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盐是四川特产，邛崃、自贡更是有名，史书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井盐不同山西池盐，西北岩盐，更不同于滨海晒盐，它是从井中汲卤水，煮水成盐，情形十分艰苦。明嘉靖《四川总志·盐法》说“民间每凿一井，深五六十丈……经年累月而成。使其得盐亦足以偿，若其无盐，则工费徒弃，……初时地脉深厚，每盐水一桶，煎盐多至十斤，今水渐淡薄，每桶止二三斤。或历一二年，则盐水枯涸；或久而崩塞，皆为弃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更为灶户鸣不平说“西蜀所煮者不过一盐井耳，浚之甚难，非二三十丈不右竟业。取之甚苦，非四五日不可煮盐，且所煮之数不足以偿其所税之数。”顾氏足迹遍中国，想必在四川亲眼见过灶户煮盐之艰辛，故有此说。

井盐有官家开采，也有民间凿井自煮，但以民间开采为主。官采多用刑徙，采也多是合伙经营，因为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盐井开凿十分不易，以一人一家之力往往不能成事。在所谓能视水脉地气的直井定位土专家的指导下，确定井位，若井位处在某私人土地上，井位所有者有必要和各投资人立约共享收益，这样的盐井叫客井。投资者为客人，有井位者为地主，双方各立出佃和承佃字约，末书合同。一般客人先出类似保证金的“押山银”，数目看凿井的规模，开始凿井客人负责凿井的一切费用，地主专管地面上的一切设备，如天地二车、柜、灶、牛栅、盐仓等。每井以三十天为周期，又叫三十班，投资人每月占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天不等，名为“客日份”，地主每月占四天或八天不等，名为“地脉日份”，在主客双方之间还有一种“承首邀伙之人”，也就是盐井项目的发起人、组织者，凿井时他是可以不出工本的，他要由“客日份”或“地脉日份”内各拨给一天，或共拨给一天给他，谓之乾日份。日份就是股权份额，项目各人依日份汲卤煮盐。这种依日份按班煮盐是在井出卤水一定数量才开始的。而且这种客井全井是有年限的，规定十年或二十年，限满，全井交还地主。

还有一种“子孙井”，一般分为“三十班”和“二十四口”两种形式。“三十班”同于前面所说的客井，也是出押山银，有“客日份”、“地脉日份”、“乾日份”，不同的是，在井见功后，不必水火都达到一定数目，如“水足四口，火二十余口”，按分班的规定，只要本井获息，除缴井有余，地主即照“地脉日份”派分利息。如果以后此井继续向下凿捣，修造廊厂一切费用，统归“三十班”出钱。“二十四口子孙井”的口是指锅份，主客订立佃约时，每井议明押山银，将三十日作为锅份二十四口，也可以说是二十四股分，地主出井眼廊厂一切基地，得“地脉锅份”三、四口，客人出资凿井成功，得“开锅”十八口，此是出钱凿井分息所得股份。另分“浮锅”二、三口，是为“出力办事承首邀伙之人所得，相只出力不出钱，而分鸿息之股分。”井成出卤，将廊厂一切费用赚回并有红利保分时，地主始得进班分红。“子孙井”乃是“子孙基业，并无年满交还之说。”

如前所说凿井十分艰难，一般历时很长，甚至须十余年或数十年才开始能见卤水的，这就需要连续不断地投资，以追加补充凿井资金。“凿井之费，盈千累万”，“往往数十家之力，鬻产借债始能成一井”。在对凿井追加资本而又历时很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投资人不能坚持到底的事情，即使盐井最后很成功，水丰盐多也是一样。随着井深增加，投资人由于人力不济，而停止投资出力，就会有新的投资人加入，这样井的不同深度的某段和其上下就可能是不同的投资人，这就是所谓“上中下节井”。原来投资者不能出钱，如果将其的占“日份”、“锅份”出顶给别人，（这里所谓出顶只是上下节投资人协议，下节仅仅是接着上节继续凿井）那么，出顶人名为“上节”，承顶人名为“下节”。以后做井工本费用就归下节承担支付。日后井凿成功，如果下节和钱抵尝上节凿井所出的工本费，上节出顶人便于井无缘了，是不能分息，这叫“绝顶”。如没有绝顶，上节投资工本未经收回，其分息办法大致有这样几种：其一是有仅归还上节工本若干；其二有与直节各分一半鸿息的；其三有上节仅分二、三成，下节多分为七、八成的，其分配原则，是按“上节捣井浅，费本无多，即少分鸿息，下节捣井深，费本甚巨，即多分鸿息。”要是凿井长期不能成功，下节人财力又难以为继，便又转顶与他人，仍然只是投资凿井权转让，前此的下节也就成了“中节”，顶中节凿井者为“下节”。井成时分息办法，也是有归中节若干的，或者是共同分鸿息。如果当初合伙凿井人都无力继续投资再往下凿，有将二十四天，十八口一齐出顶与人做“下节”的，提留“上节”工本日分或半天或数天或数口。上节人如将所得提回日份，仍与下节合伙，则照二十四天、十八口分派鸿息。

