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我国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人在给周王朝的贡品中有茶，又说巴地“园有香茗”。明末清初的饱学之士顾炎武更直接地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日知录》卷七茶条下）。古文中茶有不同的写法如茗、荼、葮等，到唐代《开元文字音义》把茶字的音形固定下来。

茶树喜欢温湿的气候，而四川恰恰具备，茶树在川中许多地方都生长良好，产区遍布。远在唐代，彭州（今彭县）、绵州（今绵阳）、蜀州（今崇庆）、邛州（邛崃）、雅州（雅安）、泸州、眉州（眉山）、汉州（文汉）、渝州（重庆）、涪州（涪陵）、简州（简阳）、巴州（巴中）、夔州（奉节）都是产茶区，而且规模很大，形成专业生产，如《太平广记》卷三十七《阳平谪仙》中说“初，九陇（今彭县）人张守，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其形制几乎同于今天的茶园。

四川茶在唐代是其鼎盛时期，唐人陆羽著的《茶经》中先后十七次写到四川茶叶生产、制造、饮用等方面的情况。当时的蜀中名茶有名山蒙顶、绵州神泉小团，昌是兽目，蜀州的雀舌、鸟嘴、麦颗，临邛的火番饼，渝州的狼猱山茶，涪州的宾化茶，泸州的沪茶，夔州的香山茶，龙安的骑火茶，渠江的薄片茶等。进入宋代，江南的茶叶生产有较大的突破，福建武夷山区的建茶已经超过了川茶。其实只是因为四川是宋代开展茶马互市的主要地区，所产茶叶大量制作粗茶用作茶马贸易，名特产品的各种细茶的产量和质量就相对下降。《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说“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士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其时蜀茶也还是有不少精品，因边贸大量需求粗茶而使名品的产量较少而已。

在宋元期间我国饮茶方式发生很大转变，过去是先制茶饼，要饮茶时再碾成碎末，加姜盐等烹煮为粥。到元明则是摘芽之后烘炒，保持散茶形制，饮茶时是用沸水冲泡，而得茶叶真味。明代沈行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茶加香物，寿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也就是至明代茶在制作工艺和饮用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而形成今天的方式。

川茶极品为蒙顶茶，产在名山县的蒙山，该地产茶的记载在唐代才出现，但当地传说最早种茶时间是在西汉宣帝甘露年中，是邑人吴理真在蒙山顶上的上清峰种茶七株。嘉庆《四川通志》卷十六《名山县》下载“蒙山，在县西十五里，有五峰，最高者曰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隙，云是甘露大师手植。”宋孝宗追封吴理真为“甘露禅师”，看来这个传说由来已久。从唐代以后，蒙顶茶一直作为贡品而愈加珍贵。到了明代，相传为吴理真手植的七株茶树被奉为天下茶树之祖，茶中之仙，使五代时毛文锡《茶谱》中关于蒙山顶有仙人仙茶的神话具体到上清峰的七株茶树，奉之为“仙茶”，周围有几十株“陪茶”，此外全山茶园均为“凡种”。每年四月八（佛祖生日），由县官亲自督采“仙茶”三百六十五叶，在蒙山半腰的智矩寺精制之后装入银瓶，专送北京，皇帝在郊祀和祭太庙时专用。因为茶为贡品，所以重点保护，现在“皇茶园”还在，有石栏、石门，后刻石虎镇守，园中为茶树七棵。

蒙顶茶中的名品有：雷鸣、雾钟、雀舌、白毫、石花、露芽、玉叶、长春、万春银叶、甘露等，其中极品为“蒙顶石花”，每斤有茶芽一万以上，“蒙顶黄芽”每斤也有茶芽八千以上，年产量都只有几十公斤，全由手工制作。蒙顶茶的产销量都不是很大。川中还有许多名茶，如沱茶、早白尖工夫红茶、竹叶青、峨眉毛峰、大叶红碎茶都享誉国内外，还有文君绿茶、青城雪芽、巴山银芽、北川珍眉、平武贡熙、金尖茶、康砖茶也都有很好的声誉，近年失传已久的名茶碧玉春也已恢复，巴蜀名茶是代代出。

上面说了川茶的生产历史，该说说川人是如何饮茶的，川人不仅会种茶制茶，在饮茶方面也是有独到之处。川人中特别讲究吃茶的人都是自己烘制茶叶，比如成都人大部分喜欢花茶，采阵雨后的茉莉花朵，茶叶是雨前采的嫩芽子，精心炮制，烘出三薰黄芽，将别有一种清香味。自己烘茶的人，都有一套绝妙的手艺，其技术决不低于专业烘茶的工匠。泡茶一般要用软水，有泉水为上，河水为中，井水为下的说法，在成都讲究者多用望江楼傍薛涛井的水。茶具也要是正宗盖碗，最好是江西瓷的，先用几滴水把茶碗里的茶叶润湿，然后用鲜开水冲茶，但又不使温度过高的鲜开水烫坏茶叶，所以得用茶盖在碗内和匀，使之调节适度。此时蒸发出来的茶香随着上升的热气四溢开来，深吸一口气，花香茶香沁人心脾，啜上一口齿颊留香，通体舒适。此种饮法大别于紫沙茶壶的小巧和不见水中茶叶不四溢茶香的缺憾。

