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赋是西汉文学的代表，词赋大家当首推蜀中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117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书，又学击剑，是文武并重。司马相如对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十分崇拜，“完壁归赵”的故事说的就是蔺相如，就因为“慕蔺相如之为人”，他自作主张改名为相如。在此之前，司马相如的父母给他有一个亲切而有点不雅的名子叫犬子，直到现在人们自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应该是来自司马相如的小名吧。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口吃，无独有偶，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又说韩非是口吃，班固在《汉书》中也说扬雄口吃，似乎在说话上有障碍的人能作好文章。不管怎么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个“武骑常侍”，这可能是他学击剑的结果，皇帝出猎的时候跟班。这份差事他不喜欢，而景帝对词赋是不感兴趣，正处尴尬之时，景帝的兄弟梁孝王来朝见哥哥，随梁孝王来的还有几位文学精英，如邹阳、枚乘、严忌等。梁孝王本人喜爱文学，身边有一批文人学士，司马相如和他们接触觉得十分投机，就称病辞官，到梁孝王那里和枚乘们探讨文学去了。

在梁孝王那里一呆好几年，司马相如到处游历，结交诸侯官宦，明人学士，写出《子虚赋》，以他擅长词赋而名满天下。汉武帝看到了《子虚赋》非常欣赏，认为一定是古人之笔，慨叹自己不能和作者同生一世，刚好武帝的养狗人杨得意在身边听到，就对武帝说是相如作的，于是征召司马相如。相如对武帝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不足让人看，就又作《上林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到这录下了一篇大赋：子虚先生是楚国出使齐国的使臣，齐王把国内的头面人物都叫来，车马浩浩荡荡，队伍庞大威武，和子虚一起去打猎。回来以后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无是公三人谈论起这次打猎的事情，乌有先生问：“今天打猎愉快吗？”子虚说：“很快乐！”“那你猎获一定很多了。”“并没有打到什么。”“那你快乐何在？”子虚回答说：“齐王在我面前夸耀他车马之众，从人之多，我对他讲了楚国云梦泽和楚王在那打猎的事，为此很快乐。”子虚先生就说起了云梦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纷纷，上干青云；罢池陂楛，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付，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

子虚接着又说楚王出猎的盛况，乘的是“雕玉之舆”，驾的是“驯驳之驷”，如何的旗帜华丽鲜明，怎样的“雕弓”、“劲箭”以及干将的雄戟，乃至“获若雨兽，掩草蔽地。”于是楚王“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恕，与猛兽之恐惧……”“于是郑女曼姬，……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楚王游猎的悠然自得，所从宫女衣裳之飘摇，如神人仙女。乌有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而他自己又对齐国大夸五番，“且齐东有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鼴芥。若乃倜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语虽不多，把齐国拔得够高了，疆域辽阔，山海之利，物产丰富，稀有珍奇，样样都有，楚国不能比。

无是公笑着评价说：“……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接着就极尽能势地描绘天子上林苑的美景盛况，奇花异草，瑞兽珍禽，天子仪容。上林苑“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经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于是乎崇山龙山从山，崔巍嵯峨……于是乎周览泛观，真盼轧勿，芒芒恍忽……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于是乎乘舆弥节裴回，翱翔往来……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在之台……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巨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继嗣创业垂统也。”天子清醒地认识到游猎宴饮会使人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失去国政，不能继承先祖事业。“于是乃解酒罢猎”，命令官员去归山泽田地给农民，让他们去耕种，打开仓库去振济贫穷，抚恤老人小孩，减轻刑罚，改革制度。又重视文化事业，“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戈玄鹤，建干戚，载云欐，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子虚和乌有两位听了都大为震惊，倒身下拜，承认了自己的浅陋。

子虚、乌有、无是公是三个虚构的人物，用他们的对话来讽谏皇帝不要耽于田猎，要勤于国事，关心百姓，发奋图强。司马相如对云梦泽的描述可以看作是西汉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写有山川河流，岩石土壤，动植物的繁盛。司马相如曾周游诸侯，有可能到过江陵附近的云梦故地，当时云梦泽的原始川泽景观已经被相当程度地开发了，但必然有部分湖泽山林没有被开垦，相如能目睹其夕日盛况的残余，才能有如此细致鲜明的描绘。相如是巴蜀人，春秋、战国、西汉在我国历史气候上是一个温暖期，动植物分布界线都北移，四川地区气候更是易人，草木禽兽也就更加丰富，若不是相如在巴蜀中见过众多的动植物，不会写出这样多的动植物的名称。