这种合伙经营在川内盐井中是比较常见的，多是中小资本的杜户，不能形成规模生产，但其能在缺钱少力情况下进行井盐生产也足以说明川人的忍耐艰苦的品格。盐井的辗转出顶，层层接替，给生产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吴鼎力《自流井风物名实说》对以上盐井经营方式有很好的描述，寥寥数语切中要害“合伙人多，则力每不齐，辗转出顶上中下节，不一而足；兼之年久，则人越多，而难清理。其已经出顶井份之合同，则为故纸。井一成功，往往有执故约而混争日份者。”这样彼此混乱，不免要对簿公堂，由此引发的诉讼案，在县太爷那里都熟视无睹了。由于辗转出顶，又是认人唯亲，所以盐井投资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有人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井之中，股份甚多，上节，中节，上中节，下中节等名目，每节又分若干股，名井不同。虽久于盐场之人，亦不能查知股份，且历未调查，不易稽考耳。”

井盐开采和火井几乎同时见于史书记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有“（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门，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又有“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盐铁官的设制说明当时巴蜀已经能够产盐产铁，李冰又在广都（今成都双流一带）凿盐井。而火井也就是穿盐井的过程中发现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末扬雄的《蜀都赋》有“铜梁、金堂，火井、龙渊”，《蜀王本纪》也有“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火井也即是天然气井，四川盐井有如下几类：卤水井，井中只产卤水；气水井，井中即有卤水又有天然气；也有只产天然气的盐井；还有卤水和石油并出的盐井。在古代蜀人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盐井，利用天然气和石油煮盐。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说“火井与水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在凿盐井的过程中，“水、火、油得其一谓之见功”。

临邛火井到后来哀落，代之而起的是自贡盐井。自贡井盐成为四川井盐的代表，其规模和产量最大。宋应星《天工开物　作咸》记载：“西川有火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绝无火气，但以长竹剖开去节，合缝漆布，一头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紧对釜脐，注卤水釜中，只见火意烘烘，水即滚沸。启竹而视之，绝无半点焦炎意。”宋氏所言十分简单，不能断定该井为气水井，还是单独气井。若是气水井，那就有气水的分采装置。这种装置，俗称籣盆，全是竹木结构。李榕《自流井记》说“火井之发也，复以木盆，其盆高一丈，径一丈，围三丈，上锐而下丰，以束其气，盆上环置竹笕，引其气以达于盐灶。盆中央仍开一孔径三寸，环以石圈，附以土围，结为井口。井有水筒取之如故也……”这里详细说明了气水分流装置籣盆的形状构造。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编的《富顺县志》中有单纯气井的记载，“火井在县西九十里……大径五、六寸，中无盐水，井气如雾，蓬勃上腾，以竹节入井中，用泥涂口，家火引之即发。”一口气井往往可以供许多口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范声山著《花笑顷杂笔》说“富顺县丁仍益繁盛，且多火井……用衔竹吸烟（指天然气），如接水状，引入锅底煮盐，省煤炭，利益厚。甚有一口井接数十竹者，并每竹中间复横嵌竹以接之，烟盛，无不透贯。故大火者，一井可烧二、三百锅，最次者亦烧数十锅，实天下之杂也。”在井气中如果气压过高，会引起输气竹管的破裂，因而会破坏条气装置，这就有安全设备的需要。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里有所谓“冲天枧的安全装置”，“其气得火则燃，始则为一杜之用，既而以竹筒引之百步千步，或供十杜二十灶之用，……恐火势漫燎，安一大木竹朝天，谓之冲天枧，以泄旺气，其声轰然闻数里。”就是在采气装置上开个口，用和开口相当粗细的木桩或大竹塞住它，当然木桩应比开口稍小，这样才能泄气分压，气流冲出木桩震动，声音很大。