除自产自销自品自饮的嗜茶人外，川中的茶馆里茶客似乎对茶本身没有多大兴趣，在晚清时候上茶馆成为一些人生活模式，只是生活中一部分。

川中的大小市镇都有茶馆，坐茶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不少人有吃早茶的习惯，尤其是老年人，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吃早茶，而此时的茶馆茶铺早已打开，新的一天里是茶客盈门。川中茶馆的格局和韵味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北方茶馆一般是高方桌、条凳、壶茶，看过老舍《茶馆》的人都很清楚北京的茶馆是什么样子，入到茶馆须正襟危坐，还有“莫谈国事”之禁令，且茶以壶泡只能为解渴方便，毫无品茗和雅兴。南方茶馆多以“茶居”、“茶楼”自命，但也的确有其讲究和地方，座位有了靠背，比北方茶馆舒服，如广州的“天然居”就十分有名，门上有副回文联写得好“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南方茶馆的重点不在茶而在其所供应的点心，来客之意也多在“点”而不在“茶”，难怪外国人看到广东人喝早茶十分惊讶，他们能吃那么多的东西。川中茶馆尽为茶客着想，以舒适为上，比如有躺椅，边喝茶边半躺着休息，也自有其味道。

茶馆当然想尽办法来吸引茶客，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不如器好”，茶馆经营者在用水、备茶、置茶具方面是毫不含糊的，而且颇具匠心。《茶经》有言“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在山区小镇山上多有泉水，因此小镇上茶馆独得其便，不要小看了偏僻小镇，说不定此处的茶水“只应天上有”，稠人广众的大都市里是喝不到小镇茶馆的清新淡雅的。成都没有泉水，晚清时代连自来水也没有，所以一般茶馆都挂上书有“河水香茶”的粉牌以示招揽。那时候，锦江水质还算甜净，茶馆也果真雇人用骡车载上大木扁桶去取河心水，茶馆自然也得备上几口沙缸以作过滤之用。

前面已说过，成都人喜欢茉莉花茶，但作为省会大都市的成都，每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南来北往的各地过客很多，为照顾各地口味，更是为了自己的生意，他们也都备有各路名茶，粉牌之上密密麻麻写得十分热闹。有的考虑得更细致：夏天加备杭菊，解暑清肝明目，冬天加备沱茶，据说沱茶性温热，专供老年体虚者喝以发热壮身。

茶具是衡量一个茶馆档次的重要指标，好的茶馆都是精瓷盖碗儿，放在桌上，端在手里都十分可人。在盖碗的三件套中，茶船和茶盖的设计可谓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精萃，据《资暇录》载，茶船是南齐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的，有了茶船，即稳定了茶碗的重点，又免去了热茶烫手之虞。茶盖最具巧思，有了它茶碗不至于闭得太严，茶味得以徐徐沁出，能随意控制茶汁溶解速度和茶水温度，还可避免喝茶时茶叶入口。茶盖的妙用被嗜茶者不断玩味，甚至到了看你摆弄茶盖的手法来判断你的出身籍贯的程度。

川中盛产楠竹，茶凳、茶桌多用竹子制成，茶桌一般及膝高，恰与坐时手的高度相适合，取饮方便。茶凳为竹椅，椅脚的高矮，坐垫的软硬，椅背、扶手的角度和宽窄都很注意，也就是桌椅的摆设也尽为茶客着想。(www.daowen.com)

因茶馆的服务十分周全，所以上茶馆的人也就多，而且开茶馆也就更多，清末周洵的笔记《芙蓉话旧录》载“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茶馆太多也就失之简陋。

茶馆中的管理者中除老板外，最主要算是茶水服务员也叫堂倌、“茶博士”。堂倌的形象是一手提着擦得铮亮的铜壶，一手卡着一大摞茶具，客人进门就高喊“几位？坐哇！”在茶客间穿花跑堂，倒水时一边喊着“开水——羼起呃！”茶博士的雅称来自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古代文人间的戏谑之词，被茶馆跑堂领受了。