当然这篇赋没有什么深的意义，但它本身的文学技巧，用词造句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所用字有不少十分生僻，故然与年代久远有关，也可看出他的文学功底。古文中是没有词，司马相如用的许多字的组合，现在成了很好的动词、形容词，如参差、芬芳、翱翔、恐惧、驰骋、侈靡、穹隆、悠远、泛滥、咀嚼、摇荡、崔巍、嵯峨、缤纷、绰约、应风披靡等等。

这是《史记·司马相如》中录下一篇大赋，但司马迁没有说清楚这篇赋的篇名，以至于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争论。从前面对这篇大赋的简单介绍来看，它是上下贯通，浑然一体的，从子虚、乌有、无是公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史记》又说《子虚赋》、《上林赋》是相如的代表作，所以萧统编《昭明文选》就把这篇赋分为两篇，前部部分子虚、乌有两人论说割出来作《子虚赋》，无是公所讲天子上林苑开始的后半部分是《上林赋》，很明显现在看到《上林赋》开头突然就是这个原因。班固《汉书》没有把这篇大赋割裂开来，还是统一完整的，从《昭明文选》始把它分开为《子虚赋》和《上林赋》，后人做了各种推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史记》、《汉书》所录的这篇赋是《天子游猎赋》，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此外，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并序也引人注意，赋前的序是后人所加，不表明相如作此赋的意图，也不是相如代陈皇后（“金屋藏娇”中的陈阿娇）向武帝倾述衷肠和求得庞爱而作的，而是谴责皇帝的冷酷无情，并对陈皇后遭冷遇表示同情。

说起司马相如自然使人想到卓文君，他们那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曾多少人为之感动。相如交游诸侯，几年之后顿生倦意，思念家乡，就回成都去了。临邛县令和相如是好友，邀请相如到临邛。临邛首富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死了丈夫，住在娘家，文君喜欢音乐，司马相如是知道这些的。卓王孙举行宴会，相如以弹琴来取悦文君，卓文君看了司马相如的风采也很欣赏，就和司马相如私奔回成都去了。卓王孙为女儿私奔十分生气，断绝父女关系。其实司马相如游历四方，除了一架漂亮的马车外，是家徒四壁，和文君回成都老家日子过不下去，文君建议到临邛，在卓王孙的门口开了一个小酒馆，文君当炉，相如涤器，一家夫妻店。卓王孙以之为耻，闭门不出，后在劝说之下，不得已，分给文君僮仆百人，钱百万，于是俩人又回成都，置买田宅，过起了舒适的生活。

这是司马相如被征召之前的事。武帝看了相如的《上林赋》十分高兴，就以相如为郎。以后武帝开西南夷，由于将领唐蒙措施不当，引起巴蜀人的恐慌，就令相如去巴蜀，写了《喻告巴蜀民檄》，又以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蜀中人把司马相如当作时代庞儿，颇为之骄傲，卓王孙也感慨说自己女儿嫁司马相如晚了，分给相如和广君的钱财更多，同他的儿子一样。司马相如晚年居长安茂陵，不问朝中事务，作有《谏狩猎疏》、《哀二世赋》和《大人赋》，武帝读了《大人赋》有飘飘欲仙、驾云腾飞的感觉，好象在天地之间翱游。相如去世前还作了《封禅文》，这些文章都收录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使之成为《史记》七十列传中最长的一篇。

西汉巴蜀还有两位文化精英王褒和扬雄，他们都好词赋，扬雄又好哲学，著作多，对后世影响很大。

王褒字子渊，是蜀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北）人，非常喜欢音乐，工于诗赋。宣帝时，在益州刺史王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应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受宣帝赏识，就和刘向、张子侨等待诏金马门，一时间成为宣帝信任的人，不久又擢升为谏议大夫。皇太子有病，宣帝让王褒到太子宫中陪伴太子，给太子消愁解闷减轻病痛。王褒朝夕不离，给太子诵读奇文异书，自己也写文章读给太子，直到太子病愈才离开。太子最喜欢王褒的《洞箫赋》，常常要后宫的才人诵读。王褒常跟随宣帝打猎，宣帝所经过的地方，王褒都作诗赋歌颂，算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御用文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在奉命前往益州祭祀金马碧鸡之神时死在半道上。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王褒有赋十六篇，现存有《洞萧赋》、《九怀》、《甘泉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九怀》形式模仿《九歌》，而其意趣差不多是就《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敷衍来的，内容较空洞。《洞箫赋》是王褒独具特色的代表作，在描写音乐的赋中也是较早的一篇。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