川人的火进装置多为竹木，但的确实用，不能不佩服盐工们的聪明才智，井盐文化精华也蕴藏在里面。

随着井盐业的发展，到了清代，烧盐工人已大多数来自外地，本地人和外地人总是有隔阂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道，相同的命运把他们连结起来，彼此相互帮助，扶危济困，就形成了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这种行会组织是四川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更能反映四川地区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比如自贡的炎帝宫就是其一。(www.daowen.com)

炎帝宫最初是烧盐工自组的一个基金会，所集之钱用于会员急用时的借贷。后来基金扩大，就修了一座小土地庙，盐工闲时在此聚会玩耍，也叫土地会。入会条件是缴纳三斤菜油的钱，土地会又扩大，又因为烧盐，所以改名为火神会。入会人数的增加，基金的增多，本地一个叫邓可玉的秀才，就帮忙领头修炎帝宫，这是嘉庆年间的事。炎帝宫有了会址，也就是确定了，做为一个组织，炎帝宫也有许多规矩制度。在庙上设总首六人，任期三年。襄首十人，任期一年。总首又分为三组，每组二人，一组管经济，一组管对外交涉和打官司，一组看管庙子。襄首分为五组，分别管理支客、外交、帮帐（管帐是外请的）、买办、管厨、杂务等，都是义务职。就是为了庙上办事，请短工的钱也是自己出的，庙里不出钱。总首只能做一次不能再当，当过襄首才能当总首。各种职责明确，公私分明，而且十分民主化，所以炎帝宫内部管理有效。曾三任富顺县知县的陈锡，青衣小帽到庙里私查暗访后称赞他们规矩好。

会规中除一般的不赌钱，不吸洋烟不打架等，还有盐工的劳动配额规定。会员干什么样的活，干多少也是确定的。而其处罚也是颇有意思的，最重是开除，其次是罚演戏若干天的戏钱；罚神灯若干对，每对价钱十六吊或二十四吊；还有罚灯油若干斤等。对抗不缴款者，用绳索捆起来，拴在戏楼下柱头上，非缴清不放。

会员之间遇到纠纷请庙上处理，要在酒席上公断。席要两桌，由原告先出，酒席是首事、证人、原告、被告同吃。谈判时，先敬神，然后由首事往天楼上提出跟纠纷有关的会规木牌，当众宣读后，开始谈话。原告左，被告右，众人都必须肃穆静声，不得有任何异样举指，如跷脚、举手、高声、咳嗽、吐痰等。违者每次罚点神灯的菜油四十斤。这种民间的帮会组织自然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而且是切实可行的，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拥有大量成员。炎帝宫会内的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和上中下盐井股份的错综复杂形成鲜明对比，盐井股份鸿息的争讼公堂和帮会内部纠纷的席间解决也是井盐文化的一个特点。