茶馆里有社会上的各色人等，茶博士在应付茶客方面也的确称得上是个“博士”，对各种人物都吃得很透，所谓“提壶羼水，起眼看人”。就拿收茶钱来说就是一门颇深的“学问”，自喝自付的单个茶客好说，收了就是；但茶馆中多的是几个相识的人坐在一起，收钱时都争着给，到底应收谁的呢？其实并非都愿出钱，只是为了显示慷慨，就那么乱喊而实际自己不愿出钱，钱要收到这些人头上岂不是得罪人的事。茶博士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准确地判断出谁是真心出钱，做出判断后还是遵循几条原则，即收生客不收熟客，收富者不收穷，收小不收大。生客收一回算一回，要照顾熟客，有钱人出几个茶钱不算什么，收小票不找零头是真心给茶钱。

茶博士提壶羼水可算一手硬功夫，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上满堂穿花，在应付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羼个“仙人过桥”；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撤叫做“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羼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地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羼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小拇指轻轻一勾，茶盖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如此熟练的摆弄茶壶、茶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夫是练久了的。

旧时代茶馆是会聚芸芸众生的公共场所，而川中茶馆则更是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作用来说，兼有行帮的“办公室”，会社的“联络处”，一般市民的“会客室”、“俱乐部”，甚至“民事纠纷调解处”，流动商贩的“特种市场”以及民间艺人的演出场所等。

旧成都的三百六十行，大都以某茶馆为中心，定时聚会，互通行情，洽谈生意，俗称为“帮口”，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同业公会”，帮大各据茶馆，如春熙路的“饮涛”属金银帮，东大街的“包馆驿”属棉纱帮，南门“火巷子”属米粮帮，“安乐寺”属纸烟帮和西药帮等等，茶馆几乎成了各种生意人帮会的办公室。

四川的袍哥是无所不在的，茶馆是众生会聚之地，袍哥入茶馆更是如入家门，很自然地成为袍哥码头的联络处。如果一个袍哥在本码头翻了船（闯了祸），投往他处，举目无亲，他只需在当地茶馆“亮底”：倒上一碗茶，揭下茶盖，挂在茶船边上，所在码头管事就会上前“盘海底”，也就是询问落难袍哥的来龙去脉，若回答对路，就会受到热情招待，代开茶钱，安排食宿，离开时还助以路费并指引出路。川中的袍哥是很值得一说的一个话题，川人中有袍哥这个特殊阶层，在四川社会文化中起着不小的作用。

茶馆又是会客、议事的一个好地方，有时家中谈话不方便，就到茶馆，来碗茶边喝边聊，十分有兴趣。城市中川剧打围鼓也选择在茶馆，而有围鼓的茶馆生意不特别好。成都最早的专业剧场就是源于茶馆，即成都有名的悦来戏园源于悦来茶园。有围鼓的茶馆成了川剧迷的俱乐部，由戏迷玩友而下海成名的不乏其人，由此看来茶馆对川剧艺术发展贡献不小。

曲艺多起于民间，并且从艺的人少，因此清末曲艺演员是没有专业剧场的，他们多数在茶馆中演唱。水平高的演员，因吸引人多，每天固定在某茶馆演出一、两场，叫做“坐馆”或“蹲棚”。茶馆照常营业，只在堂内一端暂设一简陋的舞台，听书者一茶一座，每碗茶比平时略贵一时，这多出的钱由茶馆和艺人按比例分成。听书喝茶叫做“书茶”，这种书茶以晚场说评书为最多。此外如成都鼓楼街的“芙蓉亭”，东大街的“包馆驿”和西御街的“安澜茶灶”专演扬琴；春熙路的“益智茶楼”则以清音、大鼓、相声、相书等曲艺形式的综合演出闻名。也有不在固定茶馆演出的曲艺人，他们的景况不免凄惨，在各茶馆间奔波，叫做“钻格子”或“闯棚”。见茶馆就进，演唱频繁辛劳，收入毫无保障，唱完之后，拿只茶船沿桌哀告乞讨，同“丐帮”中的“艺讨”相去不远。

在民事纠纷中，双方两厢情愿，便相约去茶馆当从解决，俗称“讲礼信”或“吃讲茶”，冲突双方加上共同请来的地方上公事人（保、甲长），码头上头面人物，德高望重的老人，届时会齐鱼贯入场，一人一碗茶入座。在请来的调解人中推出一位做主持，双方各陈理由，由调解人公议仲裁是非，直到双方都接受调解，输理的一方拿出茶钱结束。在吃讲茶的过程中是有很多规矩的，以礼貌严肃为准，不能出言不逊。若调解不成就请见官，对簿公堂。如果当场矛盾激化，甚至大打出手，砸烂茶具、桌椅，茶馆不免有点暗自高兴，在包赔损失时，可以把平时存放的烂茶碗、破桌椅民拿出来点数照赔。

茶馆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风情图，其对社会各个级层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从早到晚，茶馆都有不少提篮携筐的小贩出入其中，穿梭叫卖，所卖之物应有尽有，并且为一般日常所用，还有各色为闲人服务的人员如挖耳朵、修脚、测字算命等等，甚至热天还有“卖风”的，替人打扇吹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