扬雄（公元前53—18）字子云，晚于王褒，是蜀郡成都人，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少年时好学，博览群书，酷好辞赋。竟然也和司马相如一样口吃，不善言谈，而思想深刻，家景不富，却不羡慕别人有钱。四十岁后，才能游历京师长安，大司马王音召为自己的府内侍从官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颇好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此时扬雄颇有锐气，表现出积极参与国事的进取精神，两年之内，先后献给成帝《甘泉》、《河东》、《羽猎》、《长扬》四大赋，想仿相如用“劝百讽一”之辞赋表达对国事的思考和关心，希望君王能振作起来，但并无效果。四赋中《甘泉赋》最有名，和司马相如相类似，用铺张的写法描绘天子祭礼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有讽谏之意。

在汉哀帝时，丁明、傅晏、董贤等人把持朝政，依附于他们的人得高官厚禄，此时扬雄正在撰写《大玄赋》，倡言《尚书》、《周易》，喜说黄老之言，不做趋颜附势之态，淡泊名利。于是有人嘲笑他以“玄当白”（即当是黑而还要白），无禄无位，扬雄为此而作《解嘲》为自己辩护。后又作《逐贫赋》，真实地记下自己的贫困生活。据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之。”扬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逐贫赋》，扬雄并非乐意贫困生活，只是有着自己的节操而已。成帝时与王莽、刘歆同列为官，哀帝初，又与董贤并，成、哀、平三帝期间，王莽、董贤相继为三公，贵显一时，所荐之人莫不被起用升迁，但扬雄三世不徙官，“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全在他有节操。

西晋时川中又出了史学家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是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陈寿少年时代很好学习，后来跟随谯周读书，也就是那个劝后主刘禅投降的谯周，在蜀汉时曾为观阁令史，因为不愿意屈从宦官黄皓，多次被贬黜。进入晋朝以后，做过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在晋灭吴后，集合了三国时官私史料，撰成《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还有《古国志》、《益部耆旧传》，编有《蜀相诸葛亮集》等。

在前面说巴蜀文化源起的时候，多次提到《华阳国志》，这部书的作者常璩是蜀郡江原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庆县三江镇）人。常璩字道将，他的准确生卒年月无法考出，史书缺载，大致生于西晋惠帝初年，卒于东晋穆帝末年，享年六十岁。

常璩出身世家，在割据巴蜀的李氏成汉政权中做过散骑常侍的官，桓温灭掉成汉以后，常璩被桓温任用为参军，随晋军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今南京），在东晋没有受到重用。《华阳国志》写于常璩晚年，约在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到十一年（公元348—355年），所记内容是从远古传说到晋永和三年的史事。全书共分为十二卷，一—四卷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载了西南地区的历史与地理，但以地为纲，按晋代梁、益、宁三州之下的郡县，分别记述，颇类《汉书·地理志》。五—九卷，是《公孙述　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以编年的形式记述巴蜀地区几个割据政权，即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的历史，其中的《大同志》是记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十二卷，是《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记西汉至东晋的贤士列女。

《华阳国志》中保存了大量古代西南地区的历史事实，是研究古代巴蜀的重要参考史料，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史志。常璩还有《汉之书》，但此书已佚，现在看不到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是人人皆知的，他出生于武后长安六年（公元701年）的蜀中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李阳冰在李白诗集《草堂集》中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白降生时，她母亲梦到太白金星，就给他起名为白，字太白。他祖籍是陇西，李白《赠张相镐》诗中有“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但也有人说李白先祖是被流放到陇西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李白父亲在神功初年逃回巴蜀广汉，“因侨为郡人”。一般人认为李家为富商，“在长江上游的中游分设了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所以李白少年时代能在江油老家安心读书，为其以后的卓越的文学才能打下基础。据《年谱》记载，李白五岁发蒙读书，读的是说六甲（是六十甲子历书之类的儿童识字书），可能是那个时代巴蜀地区的儿童识字读本，六甲恐怕不单单是李白家人教他读的认字书，应该是当时巴蜀地区流行的儿童课本。巴蜀人教孩子读书是从历书开始，也是大别于后世讲历史和道德品质为主《三字经》、《千字文》等之类。汉代巴蜀文化中律历就是其一大特点，降至唐代儿童教育还从历书开始，难怪巴蜀会有洛下闳这样的天文历法大家。

李白也确有天赋，十岁就看诸子百家的书，并且粗通历史。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李白的幼年教育是十分优厚的，即有不错的老师教他读书，以有很多好书可读。唐玄宗开元三年，李白十五岁，正值豆蔻年华，青春少年，是学习的好时光，李白开始读一些世间较为罕见、古奥奇妙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他以后的诗风性格是有影响的，并写作诗赋，学习击剑，仿游侠剑客之作为。蹬山临水，林下岩上，寻仙访道，为他诗歌中的浪漫情怀作了铺垫。书籍和山水盛景给李白豪迈的性格，加之游侠行为，所以很能交朋友，隐者居士，英雄豪杰，地方官吏都有交往。他的诗中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李白少年时作的赋有《明堂》、《大猎》等。在《与韩荆州书》中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诸侯也就是上面所说他所交的朋友。

