昌县城区。

1938年冬，地处宜昌、宜都、当阳三县交界之地的鸦鹊岭建立起一个党小组，组长龚韵声。1939年初，党小组改为党支部，书记仍是龚韵声。不久，隶属于中共沿江工委的安福寺中心区委书记刘甡鉴到鸦鹊岭小学，将党支部改为中共鸦鹊岭区委，隶属于安福寺中心区委，机关驻鸦鹊岭小学，书记刘哲民。区委除领导鸦鹊岭小学老师中的党员外，还领导当阳双莲寺小学老师中的党员和泰和场的党员。(www.daowen.com)

1939年3月，中共湘鄂西委员会（通称湘鄂西区党委）成立，钱瑛任书记，王致中任组织部长，机关设宜昌县城区艾家巷9号，辖宜昌等七个地区的32个县的党组织。湘鄂西区党委鉴于宜昌党组织发展甚快，决定成立中共宜昌工作委员会，王致中兼任书记，直属湘鄂西区党委，管辖石牌、分乡、三斗坪等地党组织，机关驻宜昌县城区。

1939年6月，湘鄂西区委为了加强对宜昌的领导，决定撤销宜昌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宜昌县委，徐远任书记。中共宜昌县委成立之时，日军已经侵占汉水以东广大地区，宜昌县城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侵略对象。因此，县委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将发展组织的重点及时转向宜昌县西北部的广大农村。

1939年9月，县委派刘惠馨、许宝珍两名女党员，到雾渡河组建雾渡河区委，刘惠馨任书记。雾渡河区委宣传抗日救亡，秘密发展党员，成立了五个党支部，并根据工作需要，在龚家河建立起联络站。

是年秋，吴育民与宜昌县委接上组织关系后，回到黄柏发展党员，成立了三个党支部。1940年1月，县委派尹立静到黄柏同吴育民取得联系后，召开党员代表会，建立了中共黄柏区委，吴育民任书记。区委下辖三个党支部，有党员40余人。

1940年春，原中共石牌党小组，在1939年发展为党支部后，改建为中共石牌区委，书记刘因煦。区委下辖八个党小组，有党员40余人。

同时，宜昌县城区直属县委的党支部有移动演剧队第一队党支部等五个党支部，农村有位于小溪塔的宜昌县中心小学第一部党支部等三个党支部。

在积极发展组织的同时，中共宜昌县委为适应抗日战争艰苦斗争环境的需要，抓紧对党员进行了思想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教育。1939年冬，县委在分乡召开全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教育党员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活动。

1940年5月，县委认真贯彻执行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何功伟拟定的《农村工作提纲》和《革命节气教育提纲》，将其传达到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求每一个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先进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要坚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和高尚品质。如果被捕，在敌人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叛党，出卖同志。”抗战剧团演员陈然，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后树立起的革命人生观，后来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担任中共《挺进报》社特支书记。1948年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壮烈牺牲，保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同志，成为广大党员的楷模。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宜昌沦陷前夕，宜昌县城乡共建立了三个区委、七个直属党支部和15个党小组，党员发展到242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宜昌军民抗击战和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