炎帝宫会员对内对外都是公私分明，按规矩办事的，要是会内对外的事情，就会上下同心，一致对外。比如同治年间打死陈莽三一案，陈曾做过总首，庙上有官司，要他到富顺县上堂侯审，受审后坐轿回井，要庙上开轿钱。会规中有为戾上办事是义务工，不出钱的。庙上不给，陈莽三大怒，要去下菩萨的灯笼，又搭起楼梯要上房子下瓦来卖钱，被首人挡住不准。陈就怀恨在心，在官司上说对方有理，炎帝宫官司打输，出了冤枉钱。首人无法，只好打传单召集“花户”（全体会员）开会，看如何是好。众人一听愤愤不平，心头火起，当即把陈莽三找来，他还是蛮横无理，总首问众人该怎么办？众人一齐喊“把他打死！”蜂涌向前，拳打脚踢，一边往外拖，一边拿起板凳在后边打，拖出庙门，甩在河里淹死了。出了人命众人推举四个人来顶案，他们在神前吃了血酒后，拍着胸膛说“决不拉稀”，也就是说决不承认打死人这件事。并且立下规矩：每人每月由庙上付给四吊钱养家，儿子养到十八岁为止；女儿养至十六岁，办一铺一盖“打发”，受了刑由庙上出钱医。四人上堂成了红衣犯（清代杀人犯披红衣），解往省城三次，拖死了一个“师爷”。后由叙州府判决：“六月炎天，河水陡涨，河中打来一个无名汉子，炎帝宫首事等看见心难忍，打捞起来”云云，这样开脱了案子。陈莽三触了众怒被打死，而且被人微言轻无名落水而死的尸首来处理，也确实有点冤。炎帝宫输了官司虽与陈有关，但要了他的命，而又要人顶案，三解省城，也实在得不偿失。帮会组织往往义气行事，不加思考，图一时之快。炎帝宫能锱铢必较地计算着管理会中事物，却不计较为一点小钱而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这也是义字当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炎帝宫庙大殿供奉的不是炎帝而是关圣人，每年办炎帝会都要唱戏，因为大殿供着关爷，连三国的戏都不准唱。如果来客不知，在点酒戏时点了三国戏，支客的首人便要劝客改点。庙上各项活动都要先敬神，所敬的也是关圣。时下商店酒楼也是争相供奉关圣，关羽生前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日后这样辉煌。

以盐井为业而又能发家致富者也实在不少，自贡盐场有名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元和）、颜（桂馨堂）号称四大家族，他们都是盐业上佼佼者。胡元和是由经营布业元和店而发家的，人称胡元和。其创始人胡元海是江西吉安人，幼年曾在自流井住过，吉安长大，成人后随江西帮在自流井贩布为业，经营元和布店。随着资金积累，在道光初年与人合伙经营盐业，大获其利。于是修房买地，在自家荒地上凿水火盐井。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太平军兴起，淮盐不能上运，川盐济楚，成为自贡盐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胡元海抓住机会，努力经营。胡元海为人富于心计，在经营井灶上，一是独资经营不与他人合伙，以免一井成功，井伙皆成富有，一旦水火殆尽，不但井成废墟，而且股伙间亦纠纷不已。二是采取以井创井的办法，力图扩大基业，也就是将一井之盈余来开凿新井，成功则获利更多，凿井失败等于前井未获收益即不蚀老本，又能开创新业。胡元海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所凿盐井，多系黄卤，不但质量佳，而且系浅井，投资小，见效快，产量大，条件优越，获利较一般为丰。看来胡元海也确实有眼光和运气能够买到如此出力的好地。

至胡元海死时，已有独资经营的盐卤井五眼，天然气灶三十口，租谷二千石，活动资金白银数万两。其子胡承钧主持家政，胡承钧不仅深得乃父生财之道，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子二人同样精明能干，并且十分会用人，井灶田庄分人管理，井井有条，对雇员，必先考察其家庭情况，本人品德能力，一经使用，即用人不疑，视同一家人。胡承钧大力发展盐业，淘捣旧井，开凿新井，扩大天然气、卤水来源。在经营井灶同时，还乘川盐济楚之机，兼营运盐业务，盐号福临怡，所设分号、堆栈，沿釜溪河经长江而达重庆、宜昌、沙市。又设白蜡行于乐山，承顶成都典当以固定资本十万两（清制开设典当有一定限额，所以承顶）。胡承钧大赚其钱，同时又大做善事，丁葆贞督四川时，视察自流井盐务，接见胡承钧，给予嘉奖。

胡承钧死，次子汝修持家，赖其堂弟的全力相助管理家业。胡氏井灶田庄的经营班子以亲戚组成，随着产业增加，司职人员越来越多，管理起来颇为不易。但胡汝修与其堂弟小心谨慎，悉心维护，家业仍有增进。汝修并不满足，富又求贵，争作士绅而入仕途，成为显贵之家，不息工本重金延聘各县科举中人教授子弟读书。又出钱捐官结交权贵，又留子弟于京师，攀龙附凤。胡汝修本人又大兴土木，修建华屋园林，家业停止发展，再加家族内部矛盾，产业经营不善，井灶田庄产业刮分，逐渐多数产业移出胡氏人之手，应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