李白学侠颇有成绩，魏颢《李翰林集序》有“少任侠，手刃数人”之句，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在《感兴八首》中有“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秉性和诗歌气魄是青少年时代在蜀中形成的。《李太白编年诗注释》中在十五岁那年（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录有五首诗《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望夫石》，这五首诗《文苑英华》中都有，是用白描和方法写景，格律规整，描景状物，虽无惊人之句，但一般初学作诗的人远远赶不上的，如《晓晴》一首：“野凉疏雨歇，春色偏萋萋。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纸。野花妆面湿，山草纽斜齐。零落残云片，风吹挂竹溪。”当然上面几首诗是李白早期的作品，不必是十五岁，或早或晚，都只能说明诗人的天赋。

李白十八岁那年开始和赵蕤交游，跟着他学习一年多。赵蕤是梓州盐亭人，“任侠有气”，也就是豪侠有气魄，有操守气节，精通纵横学说。他写有一本《长短经》，也叫《长短要术》或《儒门经济长短要术》，该书游荡于儒、道两家，并杂取诸子的学说，推尊姜太公、张良、诸葛亮等人，主张“在代不同礼，王霸不同法”，而且以“救弊”及“经邦济世”为己任，其主导思想是为帝王出谋划策，平定天下，经营国家。李白一生都怀着经邦济世的报负，渴望能得到皇帝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且仿效姜太公、诸葛亮的作法，不去应试求功名，要以才气显于世，使帝王来宝马雕车、仪仗隆重地请他入庙堂。于四十二岁应诏进京时还天真地写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以说赵蕤对李白的影响十分巨大，十八、九岁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刻，也正是一个人由幼雏变成熟的时期，由于李白读书很多，并结交隐士奇才，巴蜀之地的传统文化在李白身上积淀十分厚重，给青年李白带来融会贯通的充盈，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

此间李白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戴天山也叫大匡山、大康山，在江油县。道士匿迹山林，常有惊人的思想，李白是喜欢和这些人来往的。二十岁时，李白游成都，作《登锦城散花楼》诗。礼部尚书苏廷页出任益州长史，李白在路上投书于苏，受到夸赞“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然后去游峨眉山，有《游峨眉山》诗，并写下名篇《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此诗已表明李白诗风渐成，又有豪气，胸怀大志，正当少年气盛。此后到二十四岁，李白一直和东严子隐居于岷山之阴，身不出山林，足不迹城市。当然不能说李白之四年去修道练丹了，况且刚刚成年，胸怀“经邦济世”之志，那里能脱籍山林，悠游山水呢？当是去闭门读书，丰富看书，长经世报国之才。这几年，李白也无诗文留下，其《上安州裴长史书》只说是“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读书生活固然不算清苦，但也不能如李折所言如此以养殖为业，同禽鸟杂处，太守举荐他们有道行，他们都不去。这期间李白充分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热爱山水树木，草虫禽鸟，使之有相当开阔的胸怀，诗风浪漫而使人鼓舞。

李白二十五岁，再游峨眉山，峨眉盛景，稠人广众，使李白匡世的思想更加强烈，他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并有《别匡山》一诗作别家乡，诗末写道“莫谓无心恋清景，已将书剑许明时”，李白决定将自己的文韬武略贡献给大唐王朝。他辞亲远游之目的是为寻找出路，他不愿由科举出任，希望能以名声显天下，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成为帝王之辅弼。但是出蜀以后，“遍干诸侯”毫无结果。开元十八年春夏间，李白第一次上长安，仍无结果，却有北门之厄，十分忿懑，有《行路难》、《蜀道难》出。天宝元年秋，李白奉诏入朝，据说玄宗十分隆重的接待了他，“降辇步迎”，“御手调羹”。此时玄宗已无奋发图强之志，只用李白为侍宴文人，待诏翰林之职，不过是应制作诗而已。两年后以非庙堂之器，而赐金放还。晚年因依永王李麟获罪而流夜郎，不久遇赦而回。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李白六十三岁，病逝当涂，写绝命诗《临路歌》（应为《临终歌》），仍以大鹏自喻，只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却对自己诗歌作了豪迈的预言。

