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宜昌县委派共产党员,到南乡、西乡等地秘密发动群众,筹建农民武装,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927年5月,县委派共产党员陈成到南乡花艳冲,发展部分党员,组建了中共南乡区委,陈成任书记。在区委的领导下,恢复了大革命时期组建的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成立了南乡革命委员会,行使苏维埃政府职权。
1927年冬,南乡农协领导陈本金,根据陈成的指示,带领赤卫队员到西乡的执芴山等地进行军事训练,筹划南乡的农民暴动,过江时被敌人抓捕。
陈本金牺牲后,中共宜昌县委派共产党员胡少衡到花艳冲,协助陈成领导南乡的农民暴动。花艳冲一带的农民在陈成、胡少衡的领导下,迅速响起了“为陈本金同志复仇”“发展游击战争”的战斗口号,他们以大刀、木棒为武器,利用夜幕为掩护,多次实施打击土豪劣绅的行动。
同年2月,花艳冲农民协会大刀队队长魏士榜及副队长魏士林(两兄弟,均是共产党员),带领大刀队数十人,在古坟溪集会,举行武装暴动,被当地豪绅告密,副队长魏士林和郭新柔在突围中被敌人抓捕,魏士林被敌人残酷地砍成几块抛于长江,郭新柔也被敌人砍去四肢杀成“冬瓜人”抛于长江。
花艳冲被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军围剿后,敌人挨家挨户进行排查,南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南乡的农民运动从花艳冲转到鸦鹊岭一带,县委委托县立第二小学校长、共产党员郭少裕,通过他与鸦鹊岭小学校长陈知伯的熟人关系,聘请共产党员胡少衡到鸦鹊岭小学任教。
1928年春,胡少衡到了鸦鹊岭小学,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秘密开展建党活动。首先在该校教职工中发展胡兴文、占池新、陈知伯、田世先、史元伯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小组。随后,县委又派王仰之到鸦鹊岭以开药铺、行医为掩护,加强鸦鹊岭地区的建党工作。王仰之到鸦鹊岭后,建立了党的联络站。接着在红土一带发展郭池菱、刘品三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小仓屋党小组。后来又在温家湾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温家湾党小组。鸦鹊岭的三个党小组建立后,县委又派蔡世昶、郭少裕、彭杰三等,到鸦鹊岭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决定以三个党小组为基础,成立鸦鹊岭党支部。到1928年冬,该支部共发展党员60多人。鸦鹊岭一带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鸦鹊岭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宜昌县西乡,即河西的艾家、联棚、长岭、点军、桥边等乡镇,地理位置特殊,与县城隔江相望,交通较为便利,地势为丘陵、山区掺半,易于开展革命活动。
党的“八七会议”后,县委委员戴熙康、共产党员朱德恒等根据鄂西特委秋收暴动计划和县委的指示,把农协会员组织起来,同工人纠察队合编组成一支120余人的赤卫队,准备秋收暴动。戴熙康等到了西乡后,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陆续发展共产党员180多人,先后又建立了桥河、姚家河、刘家棚、杨家棚、艾家共5个党支部。接着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西乡农民委员会。为了便于上下联系,县委在城内杨泗庙(后为屈原庙)河滩上开设了“温谈茶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后又在杨岔路设立了地下联系站,负责同上海、武汉等地来的同志联络。
1928年春,大革命时期被打击的对象、西乡的反动豪绅汪宪章、李相伯卷土重来,纠集一伙恶霸地主、地痞流氓拼凑了一个所谓的“富户党”,猖狂地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民进行反扑、乱捕滥杀,无所不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革命力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共西乡党组织报请县委同意,除掉了汪、李两个恶霸。在西乡各地张贴处决布告,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反动地主豪绅看了心惊胆战,寒栗而逃。(www.daowen.com)
不久,县委委员戴熙康、赤卫队长杨楚桥、共产党员杨甫又带领赤卫队员数十人,化装成“清乡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直奔大地主、团总穆子静的老巢。穆子静不在家,穆的老婆供出了沉在堰塘里的枪支弹药。杨甫等人当即从堰塘里捞取长、短枪数十支及部分子弹,胜利而归。这批枪支弹药补充给赤卫队,西乡的农协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壮大。
农民赤卫队连续几次对西乡反动势力的打击,使西乡的土豪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反动豪绅穆子静气急败坏地东奔西走,窜到县城以重金收买,勾结宜昌驻军刘和鼎部,准备成立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在戴熙康的指挥下,西乡赤卫队员和县委从城里派来支援的60多人很快会合,迅速在观音洞包围了敌人的会场,当场打死了保董谭子雅、“清乡”委员杨颜伯、团防代表谭启华、保长胡宏弟等六人,打伤敌人十多人,致使敌人拼凑保安团的梦想破灭。反动团防头子穆子静因未到会而漏网。
西乡农民赤卫队奇袭观音洞保安团,使穆子静气急败坏,即窜到宜昌城内求救反动驻军头目刘和鼎。刘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在西乡进行疯狂的大“清乡”,挨家逐户清查搜捕,随意杀人放火,西乡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中共宜昌县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易吉光、王天鸿、杨楚桥等一批骨干力量先期转移到外地。戴熙康、覃元发等人准备过江转移去远安,在途经求雨包时被敌人抓捕。戴熙康被捕以后,敌人施以严刑,要他交出西乡共产党员名册,他坚决拒绝,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戴熙康至死不屈。4月9日,戴熙康在谭家河腊树嘴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
4月29日,敌人又在镇川门河滩上枪杀了共产党员孙价廉、谭克勤等人。5月28日,敌人在宜昌珍珠岭再次枪杀了20多名革命志士,血流成河。西乡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
面对反革命大屠杀的严峻形势,共青团宜昌县委书记张逸凡,机智勇敢地从敌四十三军哪里搞到一套军装,化装成某部副官,腰挂手枪,以带领农民搬运军用物资的名义,将大搜捕中隐蔽下来的革命同志顺利地从敌人眼皮下转移出去。
1928年7月,驻宜刘和鼎部换防,白色恐怖稍有缓和。转移到外地的共产党员李玉阶、覃元发、白云鹏、威士筠、余化之等人陆续回到宜昌,以说书、卖药、拉车、做木匠等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并在三游洞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8月底,县委在城区“阳夏公所”召开会议,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亲密地方、扩大组织、取消盲动主义”的工作方针,计划将赤卫队组织起来,拉到长阳参加贺龙领导的红军。
宜昌县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花艳冲农民为先导的南乡、西乡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领导人缺乏经验,这些斗争未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为在宜昌县城和乡村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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