李白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而又怀才不遇，这和司马相如形成对比。司马相如至多对帝王用词赋讽谏，他在长安为郎时，并不热心政治，而是十分超然地过自己的日子。李白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意识强烈，但为历史条件所限，其济世安邦的热肠不被人理解，到处碰壁。其思想矛盾苦闷，反映于诗歌，“和蓄万古愤，向谁开豁？”在李白身上是诗酒不分的，诗人好酒也是在中年以后，以诗酒来排遣自己对当世的不满和政治抱负的无法实现。李白的浪漫情怀更直接地表现于山水诗和仙游诗中，诗人山水诗中很少关于客观景物的精工刻画，他的艺术天才主要表现于其大胆而又始终不离具体形象的卓越想象力。自然景物使他产生灵感的契机，又把感情寄寓于变幻莫测的自然景物。他的仙游诗中仙山琼阁富有人间烟火气，而真实的山光水色又使人感到游离恍惚、如入梦幻。李白仙游诗飘渺而有人情味，也是诗人乐观豪放性格的体现。李白同样又是一位感情细腻的人，其极富感情色彩的别离怀念友谊诗又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如《静夜思》、《赠汪伦》、《赠孟浩然》等许多诗篇，可以说李白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为我国诗歌的一个终极。

在唐诗中从来李杜并提，杜甫（公元712—770年）恰恰也与巴蜀颇有关系。李白和杜甫相识并有很深的友谊，一个是诗仙，一个诗圣，是唐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到长安应试不第，流落那里近十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举家困窘，不得已投奔担任鼓州刺史的诗友高适。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岁末到达成都，不久就在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了住处，是在高适等朋友的资助下，取名叫“草堂”。房子建成后，又在周围种了竹子、树木，一个小小的园林。杜甫很高兴，作《堂成》一诗，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不管怎么说巴蜀人是宽厚，差不多是相当温暖地接受了诗人。(www.daowen.com)

杜甫在成都草堂生活是他一生中比较安定的一个时期，诗人的身心都得到了慰济，虽然没有歌舞欢宴的喧嚣，车马旌旗的威仪，这种平定安静的生活的确使他有了一个休息的机会，再加上严武、高适这些官位不低的朋友的优待，诗人的生活也算安闲自在，其情景可在《江村》一诗中看到，“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为药物，微躯身外更可求？”但巴蜀也不平静，由于内乱，杜甫全家又到梓州去住。其间史朝义兵败自杀，安史之乱取得重大胜利，杜甫写下了充满希望欣喜之情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又回成都草堂，入严武幕，但不久严武暴卒，高适又死于长安，蜀中生活不便，杜甫决定出川。乘船沿江而下，在云安（今云阳）养病半年，又东下夔州（今奉节），受到邛南防御使柏茂琳的优特。柏是诗人在成都的旧交，划给杜甫果园、稻田，并派给仆人数个。在夔州生活一年多，由于物质上相当充裕，夔又有许多名胜古迹，陶冶了诗人的灵性，在诗歌创作上有了新的开拓，形成诗人创生涯的一个高峰期。

夔州生活是比较安定舒适，山川秀丽，人物灵气，诗人在此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但这里并没有留住诗人，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中旬，杜甫一家在白帝城下放舟东下，前往江陵。杜甫前后在巴蜀居留九年多，在成都草堂作诗二百六十多首，梓州及附近写诗一百六十多首，在夔州为四百多首，合计共有九百多首，超过其一生写诗总数一千四百多首的半数，很多名篇佳作都是巴蜀地区写就的。

到了北宋巴蜀地区出了另一位伟大的诗人、豪放派词的创始人苏轼，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苏东坡。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是四川眉州眉山人（今眉山县），生于宋仁宗赵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他的父亲是苏洵时年二十八，《三字经》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就是指苏洵，他号老泉。在苏轼四岁时，他的弟弟苏辙出生了，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这样唐宋散文八大家中三苏就齐了。苏轼开始读书并不早，比李白晚两年，七岁始知读书，喜欢听巴蜀掌故，初识字就能记诵，曾在眉山朱姓老尼姑那听说后蜀主孟昶宫中的故事，能诵花蕊夫人《玉楼春》词。

苏轼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进入眉山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而他的老师是眉山道士张易简，在百余名同学中苏轼成绩十分优异。苏东坡弟弟苏辙在为他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叹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可见苏轼后来的成名和其早期在川中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苏母能文，教儿子史籍中的故事，激励他奋发图强。苏轼少年立志和其家庭熏陶是分不开，除了他母亲的教诲，其父辈对他影响也是极大的。苏轼祖父苏序“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自道，敏捷立就。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苏洵《嘉祐集》卷十三）苏序死时苏东坡年十二岁，苏序晚年好诗，必于含饴弄孙之间深刻影响苏轼，而其诗又是“表里洞达，豁然伟人”，苏序胸怀开阔，豪放乐观，性简而随和，乐善好施而富于智慧，良好品格对苏轼有着很好的影响，现在虽然见不到苏序诗，他儿子话是可信。苏轼父亲苏洵是古文大家，他“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欧阳修称其文“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苏洵严谨的性格，深厚的古文功底，成为苏轼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的基础。

苏洵发奋读书岁晚，后多次应试不中，便将改换门庭、重振家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自己也痛切地说“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嘉祐集》卷十一）苏轼与苏辙就是从小着力培养，授以经书，学习声律对偶，攻读孟、韩文章，以应举为目的。苏轼自己也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东坡集》卷二十九）这又和李白形成鲜明对照，李白也是十分好读书，却以观奇书、会高人为善，极慕古代高人，以修养自己的知识为目的，当然也是胸怀经邦济世的夙愿。

由于在家庭中受祖父母的影响，使苏轼从小在读书上十分有天赋，颇得读书之要领，能过目成诵。他曾讲过小时候，“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东坡集》卷二十四）此年苏轼年仅八岁，刚入学读书，除天分外，若没有祖父母的诗文启蒙，焉能如此。苏东坡在读书方面有早慧的才能，其诗词的浪漫情怀、豪迈气慨在小时候就有所表现，《东坡题跋》卷三有《记里舍联句》，“幼时里程建用、杨尧咨、弟子由，会学舍中大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苏轼从十岁到十二岁都是一直在家里读书，十三岁开始和弟苏辙一起到眉州城西社眉州教授刘巨的门下读书。前面所说的雨中联句一事是发生在十四岁那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苏洵领着苏轼兄弟二人游学成都，苏轼作“正统三论”，并拿它去拜见张方平，张十分赏识，为苏轼的文采所震惊，以国士之礼相待。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二十一岁，在父亲苏洵的率领下和弟苏辙父子三人离家进京应试。同年八月考试举人，苏轼兄弟均中选。二年正月，北宋文坛宗主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父子三人一时名震京师。欧阳修一看到苏轼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便震惊异常，以为非常之人，既而又怀疑是其门人曾巩所作，便给了第二名。但是在复试春秋对义时，苏轼还是考得了第一名，这是正月礼部考试。同年三月宋仁宗在崇政殿亲主考试，苏试中进士乙科，弟辙也同榜及第。苏轼至书主考欧阳修，在诗人梅尧臣在坐，欧对梅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的文才使欧阳修也要让他三分。四月苏轼母亲程氏夫人病故，苏氏父子三人回家赴丧，苏轼在家服母丧三年。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兄弟被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策考试，宋仁宗亲自主持考试，苏轼获三等（自设制策科以来只有两人入三等，苏轼居其一），苏辙入四等。为此仁宗赵祯十分高兴，回宫对曹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不仅有文才，而且行政事务方面也极具才华，很有能力，非只读死书的腐儒可比。

苏轼从二十七岁任凤翔府节度判官起，直到六十六岁病逝，共四十四年，除了回家居父丧三年，三十七年间都在川外奔波。苏轼虽少年得志，但以后的遭遇颇为坎坷，被当作罪人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岗）、惠州（今广东惠阳市）、儋州（今海南儋县），共十四年，任京官仅有八年，其余都是地方官，其中贬黄州前还有“乌台诗案”，在狱中关了近半年，差点送命。苏东坡的不幸经历给他的诗词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苏轼在文学上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宋词的豪放一派。后唐五代以来，人们都指词为艳科，视为小道，苏轼把词引向整个社会，扩大词的意境，改变词的柔靡风格，使之同诗一样有表现力。苏轼曾自论其文说“吾文若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产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这说明苏轼有充足的文化积累，遇有合适，总能全面会总，一泻千里，纯是勃发于心灵之中，毫无搜肠刮肚之虞。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虽仅两字已经概括了宋词豪放派两代表人物（稼轩，辛弃疾）的特点。所谓旷是指苏词意境旷达，是一种开怀向上气质的流露，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快哉亭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

苏轼与李白同样有着浪漫主义情怀，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诗文一挥而就，毫不粘忍，两人在才情上有相通之处。苏轼在诗词中也常以李白自况，敬仰李白，盛赞其诗。苏轼评李白诗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又说“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卒然之句”（《东坡题跋》），语虽肯切，是否也是自道？

南宋时川中又出一位大史学家李焘（公元1115—1184年），他继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花四十年时间又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记述北宋历史。李焘字仁甫，号巽岩，眉山丹棱人，二十三中进士后，长期在蜀中作地方官，晚年官至兵部员外郎，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李焘为官清正，终生不置姬妾，亦不置产业，同情百姓。《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最详细的北宋编年史巨著，有九百八十卷之多，南宋亡时也未能刻印完全书，只有抄本和部分刻本。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已不完整，分为五百二十卷。从现存的内容看也是十分丰富，忠于史实，考证精详。李焘博学多才，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法、兵书，又擅长诗文，一生著述五十种之多。

明代的扬升庵（公元1488—1559年）也为人所熟知，名慎，字用修，号升庵，是新都人。出身世家，其父扬廷和十九岁成进士，后来官至宰辅，其两们叔叔也是著名诗人和学者。从小扬升庵就表现出相当高的天分，二十四岁高中状元，但是入仕以后道路很不顺利，又在所谓“仪礼案”之争中触怒嘉靖帝，被两次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当时年仅三十七岁，以后到死大部分时间都在戍所度过。杨升庵一生著述达四百多种，堪称世界之最，留存至今的也有一百五十种。其聪慧过人而又兴趣广博，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涉猎，明代《四川省志》中的《全蜀艺文志》出自他手，在云南，整理编辑了《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南诏野史》等，其诗文更是广为流传，为人所欣赏。

清代中叶川中有两位文化名人李调元（公元1734—1820年）和张问陶（公元1764—1814年）。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罗江（今德阳市境内）人，自幼聪颖好学，二十九岁中进士，因清廉刚正，被人构陷，流放新疆伊梨，中途准予以万金赎免，五十二岁回故乡耕读田园，再不出任。李调元对巴蜀文化有着极大贡献，就是编刻出版《函海》，该书收有一百五十种以上有关巴蜀的著作，袁枚读到李调元寄赠的《函海》之后，曾寄诗说“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若山中业，《函海》书写海内容。”当时和李调元同时代的全国学界名流都和李调元有联系，书信往来。如姚鼐、袁枚、赵冀、戏曲家蒋士铨等。李调元对川剧艺术有着不小的贡献，曾自组“家班”，编演大型戏剧。

张问陶字仲治，号船山，著有《船山诗草》二十卷。张船山是遂宁人，也出身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进士及第，后辞官定居苏州。张船山的重要成就在于诗歌上，乾嘉时期诗人辈出，袁枚是公推的诗坛主帅，此外还有赵冀、洪亮吉、蒋士铨、黄景仁等也都很有成就，张问陶作为他们的诗友受到高度赞扬。

巴蜀之地有这么多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流芳千古，更有一种诗歌体裁也是源于这一地区。

竹枝词是由巴东地区的民歌发展而来，一般认为夔州是其源头，任半塘先生考证，竹枝词有七言二句体和七言四句体，间或有五言四句体，七言四句体源于巴蜀，而二句体则较早，现在所见到的二句体不多，如唐宪宗时皇甫松有“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隔子（竹枝）眼应穿（女儿）。”“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其中“竹枝”、“女儿”是和声，竹枝词就是有领有和有歌有舞的一种活泼的民歌形式。在唐代及以后的乐曲中有以竹枝、女儿命名的曲子，如《竹枝子》、《女儿子》，这些曲子应来源于竹枝词的民歌。

四句体的竹枝词在盛唐以前已经流行，中唐为刘禹锡倡导为民歌体。竹枝词初期是一种歌舞形式，或手足舞蹈或手持竹枝舞蹈，因此以竹枝词命名，也有叫《竹枝曲》、《竹枝歌》或《竹歌》的。《乐府诗集》说“竹枝本出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焉！”刘禹锡《竹枝》自序也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有《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新、旧《唐书·刘禹锡传》也都有相似之记载，由此也证明竹枝词为巴东山区的民间歌舞形式。最初在祭神、婚丧的活动中表演，到唐代中期发展为劳动之余中的娱乐形式，杜甫有“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西新赁草屋五首》），杜甫在夔州就对竹枝词的前身很熟，听到不少，有说杜甫《夔州歌》的二首就是仿这种巴俞曲而作的，“东西一万家，江北东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苦。睛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真正把民歌形式的竹枝词雅化为七言四句标准平仄形式，要算是刘禹锡和白居易。竹枝词作为一种民歌形式，其曲调可能是比较固定的，一如现代的民歌，或有变化，也应只是数种，而其歌词是多样的，从不同地方不同人的口中唱出可能就不一样。因其起于民间，歌词多用土语方言，唯歌者和当地人明白，刘禹锡只是按韵把歌词改写规范，用竹枝为题，也就成了竹枝词。如“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浓愁。”自刘、白二人竹枝词雅化传开，这种民歌形式流行一时，不再属于巴渝特产。其曲调更是在教坊中出现，如孟郊《教坊歌儿》有“能嘶《竹枝词》，供养绳林禅。”张籍《江南行》有“娼歌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等等。刘禹锡的诗歌也受到竹枝词的影响，如《潇湘神》，“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竹枝词流传开来，各地都纷纷仿效，自唐以下各代，各地都有，历代诗词文人都写过《竹枝词》，发展到后来，竹枝词成为一种歌咏风土民情的诗体，专咏一地风物，既有文学性也不乏浓浓的生活气息，幽默诙谐。元至正年间，杨维桢作《西湖竹枝歌》，各地文人踵起效仿，如《苏台竹枝词》、《粤南竹枝词》、《长沙竹枝词》、《台湾竹枝词》。到清代尤侗撰《外国竹枝词》百余首，《竹枝词》可谓是跨出了国界，并的确有人写有《伦敦竹枝词》、《柏林竹枝词》之类。而巴东早有《夔州竹枝词》，而整个巴蜀地区明清以来流传的竹枝词甚多，据统计，四川有七十三个县市有竹枝词流传下来，除成都最多以外，三峡地区为次，而在川边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竹枝词流传。

越到近世竹枝词越带地方性，其内容都是以地方的人情事物、风俗趣闻为主，一方面表达作者的对事物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如清代成都人杨燮的竹枝词，杨燮号六对山人，有《锦城竹枝词》百首，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语虽不多，但形象地说明清初四川大移民的事实，明、清对四川进行过大量移民，宋末、明末四川人口损失很大，以至找不到十世以上的成都人。

描写城市妇女生活的有，“城中上冢趁睛天，女娇夸多走接肩。穿过街坊来狭陌，菜花黄到绣裙边。”“乡里年年来买叶，城中渐有养蚕家。不图丝卖学消遣，妨下黄沙天气些。”“脂粉不施露真面，‘梨花街’上拜香台。轿帷深下豪家女，不为药王谁走来？”“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欢。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伏人高处看。”

反映成都旗人生活的有，“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满汉四书》念时艺，蓝衫骑马泮游回。”“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逢着忌辰真个空，出城添得钓鱼竿。”

反映川剧演出状况的有，“见说高腔有勾莲，万头攒看万家传。生夸鼓四旦双彩，可惜斯文张士贤。”其下自注说“勾莲官在乡班中，每一进省，则挤墙踏壁，观者如云，其实貌亦中人，艺特超超耳。彭四扮生丑戏，机敏圆活，随侍前任保制台至伊犁数年，还省后仍技痒度曲，不惯闲也。曾双彩初出台时，貌美如花，一时无两，亦颇能画山水花草，见者欲以八百金买出之，班主不从，今彭、曾俱在‘舒颐部’中。张士贤在‘上陞班’，扮净，唱胡琴腔一气可作数十折，吞吐断续往往出人意外，性好读书，亦知作诗，茶园酒肆中，时与人论文字，灯下高声诵唐唐宋大家古文数篇，习以为常，因有张斯文之目。”

又有“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是说陕西会馆唱戏的规矩，放三次爆竹就开戏，而不是象京城三次锣鼓开戏。

筱廷有《成都年景竹枝词》记咏年节时候情景，又有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整顿冠裳色色新，年糕年酒馈亲邻。贫家也有娇儿女，乞得花枝当宝珍。”“队队衣裳簇簇新，相逢道喜贺阳春。无愁百岁惟今日，醉里何须谢主人。”

竹枝词对社会变革、战争、重大事件都有反映，如写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军阀的，闵昌铨《问聃杂俎》有《辛亥竹枝词》，“中元日子四川城，大帅开枪打好人。数十街民皆倒毙，德宗牌位也横陈。”“赵屠武力靠巡防，一出成都太莫详。几个团丁打不败，好留城内打先皇。”……而陈宽《辛刻花市竹枝词》有“劝工业继劝农忙，奔走全川大小商。机械人工谁战胜，利权端的属西洋”等等，还有许多如此类型的。

清末民初，新旧思想冲突，剪发易服，西方物质文化的传播，给竹枝词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二、三十年代，由于四川军阀混战，变乱纷呈，社会动荡，引发人们写出更多的竹枝词，所以这一时期的四川竹枝词可以说是最多的，并且最浅显易懂，使人一望而知。所涉及的范围遍及整个社会层面，从人的穿衣打扮、举止行为、饮食起居，到社会新闻、新生事物、节日庆典、城市乡村、街头村巷，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无所不包，是一幅很好的社会背景图。有《成都竹枝词》和《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已将巴蜀地区竹枝词搜罗殆尽，有兴趣者可以极方便地翻检自己想要的内容。